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还有一些人年轻时候没机会接触音乐,到30多岁了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了,就组个乐队来找蔡鸣,要求上演出。“现在,许多七八岁的小孩就会做音乐,组乐队,来我们这里做暖场演出。

《乐队的夏天》最后一期,朴树抱着琴来了……

《乐队的夏天》最后一期,朴树抱着琴来了。

人们不免要谈起他的《New boy》,而他不止一次说,这首歌对他来说一直是个污点,觉得歌词是“胡来”。

朴树创作《New boy》时,张亚东是制作人,他们起了意见争执,两人都年轻气盛,吵翻了,亚东撒手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赶时间,没写好。”朴树说。

这首歌的原版,朴树后来只唱过一次现场。

2013年,因为歌实在不够了,才把这首歌拿来“凑数”,唱几句歌词,后面都用他的“树语”胡唱过去。

2015年,在演唱会上,就变成了“纯树语”的舞曲,几乎是瞎哼哼地唱完了这首歌。

2017年,44岁,他将这首歌 remix, 重新填写了歌词,“还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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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朴树将这首歌重新填了词

盘尼西林改编了那首歌后,“对小乐那个版本,朴树很喜欢。那天晚上,朴树就让张亚东把他微信推给小乐,说‘你让他来找我玩。’”“专业乐迷”席中的王硕介绍说。

时间过去,个中纠葛已不太重要,旋律响起,触动人心的,依然是最简单的此刻做音乐的热情。少年也好,中年也罢,清贫也好,赚钱也罢,还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

这支撑了很多音乐人,走过之前黯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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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树在节目上挺开心——坐了一半回家睡觉了

因为节目,很多人不断谈论起“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

王硕是音乐频道坏蛋调频主理人,在他看来,“中国摇滚乐没有黄金年代,那个都是报纸上瞎写的,只是盗版商的黄金年代。”

“那时候做正版的都得求着盗版商,大爷求您了,您能让我们先卖一礼拜正版,您再上盗版么?盗版商说,不行,你只能卖三天正版……”

’94红磡、魔岩三杰........光芒万丈的“大摇滚时代”,在王硕看来,更像是想象出来的世界。

像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乐手们多半过得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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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来自吉林的小崔住在北京霍营的平房里

消费群体远未起来,“大摇滚时代”昙花一现。但受其影响,还是有一拨拨年轻人开始组起乐队。

青春无法选择时代,但总要先唱出自己。

从小酒吧里走出来的乐队

2000年后,又有一批乐队,从全国各地小酒吧的livehouse成长起来。

海龟先生说,是成都小酒馆蔡鸣的一个“来成都”的提议,使他们找到了继续用音乐存活的可能性。

他们在西南6城巡演,成都票房是最好的,每场每个人能分几百块。于是,2007年,他们在成都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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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海龟先生第一次到成都小酒馆

蔡鸣是摄影师,也是小酒馆负责人。在他看来,黄巍、蒋晗都挺符合“雷鬼乐手”的感觉,有孩子心性,而李红旗更稳,更像一个冷静的艺术家。

“有一次在西岭雪山上一个度假村演出。头天下暴雨,舞台全废掉了。主办方要求我们在水泥地广场上直接演。我刚想说别演了。但李红旗说,来都来了,再艰苦的条件都要演。”蔡鸣对Lens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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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海龟先生在宽窄巷子的新年音乐会

“早几年时,李红旗在成都还是有一些迷茫。一直想写歌词,但不知道写什么样的,或者写了不满意。就用‘龟语’其实也就是鸟语在唱。”

“李红旗特别自律,我几乎没见过他做什么冲动的事情,这一点和其他乐手很不一样。很多乐手演出完就会喝酒,喝个酩酊大醉,他几乎不参与这些,演完了聊会儿天就回家看书。”

“后来,李红旗就开始要求乐队里的人演出前也不能喝酒。接着据说有段时间演出前后都不让喝酒了。”

海龟先生后来去北京发展,但没工作的时候,还是会回成都待着。

对他们而言,这里有家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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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海龟先生小酒馆专场海报 摄影/李桐 设计/蔡鸣

小酒馆是成都第一家livehouse,早些年,每到周末,创始人唐蕾把酒吧的桌子椅子一收,酒吧就变成演出现场。

来演出的乐队穷,看演出的也穷——基本上是大学生、文艺爱好者,舍不得在酒吧买酒——于是每到演出,小酒馆隔壁的小卖部的生意就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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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成都第一支中学生摇滚乐队

