在1940年前后敌后国民党将领纷纷投敌风潮的烘托下，日方策划的“桐工作”得以开展毫不意外——如果说国民政府与日方的周旋也是一种“曲线救国”的话。

一九四零年五月十三日晚上，双方代表再次开始了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还是“满洲国”问题、日本在华驻军问题以及共产党问题。关于共产党问题，章友三向日本方面暗示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不久的将来国民政府会“毫不留情地讨伐共军”。

关于前次商定的“备忘录”，在重庆成为问题的是承认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我想如果把这些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进行商谈，即使在汪兆铭政府的善后问题上有些困难，也不会成为决定性的障碍。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防共，但希望不要先把“华北”两字提出来。现在先是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解决。表面是如此，实质上会是毫不留情地讨伐共军，不久将来日本方面将会了解其真相。

会谈持续到十七日，鉴于一旦提高谈判级别很难做到保密，双方决定六月初将谈判移至澳门继续进行。

六月四日，在“澳门市郊一家像凶宅一样的空房子的地下室”，显然“更为郑重”的会谈“每晚点着蜡烛进行”。日本方面代表“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委任状，重庆方面出示的委任状内有委员长蒋介石的签名，在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盖了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的小印”。

让日方感到意外的是，那个“宋子良”突然间叫“宋士杰”了，说“宋子良”是他的别名。

日方对“满洲国”问题态度十分强硬，因为板垣征四郎定下的原则是：“承认满洲国是日本的绝对要求。”

重庆方面表示，蒋介石有实现和平的愿望，愿意克服国民党内部“错误的对日观念”，特别是在反共问题上国民党内部是一致的。因此，为了迅速结束战争，鉴于中国方面的诚意，日本方面应该放宽条件。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但同意“举行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会谈”，以便“一举解决”所有谈了又谈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双方代表再次回去各自汇报。

突然，大批日军战机飞临重庆上空，向中国战时首都倾泻下暴雨般的杀伤弹、爆破弹和燃烧弹。日军把这次大规模的轰炸叫作“第一〇一号作战”，目的是“压制并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以便“配合对重庆的‘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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