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此次深圳事件中,網友對人流廣告大爲流行的憤怒反映了這樣一種觀點:意外懷孕是“消費”人工流產的主要人羣之一,而這些意外通常是由於避孕知識的匱乏導致的,代表安全高效避孕手段的避孕套不斷遭受上下打壓,人流卻能借助“醫學”的光環佔據大衆的視野,這是性觀念陳腐、長期缺失性教育的後果。避孕套廣告風波的核心:性教育缺失。

(原標題:深圳地鐵站避孕套廣告被撤:失語的性教育如何破壁?)

據《南都週刊》報道,8月初,深圳後海地鐵站出現大面積避孕套廣告,不少市民因感“不適”,向深圳地鐵有關部門進行投訴,建議整改。廣告已於8月4日全部撤下。

報道一出,立即在微博上引發熱議。一些網友表示,廣告本身並沒有什麼低俗露骨的成分。相反,其設計精美,文辭含蓄,爲何還要被撤除?也有人反駁,廣告引起反感,可能是因爲數量過多,造成“精神污染”。而另一股主流批評聲音則質疑道,爲什麼避孕套廣告因引起“不適”被拆除,人流廣告卻能大行其道?這是否變相鼓勵意外懷孕女性選擇墮胎,而非選擇安全性行爲?


深圳後海地鐵站的避孕套廣告

實際上,人們對這兩種廣告比例失調的關心,反映出對當代中國意外懷孕、人工流產問題的巨大憂慮。在一片薄薄的避孕套之下,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性觀念的博弈:保守者要爲道德的純潔捍衛他們的城市景觀,革新者則要求撕開廉恥的遮羞布,正視性觀念陳腐、性教育缺失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避孕工具的商業宣傳能否提高安全性行爲意識?

無獨有偶,2017年,避孕套與人流廣告已在國內引發過一次輿論風波。“爲什麼避孕套廣告被禁止刊播,人流廣告卻滿天飛?”騰訊網與鳳凰網將“法律規定”的客觀因素放在第一位:“1989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發佈了《關於嚴禁刊播有關性生活產品廣告的規定》,而1998年更進一步明確:‘安全套’(避孕套)是與性生活有關的產品。而人流則屬於醫學範圍,所以能和狐臭、性病一樣登大雅之堂,明目張膽地廣而告之,又因爲其專業程度高,且發展到‘無痛’的境界,因而能成爲正規廣告堂而皇之地入駐公共場所。”

然而,早在2009年,中國即正式加入“世界避孕日”的宣傳。2014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更廢止了“避孕套廣告禁令”。自此,所謂的“法律規定”不再對避孕套商業宣傳構成阻礙。如同在此次事件中,避孕套能登上深圳地鐵站是合規合法的,自上而下的官方禁令早已不復存在。其撤回原因,是自下而上的“不適”感。

同樣在2017年,印度的一則避孕套廣告,也因引發保守人士的不滿而被強行撤下。是年九夜節前,印度最大避孕套公司“曼力”的廣告出現在古吉拉特邦的城市街頭。這些巨幅廣告牌上,是“曼力”的品牌大使、寶萊塢女星Sunny Leone和一句雙關廣告詞:“在九夜節玩耍,但要帶着愛”(Aa Navratriye ramo, paraantu prem thi)。

然而,這樣一則“不露骨”的廣告還是引發衆怒,人們稱這是一次低級的營銷。時任印度全國貿易商聯合會祕書長Praveen Khandelwal認爲,廣告通過雙關語,以九夜節的名義,鼓勵年輕人使用“曼力”避孕套是不道德的。“九夜節是一個神聖的節日,象徵着女性力量,將避孕套與這個節日聯繫起來讓人十分不快。”

不過,也有部分人認爲,這次避孕套廣告的刊登,或許可以降低不安全性行爲發生的概率。據印度媒體報道,節日期間,狂歡氛圍以及家長稍作放鬆的管教,爲年輕人性行爲製造了不少機會。一些性行爲完全沒有保護措施,造成意外懷孕人數增長。


印度古吉拉特邦街頭的避孕套廣告

從印度避孕套廣告支持者及中國網民的發言評論中,不難看出,二者將避孕套商業宣傳受打壓同意外懷孕關聯起來,認爲避孕套廣告有利於提高安全性行爲意識。的確,商業廣告作爲一種信息渠道,能夠豐富大衆的避孕知識;或者說,至少讓一種避孕措施進入大衆視野,讓他們知道這是一種良好有效、低成本的選擇。