演出一般十点多结束,音乐一停止,外面的酒客就冲进来了——把桌子重新摆开,这里又变回酒吧,有消费能力的酒客都是附近的上班族,但是他们不听音乐。

北京的School 酒吧兼livehouse,则是在网上找很多学生乐队去演出。“只要不太差都能来。”“有些高中生乐队,演出时家长还跟着呢。”创始人兼主理刘非说。

盘尼西林就是这么走进来的。

“他们在school一个月两到三场,也没什么收入,一眼望下去就没有观众,哪儿来的钱。”刘非说,“但我会引荐一些前辈、朋友过来看演出,让这些新生力量能够被看见。他们要是发现不足,就直接和小乐去说。”

小酒吧里立得住脚,赶上音乐节接续涌现,乐队才开始见着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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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扭曲的机器乐队北京迷笛音乐节

那时,新裤子已经发行了多张专辑,摩登天空力挺他们在草莓压轴,“草莓这样安排,别的音乐节也参照,新裤子的演出机会和行业地位逐渐建立起来……”草莓音乐节总负责人张翀硕谈道。

“2013年后,更多的音乐节百花齐放.......演出费也慢慢涨起来了……”

像痛仰乐队,在音乐节阶段之前,开着辆小面包车全国找地方演出,多小的地方都去。

更早之前,高虎租住在北京树村,晒不到阳光的破旧小平房里。冬天取暖,买最便宜的湿煤,有一次煤炉管道堵塞,差点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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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痛仰的排练室就在树村这个垃圾堆旁的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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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痛仰在排练室内

痛仰有一些歌,灵感就来自全国的巡演游历。歌曲广泛传唱,慢慢地,他们也成了音乐节的压轴乐队。

要收获,先得去栽种。

要谈乐队的春天、夏天,先要看他们在冬天做了什么。

“在摇滚乐世界,别动不动叫老师”

不少乐队在Livehouse阶段就搁浅了。

年轻乐手们往往有着孩子心性。Livehouse负责人经常要充当类似大家长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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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小酒馆六城巡演,声音玩具乐手们和小酒馆创始人唐蕾在去南京的船上吃晚饭

“比如带乐队去巡演,临到出发了一联系,还在网吧呢。”

“经常不是误了火车,就是误了飞机,要么谁又忘了东西在酒店里,要回去拿.....”蔡鸣说。

“然后为了不迟到,一路火急火燎赶到场地,一口水不喝直接冲上台演出......"

懒惰也是乐队们普遍存在的毛病。

“好多乐队都没有紧迫感。比如排练的时候喝酒,喝多了醉倒,结果一下午啥也没干。”

“从20多岁混到接近30岁,有的乐队就会突然意识到问题,会坐下来开会,定计划,约法三章,比如排练不能再迟到,迟到就罚款。”

“经常有人约定来做一个专场,三个月以后你问他,说还没准备好;过两个月再问,还是没准备好。”

“毕竟独立音乐的市场也是最近几年才壮大起来的,长期以来很多乐队都是自己管自己的状态,看不到多少发展的希望,拖延也就难免了......”

“很多音乐人是因为生活环境相对安逸,创作上遇到问题就会花很长时间慢慢去解决。”蔡鸣分析说,“但当他们解决了问题再出来的时候,属于他的那种音乐类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都是拖延造成的结果。”

他觉得海龟乐队后来选择去“北漂”,也是觉得“成都的生活太安逸了,人会变得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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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新裤子在小酒馆芳沁店

调解矛盾、拉架也是家常便饭。

在刘非看来,“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的”,就不是摇滚乐人了。

“小乐2013年刚来School就很‘狂’,经常当着别人的面和我说人家乐队的问题。经常打架。打完架,俩人又搂一块喝酒。”

孩子气本身不是问题,“前提是你要热爱音乐,把音乐当回事,把自己当回事。”刘非说他是看着小乐又狂又好学,一点一点进步,最后做出成熟的音乐。

“都说小乐装逼。我不明白所谓的装是什么。大家只是不能明白,一个年轻人怎么可以这么狂。玩摇滚乐,你不狂,上班去好了。它就应该这样。我们认为摇滚乐就该传达这种东西,但观众们抱着一个看偶像练习生的心态。这个节目其实已经压抑了许多歌手的气势和锋芒。”

“在摇滚乐的世界,你动不动叫别人老师,那是真不行。”

“年轻人的条件会越来越好”

