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一旦他死去，他就只有“历史”了，虽然对这“历史”，后人还永远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这是何怀宏在《活下去，但是要记住》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主语，换成文学作品，也是成立的。每个时代的文学和作品，都有各自的“历史”，都留待后人解读，何怀宏就给出了自己的其中一种。

何怀宏是50年代生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所治并非文学，与之有交集最大者，或许是专研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观。他收在《活下去，但是要记住》中的关于文学的文字，当然不是专业的文学评论，也不是诉诸于文学史的吉光片语，不是作品评述，自然也不是作家小传。

何怀宏是用自己的全部学养和人生经验，去“碰撞”不同年代的经典文学作品，以此生发自己对不同年代的作者现实和理想关照的关照。

“哈布瓦赫—阿斯曼”一脉相承的社会记忆理论相信，记忆是复杂和矛盾的，其运作机制高度依赖所谓社会框架，即共享相同记忆的社会群体。哈布瓦赫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人走在路上，遇到一个看似陌生的人跟自己打招呼，两个人聊了起来，这个人才发现那是自己的小学同学，继而想起自己的同桌的名字，他的相貌和性格，他的关于小学的记忆被唤醒，他能回忆起下午里教室中的光线和气味，能记得自己目光扫射过的每一张脸孔。但这种对记忆的唤醒，不在遇到与之享有共同记忆的社会对象之前，即进入特定的社会框架中，是很难做到的。阿斯曼夫妇则强调了记忆的不可复制性，它太难懂了，个人或集体的文化记忆，存在于不同媒介中的记忆和存在于不同话语中的记忆，常常是变幻不居的，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

所以何怀宏的《活下去，但是要记住》就显得很有趣。他阅读并分析了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的一些文本，并详细记录了进入不同的社会框架和记忆场域而激发的自己对某个特定时代的经验和体悟，部分是关于文本自身的，部分是关于时代自身的，部分就是关于自身的，当然大部分是基于他的固有视角——人生哲学和社会史。通过将个人的记忆借由文本的滤镜放大，他找到了一种书写某个时代的人文精神的方式，打通了个人阅读史和时代心灵史之间的藩篱，这种尝试很有意思，赋予了他的文本独特的人文气质，这是这个时代已经不多见的。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从他的笔下看到不同时代的思想者和写作者在关注什么。50年代的史铁生在思考平等与差别，在思考灵与肉的关系，在思考上帝与政治，在思考如何走入历史。他在《务虚笔记》中这样写道：“是差别推动了欲望，是欲望不息地寻找平等，这样上帝就造就了一个永动的轮回，或者，这永动的轮回使‘我’诞生。”他具有一种基督徒式的生命意识，他渴望借由思考生命的本质和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克服历史主义的虚妄，走向永恒。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远藤周作式的作者其实离我们这个时代很近。

同样出生50年代的莫言，其思考和文本都与史铁生有很大差异，他所书写的历史场域始终具有很鲜明的地域性，他习惯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流传在此地的民间传闻，长时段地描写某一地的历史变迁，和长时段中个体所遭遇的历史暴力和他们的应对策略，即乡土历史和生命记忆。史铁生和莫言，一个向外，一个向内，所思所写均有很大差异，但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上来审视，他们力求克服、思考或留在纸上的是同样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短期巨变带来的历史PTSD。

60年代的薛忆沩是具有哲学色彩的写作者，他刻意和时代保持着距离，质疑时代和体制让个人生命变得整齐划一，“绝大多数人过的都是别人的生活”，他自诩业余哲学家，想要为自己见证的生活留下印记，又苦于找不到值得记忆的特质，时代的平庸让他苦恼。他是对阅读和写作有道德洁癖的，这种道德洁癖使他讥讽时代和社会生活，并扬言要“遗弃”这个时代。这样的文化气质，我们能从很多60年代出生的摇滚者身上找到，美好的60年代。

出生于60年代末的王昭阳作为“学二代”（王亚南的公子），赶上了八十年代的出国潮，游走于美国和欧洲，一边惊叹于世界的广阔和深邃，一边时刻感受到时代情结带给自己的认知矛盾。他觉得美国贫富差距太大，“文化精神生活虚假凋敝，日常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极度规整、刻板、隔绝孤寂”，但也丝毫无法掩饰自己融入主流社会的尝试和自己“亚裔男”身份带给自己的挫败感，他对苏联抱有天生的情感依恋，但又对苏联曾经鼓吹的理想和生活观念持怀疑态度，尽管情感不允许自己作出过多的批判，属于60年代的思想矛盾。

70年代的梁鸿和80年代的韩寒着墨不多，但其中颇可以看出何怀宏的思考。梁鸿执着于书写巨变中的城乡结构和其中的个人挣扎，即“两个中国”，何怀宏对其中的危险和陷阱颇多警惕。韩寒这一代人对世界的态度，是一种天然的警惕和改变世界的勇气，他们已经不执著于思考平等与差别，他们更实际，至少韩寒更实际，他想至少摆出一副姿态来，要求从巨大的时代背景上脱离出来，平等地和这个世界谈谈，消除这个时代的种种暴力加诸于受压迫者的伤害，虽然他并不知道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通路，这是一种巨大的姿态上的变化。何怀宏觉得这一代人更真实、更坦率、也更勇敢，他们较少地说死气沉沉的话。这是一个50年代出生，经历过大事件、大变革的长者对初生牛犊的小小褒奖。

何怀宏在书中用自己丰富的学养和人生思考填补了很多，他论史铁生时补充了对平等观念三千年来的流变史的思考，论薛忆沩时补充了自己对永恒的思考，论王昭阳时拿出了自己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的成果和对美国社会运动以及现代性的诸多理解……既凸显了自己作为阅读史主体对社会和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也极大丰富了自己所论述的文学作品在社会意识层面展开的深度和广度，说的都是大内行话，果然“文史哲不分家”。

一个有趣的细节，这本书的书名和俄罗斯当代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非常类似，只有一个关联词发生了变化，但是就比并且要更迫切、更严厉，仿佛在暗示在中国，活下去并且是记住地活下去，是一种道德责任。或许是吧，毕竟如果不是读到这本书，我都快忘了不过短短几十年，有多少曾经萌芽又枯萎了的个人和社会思考被折叠在了历史的褶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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