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的票證年代

賀玉明

解放初期，市場商品十分匱乏，爲了保證羣衆基本生活的需要，新中國決定實行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政策，發行各種票證，有計劃地分配商品。繼1955年第一張糧票的面世，油票、布票、肉票、糖票、煙票、火柴票、肥皂票、豆製品票、工業卷、農業卷，以致後來發行用於購買各種傢俱及自行車、縫紉機、洗衣機、電視機等大宗商品的購物票證也都紛紛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在當年那個"票證年代"，購買啥物就必須還得有什麼票證，沒有票證，即使有錢也只能是望而興嘆、寸步難行。在諸多的票證中，別的物品還好說，都有個可延可緩的餘地，尤其是那關係到人們一日三餐的糧票卻是一天也不可以短少的。在人們的心目中"糧票"就和命根子一樣，比其他的票證又顯得金貴了許多……

2014年的4月2日，我再次搬家。當整理家中的物品時，卻無意間翻出了早已被束之高閣，珍藏了20多年的購糧本，和一些被時間磨得發了黃的糧票。看着購糧本和這些五顏六色的糧票，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個計劃經濟的年代，更勾起了我心靈深處對於那物品極其匱乏年代的深切回味。

裝有紅色塑料皮的購糧本，雖然已稍有退色，但封面上印着的"北京市、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證、北京市糧食局制"等幾個黃澄澄的金燦

大字還依然歷歷在目。翻開第一頁，在微微發黃的紙頁上書寫着糧本主人的村名和編號，並蓋有"北京市糧食局"的硃紅大印。第二頁印着購糧本的用途及"使用須知"等條款。第三頁寫着戶主的姓名、住址、編號、定點糧店、填發日期等內容，並蓋有填發機關"北京市門頭溝糧食局"的紅色印章。第四頁是"糧油供應標準登記表"，寫有每個家庭成員的性別、工種、糧食定量標準等內容。再後邊是全戶"糧油覈准供應量"表，錄有全戶人口、糧食總定量、食油總定量等內容。再往後就是"月份發放糧票登記"表了，每頁分兩個月份，清楚地記載着當月糧、油票據的發放情況。我的那個購糧本，最後一次領取糧票是定格在了1993年的5月。在購糧本的最後一頁還印着"計劃用糧、節約用糧"兩句警世恆言，時刻提醒

着人們要珍惜糧食，珍惜那"粒粒皆辛苦"的盤中之物。

那時，糧票的發行和使用，採用的是定點和定量的方法。每家都有一個糧本，家裏有幾口人，每個人有多少定量都寫在這個本子上，並且誰家去哪一個糧店買糧也是固定的。根據不同的年齡、性別及不同的職業確定每個市民每月的糧食定量，剛出生的嬰兒最低：每月爲6市斤口糧，以後每增一歲上調2市斤。10週歲以上普通市民的糧食定量在26市斤至34市斤之間，一般男性又比女性多2至4市斤。從事重體力勞動的搬運工、爐前工等工種的糧食定量相應還要多一些，爐前工的最高定量爲每月60市斤。那時我在北京煤礦機械廠鑄工車間做配砂工，也屬於重體力勞動，糧食定量爲每月48市斤。1985年調到了門頭溝區糧食局下屬的石門營糧管所，從事維修工作。勞動強度減輕，糧食定量也從原來的48市斤下調至了45市斤。

北京市糧票只限在本市使用，各個時期發行的糧票面值也不盡相同，有1市兩、2市兩、半市斤、1市斤、2市斤、3市斤、5市斤、10市斤等多種面值。而且還有米票、麪票、糧票之分。這裏說的"糧票"是指專門用於購買粗糧的糧票。農村則是喫自己產的原糧，種什麼喫什麼，永定地區的西五村（石廠、石門營、岢羅坨、小園、王村）主要是以老玉米和白薯爲主，另外還有一些五穀雜糧等。每人每年的口糧300至400市斤，孩子相應低一些，勞動力還有工分糧，根據當年的糧食產量，每千工分20-40市斤不等。農民很難見得到糧票，如果要外出就必須自備乾糧，或用自家的農產品向城鎮居民換取一些糧票備用。在外面，沒有糧票就是連一口粥都很難喝到……

1962年秋後，我的老爺爺趕着牲口去長辛店送山貨。到長辛店三十多里，送到土產公司再卸了馱，也就近晌午了。走了半天兒的路，想着牲口也該餵了，自己也有些餓了。老爺爺便把牲口拴在了長辛店大街路西的一棵電線杆子上，拌好草料，喂上牲口。又從褡褳裏拿出乾糧袋兒，便轉身走進了旁邊的一家飯館。

飯館裏很冷清，沒有幾個人喫飯。老爺爺找了一個靠窗戶的桌面坐了下來，從乾糧袋子裏拿出個窩頭咬了一口，一咬一掉渣，在嘴裏幹打轉兒，就是咽不下去。於是老爺爺便走到賣飯的窗口，小心地叫道："同志！給我買一碗粥。"服務員倒也很客氣地說："一兩糧票、三分錢！""沒有糧票，多給錢行嗎？"老爺爺說着遞進一毛錢。"老大爺，這可不成！""哎！這窩頭實在是太乾了！"老爺爺一邊說一邊使勁地嚼着嘴裏的窩頭。服務員聽罷便遞出了一個碗，指着牆角的一個鐵桶對老爺爺說："那裏有開水，您喝兩口，可能會好一點。"

