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大司马孔父嘉的妻子十分美丽，要死不死的也真是该有事，宋国的宗室、太宰华父督路遇孔父嘉的妻子被也迷住了，赞她“美而艳”。

华父督的垂涎没有停留在表面。公元前710年，即春秋经文中的鲁桓公十年，也即周桓王十年，华父督杀孔父嘉，夺取了他的妻子。这时宋国国君宋殇公非常震怒。华父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宋殇公也杀了。

不过关于宋国太宰华父督之乱春秋三传的记载各不相同。以上说到的是《左传》的记载。《公羊传》和《穀梁传》的说辞一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华父督是先杀了孔父嘉，再杀宋殇公。为什么先杀孔父嘉？孔父“闲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杀孔父”。

孔父嘉这个人很贤德，“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孔父嘉正色站在朝堂上，就没人敢过去杀害他的君主，这就叫作“义形于色”。正因为这样，宋殇公知道孔父嘉死了他也必死，所以他才赶去救孔父嘉，结果都被华父督杀了。

宋国的弑君案其实其中大有隐情。华父督固然好色，盯上了孔父嘉的妻子，但那不过是顺手牵羊的事。实际上真正的内在深刻原因要追溯到宋宣公时期。宋宣公不守宗法制度，未能“大居正”，传位给弟弟而不传位给儿子，继位的就是宋缪公。宋缪公继续延续了兄长的不正确做法，也不传位给儿子，传给了侄子，就是宋宣公的儿子与夷，这就是宋殇公。

宋缪公的儿子公子冯逃到了郑国。是公子冯联合华父督杀了宋殇公夺取宋国君位。

宋国出了这样的内乱，鲁、齐、陈、郑在稷开了会，研究怎么平定宋国的内乱。稷，是宋国的地盘，位置在河南商丘一带。

郑国的态度不用说，肯定是支持公子冯的，余都则都接受了华父督的贿赂改变了态度。华父督把灭郜国时取得的大鼎送给了鲁国，对于齐国和陈国、郑国也送了别的财物。于是这些原本一腔激奋的诸侯都闭口不再谈讨伐宋国，这样一来就成了变相支持宋国的弑君篡位。

郜国也是个姬姓国，始封的是文王之子，都城在山东成武东南一带。宋国灭郜就把郜大鼎收为己有，这时又送给鲁国。当年夏四月，鲁桓公把郜大鼎从宋国取回来，供奉在鲁国的太庙，这是一件非常无礼的事。鲁国以周公庙为太庙，难道要用郜大鼎去祭祀周公？

鲁国大夫臧哀伯，即谏隐公观鲁的臧僖伯的儿子说，为人君者应该“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即扬善阻恶，为百官的表率。怎么能做出这么无礼的事？

我个人以为“礼之用和为贵”，这个“和”的标准就是指礼的运用不丰不俭，要有分寸，要恰到好处，正合适，这是最难能可贵的。礼器的运用也无一物没来由，没解释。如臧哀伯所说，“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太庙用茅草覆顶，祀天的大辂用蒲草编的席子铺垫，祭祀的大羹不用五味来调和，祭祀用的黍、稷等都不是舂过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向百姓表示以节俭为美德。春秋时期如宋国内乱、鲁国取郜大鼎为己有这些行为比比皆是，可谓已经是道德沦丧。

臧哀伯说了一段非常扎心的话，“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改除了道德而标榜邪恶，把贿赂来的鼎放在太庙，这不是公然展示给百官看，让百官也模仿这种行为吗？百官都模仿这种行为，那么又去惩罚谁呢？

鲁桓公并没有听取臧哀伯的劝谏。照臧哀伯的观点，“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武王克商把九鼎迁到雒邑都不对，何况是把象征邪恶叛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不过我个人以为，武王迁九鼎这个观点不太正确，九鼎也不是商铸的，商也是夺夏之九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