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票证年代

贺玉明

解放初期，市场商品十分匮乏，为了保证群众基本生活的需要，新中国决定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政策，发行各种票证，有计划地分配商品。继1955年第一张粮票的面世，油票、布票、肉票、糖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豆制品票、工业卷、农业卷，以致后来发行用于购买各种家具及自行车、缝纫机、洗衣机、电视机等大宗商品的购物票证也都纷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当年那个"票证年代"，购买啥物就必须还得有什么票证，没有票证，即使有钱也只能是望而兴叹、寸步难行。在诸多的票证中，别的物品还好说，都有个可延可缓的余地，尤其是那关系到人们一日三餐的粮票却是一天也不可以短少的。在人们的心目中"粮票"就和命根子一样，比其他的票证又显得金贵了许多……

2014年的4月2日，我再次搬家。当整理家中的物品时，却无意间翻出了早已被束之高阁，珍藏了20多年的购粮本，和一些被时间磨得发了黄的粮票。看着购粮本和这些五颜六色的粮票，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更勾起了我心灵深处对于那物品极其匮乏年代的深切回味。

装有红色塑料皮的购粮本，虽然已稍有退色，但封面上印着的"北京市、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北京市粮食局制"等几个黄澄澄的金灿

大字还依然历历在目。翻开第一页，在微微发黄的纸页上书写着粮本主人的村名和编号，并盖有"北京市粮食局"的朱红大印。第二页印着购粮本的用途及"使用须知"等条款。第三页写着户主的姓名、住址、编号、定点粮店、填发日期等内容，并盖有填发机关"北京市门头沟粮食局"的红色印章。第四页是"粮油供应标准登记表"，写有每个家庭成员的性别、工种、粮食定量标准等内容。再后边是全户"粮油核准供应量"表，录有全户人口、粮食总定量、食油总定量等内容。再往后就是"月份发放粮票登记"表了，每页分两个月份，清楚地记载着当月粮、油票据的发放情况。我的那个购粮本，最后一次领取粮票是定格在了1993年的5月。在购粮本的最后一页还印着"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两句警世恒言，时刻提醒

着人们要珍惜粮食，珍惜那"粒粒皆辛苦"的盘中之物。

那时，粮票的发行和使用，采用的是定点和定量的方法。每家都有一个粮本，家里有几口人，每个人有多少定量都写在这个本子上，并且谁家去哪一个粮店买粮也是固定的。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及不同的职业确定每个市民每月的粮食定量，刚出生的婴儿最低：每月为6市斤口粮，以后每增一岁上调2市斤。10周岁以上普通市民的粮食定量在26市斤至34市斤之间，一般男性又比女性多2至4市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搬运工、炉前工等工种的粮食定量相应还要多一些，炉前工的最高定量为每月60市斤。那时我在北京煤矿机械厂铸工车间做配砂工，也属于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为每月48市斤。1985年调到了门头沟区粮食局下属的石门营粮管所，从事维修工作。劳动强度减轻，粮食定量也从原来的48市斤下调至了45市斤。

北京市粮票只限在本市使用，各个时期发行的粮票面值也不尽相同，有1市两、2市两、半市斤、1市斤、2市斤、3市斤、5市斤、10市斤等多种面值。而且还有米票、面票、粮票之分。这里说的"粮票"是指专门用于购买粗粮的粮票。农村则是吃自己产的原粮，种什么吃什么，永定地区的西五村（石厂、石门营、岢罗坨、小园、王村）主要是以老玉米和白薯为主，另外还有一些五谷杂粮等。每人每年的口粮300至400市斤，孩子相应低一些，劳动力还有工分粮，根据当年的粮食产量，每千工分20-40市斤不等。农民很难见得到粮票，如果要外出就必须自备干粮，或用自家的农产品向城镇居民换取一些粮票备用。在外面，没有粮票就是连一口粥都很难喝到……

1962年秋后，我的老爷爷赶着牲口去长辛店送山货。到长辛店三十多里，送到土产公司再卸了驮，也就近晌午了。走了半天儿的路，想着牲口也该喂了，自己也有些饿了。老爷爷便把牲口拴在了长辛店大街路西的一棵电线杆子上，拌好草料，喂上牲口。又从褡裢里拿出干粮袋儿，便转身走进了旁边的一家饭馆。

饭馆里很冷清，没有几个人吃饭。老爷爷找了一个靠窗户的桌面坐了下来，从干粮袋子里拿出个窝头咬了一口，一咬一掉渣，在嘴里干打转儿，就是咽不下去。于是老爷爷便走到卖饭的窗口，小心地叫道："同志！给我买一碗粥。"服务员倒也很客气地说："一两粮票、三分钱！""没有粮票，多给钱行吗？"老爷爷说着递进一毛钱。"老大爷，这可不成！""哎！这窝头实在是太干了！"老爷爷一边说一边使劲地嚼着嘴里的窝头。服务员听罢便递出了一个碗，指着墙角的一个铁桶对老爷爷说："那里有开水，您喝两口，可能会好一点。"