說是開水，其實並不很熱。老爺爺接了一碗水，又往碗裏倒了一點醬油、倒了一點醋，便又繼續啃起了那個幹得發硬的窩頭。

一會兒，有兩個顧客用完餐離去，便有一位女服務員出來收拾桌面。擦完桌子，端起客人用過的餐具轉過身，正好與老爺爺打個照面。女服務員一怔，馬上認出了老爺爺，便高聲叫道："您是石廠的老叔吧！幹啥去啦！……！"

原來這個服務員便是我父親一個同事的妻子，我應該叫她"張嬸"，夫妻倆經常帶着女兒到我家做客，所以認得。張嬸看着老爺爺碗裏的那碗"高湯"，便說："別喝這個了，也不熱乎，我給您去盛碗米湯喝吧！"一會兒，張嬸便端出了一大碗熱乎乎的米湯，還給端出了一小盤鹹菜……。後來，老爺爺每當回憶起這碗米湯都會激動地感慨一番："那米湯糨糊糊的，比家裏熬的棒子麪粥可糨乎多了，喝那一碗米湯簡直就是又過了一回年！"的確，那時在農村一年最少還能喫上一頓餃子，但白米卻是更難見到。

北京市糧票屬於地方糧票，只限在北京使用，如果是出差或是探親訪友出北京市就要準備"全國通用糧票"了。"全國通用糧票"有1955年、1956年、1957年、1962年、1965年、1966年及1978年、1982年等多種發行版，但後來在市面流通的多爲1966年發行版，有

半市斤、1市斤、3市斤、5市斤等四種面值。全國通用糧票沒有面票、米票、（粗）糧票、油票之分，但在單位糧票內含有一定比例的麪粉、大米、粗糧和食用油等，這也是與地方糧票所不同的。

那時不管你是窮人還是富人，沒有糧票便是寸步難行。我家的斜對門兒有一戶姓王的街坊，1957年想送兒子去安徽投奔他在鑽探隊工作的叔叔，由於沒有全國通用糧票而遲遲不能動身。家中非常着急，他的叔叔也是幾經來信催促。那時我的父親在五里坨生產資料工作，由於單位有采購任務經常出差外省市，所以家中常備有全國通用糧票。聽說王家送兒子去安徽而苦於沒有糧票，便給了他五斤，這才使他得以啓程。幾年後回家探親，他還特意來到我家，自然又是一番"千恩萬謝"。

"糧票"是我平生記憶中最爲深刻的一頁，尤其在孩提時節猶爲刻骨銘心。我上四年級的時候便學會了騎車，每到週末，我最高興父親派我去北邊兒（指葡萄嘴以北的大峪、河灘一帶）買東西了，因爲每次都會另外給我四兩糧票、一毛二分錢，到了河灘大坑底下（現在的"大中"位置）我可以先買兩個火燒小餐一頓。在那食品極度匱乏的年代，兩個火燒簡直就可以算做是奢侈的享受了。

那時的糧票比什麼物件都金貴，人們收得比人民幣都緊。最早的糧票是當月有效，如果誰家有幾兩糧票收忘了地方、作廢了，或是給弄丟了，那麼全家人一定會懊悔好一段日子。

1965年，我的老爺爺患了食道癌，到後來水米不進，總覺得胸中發悶、發熱，就想喫根冰棍兒。可那時，永定地區的商業只有供銷社的幾個門市部，而且均無冰棍銷售，喫冰棍兒就只能到北邊兒去買。

一天的下午放學後，我給老爺爺去北邊兒買冰棍兒，媽媽給了我5斤糧票，叫我順便買回兩斤饅頭。那天下午風特別大，我騎車到了五十二中（後來的大峪中學、現在的新橋中學）附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個賣冰棍兒的。買了十根冰棍兒放在暖壺裏，待我再找到賣饅頭的時，卻找不見了裝在兜裏的那張糧票。渾身上下所有的衣兜都翻了個遍，糧票依然沒有找到。急得我是捶胸頓足、抓耳撓腮，到後來竟哭天搶地起來。賣饅頭的大姐姐看我哭哭啼啼的樣子，也連忙幫我尋找，把路旁的草窩、土坑兒扒了個遍也沒有找到。饅頭沒有買成，回到家被狠狠訓斥了一頓……。就這五斤糧票，被全家人整整數落了一個星期。

進入八十年代以後，市場商品逐漸地豐富了起來，一日三餐的副食品也隨之增多，糧票也大都略有了盈餘。後來，人們便用富裕的糧票兌換一些農副產品或其他生活用品等物。最早二、三斤糧票就能換一斤雞蛋，到後來是四、五斤換一斤。最後，到了九十年代，十斤、十幾斤糧票才能換到一斤雞蛋，"糧票"也逐漸失去了它那當年的驚人魅力。

1993年2月，國務院頒佈了《關於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通知》，門頭溝糧食局根據市局指示於是年5月起不再向城鎮居民發放糧票，實行糧油商品敞開供應，取消了糧票和油票。結束了糧食、油料長達四十年的統購統銷制度，糧票也理所當然地退出了歷史舞臺，淡出了人們的生活，轉身進入了博物館、步入了收藏者的藏冊。

當今的中國曆經了舉世矚目的轉折，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隨着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繁榮的市場更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人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國營糧店早已退出了歷史舞臺，各種類型的超市星羅密佈，裏面的糧油製品更是豐富多彩、玲琅滿目地教人眼花繚亂。回首當年教人五味俱全的票證情結，着實叫人難以忘懷。但是，我們也不應忘記：這些五顏六色看似平淡的糧票，卻蘊藏、濃縮了共和國的那段坎坷的歷史，記述了從"計劃"至"市場"的艱難。同時，也折射出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