在2014年,《中國發展簡報》曾刊登一封女大學生來信:“我在整個成長過程中,幾乎沒有在任何電視廣告、雜誌廣告上面看見過安全套等避孕用品的宣傳。相反,我卻在各種車站站牌、電視廣告上面看見了非常多無痛人流的醫療廣告……我聽過一名做大學生心理諮詢的朋友說,她的學弟學妹們大多抱有‘無需戴套、避孕就是流掉’的誤解。缺乏商業宣傳,讓很多朋友把人流當成避孕方式,而忽略了還有很多避孕方法可以使用。”

在缺乏正規性教育的情況下,商業廣告提供了一種不太理想的性知識補充。從“喜鵲來了”的“三分鐘無痛人流”廣告裏,兒童對“生育”有了一個模糊的瞭解,長輩口中的“垃圾坡”論開始逐步瓦解。專治不孕不育症的廣告,則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一個觀念——與生育相關的性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然而,以營銷爲目的的商業廣告,始終不是性教育的理想途徑,更甚者,它扭曲了受衆對性的認識。誠如女大學生信件所說,鋪天蓋地的人流廣告間接地塑造了錯誤的避孕觀念。21世紀初期流行的隆胸廣告,是否也在啓發人們——尤其是兒童——對身體探知的同時留下對未知朦朧的恐懼?

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名婦科醫生表示,儘管避孕套銷量增加,但節日後青少年懷孕率走高的情勢依舊沒有轉變。如若沒有相關的安全性行爲知識,那麼購買甚至使用避孕套,都有可能只是空架子,無法有效避孕。歸根結底,性教育不是避孕套等商業廣告的最終目的和責任。避孕套廣告的刊登是社會性觀念轉變的一個標誌,或者說一個成果,而非性教育本身。

避孕套廣告風波的核心:性教育缺失

在深圳避孕套廣告風波中,“人流廣告”成爲評論熱詞。與其說這是一種“反意外懷孕人流”情緒,不如說是對性教育缺失的吶喊。

2013年,國家人口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發佈的一組數據顯示,中國每年人工流產達1300萬人次(不包括藥物流產及未註冊私人診所數字),並出現低齡化問題。在婚前性行爲女性青少年中,有20%意外懷孕,其中91%的人選擇人工流產。

不少人流廣告以無痛、低價、便捷爲噱頭吸引目標羣體。然而,同未被普及的安全性行爲知識一樣,人工流產可能帶來的隱患未被充分認知。在此次深圳事件中,網友對人流廣告大爲流行的憤怒反映了這樣一種觀點:意外懷孕是“消費”人工流產的主要人羣之一,而這些意外通常是由於避孕知識的匱乏導致的,代表安全高效避孕手段的避孕套不斷遭受上下打壓,人流卻能借助“醫學”的光環佔據大衆的視野,這是性觀念陳腐、長期缺失性教育的後果。

從孩提時代,性便是無法言說、若即若離的灰色地帶。我們對性的模糊第一印象,可能來自父母長輩不經意的露餡——或是他們自認爲兒童無法理解的對話,可能是同齡人間的道聽途說——或是教室裏出現的一隻避孕套。我們只知道,把避孕套帶到學校當玩具的人、傳播污言穢語的人要受罰,至於他們從哪裏搞來避孕套,從哪裏聽來這些話,又是一個未解的祕密。總之,一切都是帶點獵奇色彩的祕聞,我們的眼睛上有桃色的軟紗。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照

201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初級中學性教育實施狀告”報告總結,我國教育界目前推行“融入式性教育”,即在其他相關課程,如生物、衛生、體育、思想品德課程中融入性教育,沒有必要再開設專門課程。拋開課程內容“蜻蜓點水”等問題,課時也因應試教育現狀遭到擠壓。

相關人員也表示,學校缺乏能夠開展專業性教育的人才,性教育的責任因“融入式”設計分攤到不同學科教師手上,這些未經專業訓練的教師教學效果如何,令人擔憂。羞於啓齒的教師站在臺上磕磕巴巴,在臺下的學生是否會將此視作性的又一次獵奇體驗,不得而知。

美國、荷蘭等國家的相關研究顯示,有效的性教育能夠大幅降低青少年意外懷孕、非妊娠意願墮胎等問題。《大西洋月刊》通過整理美國與荷蘭性教育相關報道、對比數據發現,提早進行全面的性教育不僅能提高安全性行爲意識,同時,也能培養人們的性別、性取向平等意識,從而減少性虐待、欺凌問題。