说是开水，其实并不很热。老爷爷接了一碗水，又往碗里倒了一点酱油、倒了一点醋，便又继续啃起了那个干得发硬的窝头。

一会儿，有两个顾客用完餐离去，便有一位女服务员出来收拾桌面。擦完桌子，端起客人用过的餐具转过身，正好与老爷爷打个照面。女服务员一怔，马上认出了老爷爷，便高声叫道："您是石厂的老叔吧！干啥去啦！……！"

原来这个服务员便是我父亲一个同事的妻子，我应该叫她"张婶"，夫妻俩经常带着女儿到我家做客，所以认得。张婶看着老爷爷碗里的那碗"高汤"，便说："别喝这个了，也不热乎，我给您去盛碗米汤喝吧！"一会儿，张婶便端出了一大碗热乎乎的米汤，还给端出了一小盘咸菜……。后来，老爷爷每当回忆起这碗米汤都会激动地感慨一番："那米汤糨糊糊的，比家里熬的棒子面粥可糨乎多了，喝那一碗米汤简直就是又过了一回年！"的确，那时在农村一年最少还能吃上一顿饺子，但白米却是更难见到。

北京市粮票属于地方粮票，只限在北京使用，如果是出差或是探亲访友出北京市就要准备"全国通用粮票"了。"全国通用粮票"有1955年、1956年、1957年、1962年、1965年、1966年及1978年、1982年等多种发行版，但后来在市面流通的多为1966年发行版，有

半市斤、1市斤、3市斤、5市斤等四种面值。全国通用粮票没有面票、米票、（粗）粮票、油票之分，但在单位粮票内含有一定比例的面粉、大米、粗粮和食用油等，这也是与地方粮票所不同的。

那时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粮票便是寸步难行。我家的斜对门儿有一户姓王的街坊，1957年想送儿子去安徽投奔他在钻探队工作的叔叔，由于没有全国通用粮票而迟迟不能动身。家中非常着急，他的叔叔也是几经来信催促。那时我的父亲在五里坨生产资料工作，由于单位有采购任务经常出差外省市，所以家中常备有全国通用粮票。听说王家送儿子去安徽而苦于没有粮票，便给了他五斤，这才使他得以启程。几年后回家探亲，他还特意来到我家，自然又是一番"千恩万谢"。

"粮票"是我平生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页，尤其在孩提时节犹为刻骨铭心。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便学会了骑车，每到周末，我最高兴父亲派我去北边儿（指葡萄嘴以北的大峪、河滩一带）买东西了，因为每次都会另外给我四两粮票、一毛二分钱，到了河滩大坑底下（现在的"大中"位置）我可以先买两个火烧小餐一顿。在那食品极度匮乏的年代，两个火烧简直就可以算做是奢侈的享受了。

那时的粮票比什么物件都金贵，人们收得比人民币都紧。最早的粮票是当月有效，如果谁家有几两粮票收忘了地方、作废了，或是给弄丢了，那么全家人一定会懊悔好一段日子。

1965年，我的老爷爷患了食道癌，到后来水米不进，总觉得胸中发闷、发热，就想吃根冰棍儿。可那时，永定地区的商业只有供销社的几个门市部，而且均无冰棍销售，吃冰棍儿就只能到北边儿去买。

一天的下午放学后，我给老爷爷去北边儿买冰棍儿，妈妈给了我5斤粮票，叫我顺便买回两斤馒头。那天下午风特别大，我骑车到了五十二中（后来的大峪中学、现在的新桥中学）附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卖冰棍儿的。买了十根冰棍儿放在暖壶里，待我再找到卖馒头的时，却找不见了装在兜里的那张粮票。浑身上下所有的衣兜都翻了个遍，粮票依然没有找到。急得我是捶胸顿足、抓耳挠腮，到后来竟哭天抢地起来。卖馒头的大姐姐看我哭哭啼啼的样子，也连忙帮我寻找，把路旁的草窝、土坑儿扒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馒头没有买成，回到家被狠狠训斥了一顿……。就这五斤粮票，被全家人整整数落了一个星期。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市场商品逐渐地丰富了起来，一日三餐的副食品也随之增多，粮票也大都略有了盈余。后来，人们便用富裕的粮票兑换一些农副产品或其他生活用品等物。最早二、三斤粮票就能换一斤鸡蛋，到后来是四、五斤换一斤。最后，到了九十年代，十斤、十几斤粮票才能换到一斤鸡蛋，"粮票"也逐渐失去了它那当年的惊人魅力。

1993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门头沟粮食局根据市局指示于是年5月起不再向城镇居民发放粮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取消了粮票和油票。结束了粮食、油料长达四十年的统购统销制度，粮票也理所当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转身进入了博物馆、步入了收藏者的藏册。

当今的中国历经了举世瞩目的转折，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繁荣的市场更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国营粮店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各种类型的超市星罗密布，里面的粮油制品更是丰富多彩、玲琅满目地教人眼花缭乱。回首当年教人五味俱全的票证情结，着实叫人难以忘怀。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些五颜六色看似平淡的粮票，却蕴藏、浓缩了共和国的那段坎坷的历史，记述了从"计划"至"市场"的艰难。同时，也折射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