音乐的潮流时时在变。

“我经历了金属乐的发展时期,那是因为当时整个时代有很多的规矩限制,和所谓的道德标准,人们内心有很多压抑的东西,需要疯狂、有劲的东西,需要真正的冲击,需要人性的出口。”成都小酒馆联合创始人史雷回忆道。

“而从2005年、2006年之后,年轻人做音乐心态放松多了,各种音乐风格,表达的东西也更多元。像海龟先生这样的跳舞音乐,和偏向电子乐的风格的受欢迎,与大家娱乐化的心态是有关的。”蔡鸣补充说。“但在这样的心态中,艺术家又会下意识去寻求一种不同的表达,比如复古的音色潮流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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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二手玫瑰乐队在北京迷笛音乐节

观众也在变化。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说:“起码现在90后或者00后,他的心态放松多了。像最早我刚去演出的时候,70后他不会干别的,他只会用眼睛看着你,他觉得你在唱他心里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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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新裤子在成都ROKER音乐会上跳霹雳舞

艺术家是要引领潮流的,但潮水会在什么时候形成气候,事后总结容易,当时摸索却难。

“像新裤子乐队,一直不停地在创造新的表达语言,他们早在2000年就放弃朋克,开始玩迪斯科,但早期,这样的风格对大众来说依然过于超前。”

还有很多好乐队,没有熬到他们的时代,就像烟花一样消散了。

“比如说有个乐队,从2000年代初玩流行摇滚,现在回头听来都是已经做得很好的乐队了,但那时独立音乐圈不太认可偏流行的东西,他们一直无法爬上更高的台阶,乐队渐渐就散了。”

还有一些乐队,为了维持生计,乐手们开始去工作,工作后越来越忙,乐队就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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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虞志勇在结束了乐队之后带着PC电脑在小酒馆演出电子音乐

老虞是 90年代的吉他手,乐队解散后去做生意了。

2000年初,蔡鸣来找他的公司给乐队做专辑,老虞听了一首歌后当即就来气了,“这么好的歌,这么好的乐队都红不了,还搞什么?没有意义!不要再搞乐队了!”

那时候,他身上都是生意人派头,一脸义愤填膺。

“他爱这个东西,但又觉得特别地没有希望。”蔡鸣说。

乐手在那录音,一拖3年,老虞一直支持着他,最后惹得合伙人不满,纷纷退股。再后来老虞就把公司关了。

“公司关了后,老虞重新染了黄毛,留了长发,穿上当年的紧身牛仔裤,现在一身的铁链子,又变成一个摇滚青年了。”

还有一些人年轻时候没机会接触音乐,到30多岁了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了,就组个乐队来找蔡鸣,要求上演出。

“这一类乐队往上走的可能性很低,但往往很纯粹,也不想其他的。”

“现在成都有好几个做重金属的乐队,主唱都是设计师,或者建筑事务所老板,虽然现在听金属的观众真的很少了。”

“再倒退回二三十年前,那时候搞乐队的人,更是本来就看不到什么希望。支撑他们的就是一种简单的热情。从少年到大胖子,还在这样玩,挺好。”蔡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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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小酒馆,一支由8-9岁的小朋友组成的少儿摇滚乐队 NO WHY乐队

“现在,许多七八岁的小孩就会做音乐,组乐队,来我们这里做暖场演出。以后的年轻人们,条件会越来越好。”小酒馆负责人蔡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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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迷笛音乐节上观众的标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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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些背后的人接受了很多采访。

刘非说,“他们对我的评价都不对。我就是简简单单做自己的事情,没那么高尚。没这个节目,我们也会周而复始,继续寻找乐队来这里演出。但节目会让大家了解到,在最地下的地方,也一直有乐队在表演。”

因为,不管在哪个年代,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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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刺猬乐队在小酒馆芳沁店演出现场

“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乐队,平庸的乐队,只是每个时代的天时地利人和不一样而已。”草莓音乐节负责人张翀硕说,“我们要相信时间和竞争,会迭代出优质的乐队。”

乐队趣味各有其美,也总会有起起落落,重要的是要有丰厚的土壤,水大鱼大,林丰鸟多。还要有伯乐和舞台,这样,好的乐队、原创的表达,才会源源不断,充满生机。

采访:覃仙球、武权、cc

除官方图外,文中出现的摄影作品皆为蔡鸣拍摄

还想跟你聊:

你最早开始喜欢的乐队是哪个?

现在喜欢的乐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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