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梁啓超發表《祖國偉大航海家鄭和》一文之前，鄭和其實一直都是默默無聞的，甚至在明朝還被認爲是逢迎主上、耗費國力，但是最後一無所獲的壞宦官的代表。歷史現象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對於歷史現象的記載和評價，其實一直都是主觀的。

梁啓超

也就是說，我們所接觸的任何歷史現象，都已經被後人附加上濃厚的主觀感情。但是即使這樣，像鄭和這樣在生前與死後、在古代與當今，形象發生劇烈的變化，甚至完全不同，仍然是不多見的。這源於我們當今的時代，與過去已經完全不同了，人的看法也完全變了，對於歷史的認知也完全不一樣了。過去是異鄉，是永遠回不去的異鄉。

爲什麼會下西洋

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明確宣佈放棄東亞海域，實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間海外貿易。朱棣繼承了這一政策，甚至更加嚴格。對海外華人嚴厲打擊，對南洋諸政權則持寬容態度。

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並非是爲了尋找建文帝，也不代表他要突破朱元璋的海疆立場，更不是想發展海外貿易。他只是想將宗藩體系進一步推廣于海洋世界，擴展中華亞洲秩序。

明朝海禁

鄭和下西洋之所以能夠開展，一是由於此前蒙古人打破了不同文明分途發展的格局，海外貿易開始發達起來；二是因爲明朝有強大的水軍；三是得益於蒙元時期積累的航海知識。

鄭和下西洋後，明朝逐漸實行疆域收縮政策，再未於東亞海域開展官方遠航行動。"海禁"政策與國內曰益發達的商品經濟形成嚴重衝突，沿海軍民多私自武裝出境，甚至與日本武士聯合，這便是明後期"倭寇"的由來。

倭寇

明朝對於海外貿易與海疆經營何以採取如此謹慎的態度，可能因爲朱元璋出生於淮河流域。他對海外貿易沒有直接接觸，也缺乏繼承南宋、蒙元海外貿易的個人基礎。相較而言，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三政權均與海外貿易有較多關聯，但最終都敗於朱之手，這是自先秦以來，農業文明不斷消滅商業文明，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主導角色的再次上演。

在世界近代史開啓之初的全球化時代背景下，鄭和依託蒙元時期中國商人積累的航海知識與明朝強大的水軍力量，將傳統航海時代推到了最高峯。但由於當時的政治意識仍然侷限於傳統時代，因而未能引領世界走向新的航海時代。

禍國殃民的“下西洋”

朱棣之所以派遣鄭和下西洋，還和蒙元帝國打開了海洋世界的廣闊視野有關。現在所存繪製於1389年的《大明混一圖》，其實是根據元朝航海圖重繪而成，該圖以明朝爲中心，東起日本，西抵歐洲，南至爪哇，北達蒙古，真實反映了蒙古帝國的統治局面。而家兀帝國從阿拉伯國家那裏犾得的局超的航海技術，也爲鄭和下西洋的順利開展，提供了技術保障。朱棣之所以選擇鄭和率領船隊，是因爲鄭和是回回，信仰伊斯蘭教，能夠與當時控制着世界貿易的阿拉伯商人順利展開交往。

大明混一圖

宣德時期明朝最後一次派遣鄭和下西洋之後，由於開始實行疆域收縮的政策，此後再也沒有在廣闊海域開展類似的官方遠航行動。成化時期，明憲宗有一次心血來潮，讓太監到兵部查閱"宣德間王三保出使西洋水程"，也就是鄭和的航海資料。

當時的兵部尚書項忠奉命翻閱檔案，沒有找到，原來是被兵部車駕司郎中劉大夏率先找到，藏了起來。項忠問劉大夏檔案哪裏去了，劉大夏說：三保太監下西洋，耗費數十萬的錢糧，軍民因此而死的有一萬多人，即使得到珍本，對國家又有什麼好處？即使這些航海資料還在，也應該毀掉，斬草處根，根本沒必要問東西到哪出去。

項忠聽了劉大夏的話，宛如醍醐灌頂，十分感謝劉大夏，給劉大夏作了個揖，說："你這麼做實在是陰德不小，我這個位置不久就會屬於你啊。"後來劉大夏果然成了兵部尚書。

劉大夏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對於海洋世界的淡漠，可能和明朝政權崛起於淮河流域有一定關係。朱元璋出生在淮河流域，這個地方是落後的農業地帶，對於海外貿易並沒有什麼直接接觸。與之不同，陳友諒的地盤是長江上游的湖廣行省，統治的基礎是以漁業爲生、以白蓮教爲紐帶聯合起來的長江漁夫。

而張士誠與方國珍的地盤，都在長江下游的江浙行省，他們兩個都是販賣私鹽爲生，活動範圍又蔓延到了東海，統治的基礎是以鹽業爲生的江海鹽商。與朱氏政權相比，這三個政權與海外貿易關聯更多，更密切，但遺憾的是，最後卻沒有能夠取得成功。其實先秦以來，一直都是北方的農業文明不斷消滅南方的商業文明，在中國歷史發揮主導角色。

總之，在世界近代史開啓之初，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鄭和下西洋的遠洋航行，依託了蒙元時期中國商人積累的豐富的航海知識，與明朝強大的水軍力量，從而將傳統航海時代推到了最高峯。但另一方面，由於政治意識仍然侷限於傳統的時代，未能引領世界走向新的航海時代。真正引領世界走向浩瀚而壯闊的海洋，把它轉變成人類歷史的核心地帶的，是西歐幾條小船開啓的"大航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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