在荷蘭,兒童四歲時便開始在幼兒園接受性教育。同中國及美國的生殖器觸碰、裸體禁忌相反,幼年時期,荷蘭兒童觸摸自己的生殖器不是什麼值得大喝的事,兒童裸體在戶外玩耍亦被視作常態。醫療中心爲父母提供指導手冊,幫助他們瞭解兒童對自我身體探索的需求。六歲時,他們能夠系統地學習男性與女性的生理區別、生殖過程、探索對自己身體的掌控,以及邊界問題。

荷蘭被評爲全球最性別平等的國家,其性教育涉及內容十分廣博,遠超出了生物與解剖學的範圍。三年級的孩子會學習何爲“戀愛”,包括如何對待他們喜歡的人。中學以前,他們還學習性別、性取向多樣性,如何採取正確避孕措施,並且思考在什麼年紀進行第一次性行爲。


荷蘭幼兒園的性教育課程

在中國,因系統性、強制性性教育的缺失,性的祛魅始終未能完成。與性行爲直接相關的避孕套依舊是保守者眼中不可直視的桃色符號。相反,代表着意外懷孕的人流作爲性行爲結果則沒這麼扎眼。因而,人流廣告在生活中隨處可見,避孕套廣告卻在公共空間不斷退閃。

在此語境下,人流於革新者而言,是性觀念扭曲壓抑的象徵,是整個集體失語後的沉痛。意外懷孕下的性別不平等、性暴力等問題,更是尚未被暴露的深淵。

面對避孕套廣告,究竟誰感到“不適”?

再次瀏覽這些表達憤怒、憂慮的評論時,會發現這些表達中或多或少摻雜了對“感到不適”者的諷刺。透過網絡平臺,革新者的聲音、訴求無比清晰地呈現,要求撤回廣告的市民則面目模糊。但在現實中,他們纔是訴求得以實現的羣體,代表了主流的性觀念。

這些人是誰?在保守與年齡層、地域、收入、教育水平掛鉤的刻板印象中,他們應該是長輩,應該是“小地方”來的人,應該是“只接受傳統教育”的人……他們可能是所有人。

誠然,千禧一代、大學生、沿海城市人羣、高新白領層或能憑藉經濟、教育、地域等優勢獲取更多信息,掌握更多與性相關的知識,但這不能與荷蘭,或者說理想性別教育所建立的性觀念畫等號。在巨幅避孕套廣告的審視下,看似有着開放、健全性觀念的人也有可能默默低頭前行,而非駐足欣賞廣告藝術的美感。性依舊是一個巨大的沉默空間,尤其當我們置身家庭之中。

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社會現象是,無論我們在網絡、同齡人、甚至隔輩人間展示了怎樣的“性脫敏”,迴歸家庭,大多數人立馬被打回“無性生活”的原形。暫且不管人們在談性時,究竟在談什麼,脫離家庭角色後,任何家庭成員都有可能在外人面前將性作爲一個話題,如朋友酒桌上的戲謔,或是網絡上的憤然不平。

然而,大多數情況下,家庭是永恆的無性場所,性行爲被悄無聲息地驅逐出境。即使父母與孩子雙方都是成年人,在收銀臺前排隊付賬時,他們總有一種默契:架子上花花綠綠的避孕套絕對是雙眼的禁區。


收銀臺附近的避孕套貨架

性教育不僅是學校、博物館、科學館等公共系統的責任,家庭性教育對於樹立良好的性觀念至關重要。然而,這卻是當代中國性教育最缺失的一塊。父母對性的態度大多是閉口不談,或假設子女在學校中已經受到“足夠”的性教育,不需再在此敏感禁忌話題上多談。對青少年時期的子女,則多采取隱晦告誡的形式,囑咐其“要小心”。而子女縱使性觀念較爲“開明”,亦在此話題上對父母閉口不談,加深缺乏交流的惡性循環。

如今,官方雖不斷緊縮公共空間中的性表達,但網絡上不乏自由討論、傳播知識的聲音。與之相較,作爲社會基礎單位的家庭依舊是一潭死水。不論我們在網絡上的表現多麼激越,回到家庭,多半又面臨失語的境地。如果上週一起走過深圳後海地鐵站的是父母、祖輩,是否人人都有可能“不適”?

性,何時才能在家庭破壁?

荀建國 本文來源:新京報 責任編輯:荀建國_NN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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