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的御民之术，就是不让有政治权利的人太富有，不让有财富积累的人有权利，另外，不能让农民吃的太饱。

这一套也不过是舶来品，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日本版而已，但德川幕府的这套御民之术却有个副作用，是将军家绝对想不到的，他们这么搞，变相奠定了日本时尚史的基础。

德川幕府开府之际，商人们说苦也苦，说乐也乐。说苦，是他们被编定为四民中地位最低的一类，只比贱民秽多、非人地位高一点，又经历“享保改革”的打压，被迫臣服于武士特权，可说是毫无地位。说乐，是他们实在太有钱了。

德川幕府初期还是收取实物地租，但大名们总不能去以物易物，兼且参勤交代、财政支出都需要用钱，武士们只好把自己用实物（米）交付的俸禄拿到商人们开办的过“札差”、“藏屋敷”和“挂屋”等商业机构换取金银，德川幕府在关东、关西分别实行的金银并轨制，其汇率和利润当然也操纵在商人们的这些机构手里。所以江户时代的著名儒学者太宰春台直接说“天下经济权转入商人手中，主要之宝物（米）为商人掌握，武士之台所变为町人之台所。”

不仅如此，经历过战国时代城下町大发展和商圈兼并潮的商人群体们，已经同气连枝，高度团结，互通有无，形成了自己针扎不入、水泼不进的商业文化。正如荻生徂徕在其《政谈》中所评论的那样，“日本全国商人互通声气，地方与江户的物价保持平衡，又使百万商人结成整体，其势力就连将军、大名也无法战胜”。

商人群体占江户时代总人口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10%，最多时不过七十万，但却不仅成了加贺、广岛、萨摩、仙台、肥后、鸟取、南部、尾张、纪伊、津山、土佐及福岛等地的各藩主的债权人，还通过垄断物流渠道和实行包卖制度垄断了几乎所有的商品贸易和地方金融，形成了七十万人的垄断集团，富可敌国。所以太宰春台感叹“金银之富，悉为商人所藏”。

商人阶级太有钱了，但人身权和财产权都没有政治和法律保障，不仅有可能被武士以“非礼冒犯”的罪名一刀砍翻，还有可能被幕藩领主一纸命令剥夺财产。鉴于此，江户时代的富商们做出了非常符合人性的行为选择——醉生梦死，挥金如土。

大阪的土佐堀川上有一座淀屋桥，是江户时代中之岛米市开办时，一位大商人出资修建的，他的店号就叫淀屋，岂止是这座桥，连土佐堀川最早的名字也叫作淀川。这家的生意非常之成功，不仅做到了第一木材商的位置，还订立了全国的米市标准，据说资产一度达到二十亿两白银。

这家的居所之豪华，甚至远超将军家，其红漆走廊、玻璃屋顶，绝非长期依靠豪商们的无条件借贷来支撑财政的幕府将军家可以想象。淀屋的第五代淀屋辰五郎，也就是淀屋三郎右卫门广当，更是穷奢极欲，不仅完全不顾“俭约令”、“奢侈禁止令”的规定，总是身着僭越身份的里外全白锦服，还曾为茨木店的艺伎玉菊一夜花去千两黄金。结果怎么样？被没收全部财产，人也不知所终。

幕府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的幕府御用商纪伊国屋文左卫门和奈良屋茂左卫门，前者最出名的事迹，是把仙台伊达藩第三代藩主伊达纲宗被追着打的地方——吉原整个包了下来，纵情欢谑整晚，还把碎金子撒满吉原，看游女们争相去捡，就当驱鬼了。后者最出名的事迹，是在隅田川乘罢凉，直接把饮酒的金杯扔水里了。

两个人还斗富。有一次，奈良屋茂左卫门送了两盘据说“今天再没有地方可以吃到”的荞麦面给吉原某太夫，让纪伊国屋知道了，觉得奈良屋实在是太小气了，区区荞麦面，为什么不给吉原的每个姑娘都送一份。结果纪国屋的手下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荞麦面店，都没有买到荞麦面，因为他们的存货都被奈良屋买光了。

还有一个雪天，两个人同时再吉原扬屋办桌赏雪。纪伊国屋想了个坏主意，将自己的宴席移到对面去，让艺人们吹打起来，就开始往雪地中不住地泼洒银钱，结果路上的人纷纷来踏雪寻宝，把雪踩成稀巴烂，对面的音乐也咿咿呀呀不成腔调，奈良屋败兴而归。

还有一年夏天，闲人们都挤在隅田川，等着看纪伊国屋今年的来乘凉能搞出什么新花样来，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只看见三三两两的朱漆酒杯顺流而下，里面是河水冰好的美酒。众人抢酒之际，纪伊国屋本人在河边的树下以此景下酒，好不快乐。两个人本来就是有第五代将军家的人脉支撑的“红顶商人”，随着将军家的“改朝换代”，两个人的经营都陷入了困境，一家惨淡经营倒是一直延续到大正时代，另一家干脆破了产，隐居到了吉原边上的浅草寺，闲散度日。

就是这样财富聚散不由自己的商业环境，和即便积累了再多环境也无法跳出政治桎梏的精神苦闷，造就了这样的挥霍方式。伊国屋文左卫门和奈良屋茂左卫门表现得尤其明显，不仅要自己享乐，还要充分发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精神，让周围的人都享受金钱的快乐，在吉原的灵台方寸山挥洒自己的粹之精神，这就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游郭”文化。

诚如加藤玄悦的《我衣》中所描述的那样，“昼如极乐，夜如龙宫，诸国山珍海味，优先运至此地，家家户户漂异香，成群游妓媚袖扬。游客人花百金我施千金，争相消费，是为此处之风尚也”。“游郭”是用金钱塑造出一个忘却现实的享乐世界，一个摆脱封建制度重压的避风港，一种实践及时行乐价值观的行为艺术。

这么一来，几乎人人都感受到了金钱的好处，也争相模仿起豪商们的行事风格和装扮来。平民姑娘开始穿上连中等武士家庭的姑娘们都很长穿得起的美丽宽大的和服，一天两餐的老习惯也让位给一日三餐和吃路边摊。人人争相住起了铺设榻榻米的房间，往前倒退几十年，下级武士家都很少这么干。有了豪商们的力捧，吉原的太夫们自然受用着最好看、最时尚的物品，他们的发式、服饰、美容方式乃至礼仪、举止做派，纷纷被将军、大名家的夫人小姐们学了去，普通人家的姑娘们则纷纷穿上昂贵华丽的京都和服，头上插着红色丝绸的花簪……这种将奢侈视为寻常事，努力追求如浮萍一般的时尚的风气，渐渐无法遏止，成了城市生活的一种主要倾向。

幕府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民风思变总归是值得恐惧的。幕府除了制造抨击豪商们的奢侈消费、纵欲享乐的舆论环境，还试图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限制他们，三令五申“俭约令”、“奢侈禁止令”或有关“触书”，规定巨细靡遗，从家里的大门最多能花费多少钱，规定到家里的佣人“从衣领、袖子，到上下身系带、头巾、手巾、零物袋、腰包等”，只许用什么材料。

但风气变了就是变了，不仅普通民众不理这一套，儒学家们也纷纷抱着理解之同情来看待豪商们的所作所为，甚至将之合理化，连豪商们中间也出现了从学理上为自己辩护的思想家。

京都巨商出身的灰屋绍益在其被誉为日本近世随笔文学金字塔尖的《繁华草》中，对幕府一再发布奢侈禁止令明确地提出批评说:“如若成俭约之世道，万人则会以吝啬为本。……若成俭约之世，价值贵重之物则无人购买。此事若广为世间之习，日本之金银宝物则将减毁过半。”他丝毫不觉得通过炫富来促进金银这种宝物在世间流通有什么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得明白：“使他人受苦受制，用不合理之规定为主人谋利得之事，既可憎又可怕……如果各地各藩擅定不合理法规谋利之风蔓延流行于世，则日月会隐其怜悯之辉，田地作物年年歉收，安乐之事断无也。”将幕府和诸藩定位成了咸吃萝卜淡操心的搅屎棍子，敢说这样的话，也是时代风气使然。纵然管天管地，幕府还是管不住民风一天一天地走向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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