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古城：陝北的中心樞紐，陝北文化的典型代表

作者丨龍雲(書房記特約作者)

我們現在說起老榆林，已經是一個專用名詞——榆林古城。它和榆林市現在所屬的12個縣是不搭界的，因爲那是綏德、米脂、清澗、橫山……我們習慣言及的“老榆林”就僅僅限制在由四圍城牆圈起來的榆林城。榆林城不大，歷史也不算很久，但自它建城而始，就一直蓬蓬勃勃、欣欣向榮，成爲整個陝北的中心樞紐，也成爲整個陝北文化的典型代表。

老榆林的最後截止年月是1949年6月1日。這個和全世界兒童的狂歡連在一起的日子，如影視鏡頭由陝北大秧歌迎接解放軍進城一樣，開始“新榆林”的。

老榆林從此畫上句號。

一個人和一座城

與中國的古老歷史比起來，榆林的歷史是從有明一代纔開始浮出水面的。

這時間，有一個人走進了榆林，他是從綏德沿無定河谷一直騎馬上行的。騎到榆林，馬不走了，趵蹄嘶鳴，給主人暗示着什麼。他已經不止一次來榆林了，爲了驅趕趁着羊肥馬壯一個長驅就肆意劫掠塞上的韃靼馬隊，等到他這個主鎮延綏的巡撫大人帶領人馬趕到這裏，馬隊早已馱滿擄掠來的“果實”回到熟悉的草原去了。他似乎明曉了這匹隨他幾年的老馬的意思了——老是這樣千里奔襲和韃靼捉迷藏，不是回事呀。

一個大膽的念頭浮現出來——如果在此地築城，不就可以坐待韃靼“入甕”而免除了千里奔襲卻空手而返的勞苦嗎？他於是秉燭而爲千里之外的憲宗皇帝擬寫奏章：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欲移延綏鎮治於榆林。

榆林歷史新紀元的帷幕即將拉開。

止此之前，民衆逐水而居，循普惠泉水，圍泉而居，以泉周榆樹成林，遂取名榆林寨。第一個榆林寨村民來自哪裏？已經無從考究。之後，由寨而莊，居民漸衆。正統二年（1437），應軍事需要，爲抵禦蒙古鐵騎的頻繁“光臨”，築榆林城堡，“城座不過百矩”。此時的榆林已經打上了軍事的烙印，平民百姓的平靜生活被打破。再過23年，成化七年（1471），置榆林衛，衛堡裏，走動的除了少數居民，大部分已經是軍漢——早晨、晚間，操練的號子蓋過了早年雞鳴狗吠的農家生活。

餘子俊並不滿足榆林“衛”的現狀，他要將這個因軍事需求而逐漸由莊而衛的堡寨，再向前推進一步。憲宗皇帝的御旨下來了，獲批餘子俊研判敵我雙方形勢而將延綏鎮治從200裏外的綏德改遷榆林。

城究竟建在哪呢？傳說，一日餘公帶着部下打獵，忽見前方旋過一隻白狐狸，餘公獨馬前追，狐狸跑，餘公追，一直追到駝山腳下，狐狸不見了。餘公登頂而望，只見南向溝壑縱橫，北向漠沙千里，東向丘陵起伏，西向黑山對望，山下榆溪緩緩，四圍黑山、紅山環抱。他將馬鞭向山下一指，就此矣——真乃龍騰虎踞之地。

榆林的歷史從此翻開新的一頁。延綏鎮因之而改名榆林鎮。但因相沿成習，人們一呼延綏鎮。要說延綏鎮，那可是個赫人的名頭。斯時，明朝的最大政治就是軍事，爲了軍事，有明一朝“深挖洞，高築牆”，動用人力物力軍力修築了東起鴨綠西到嘉峪的萬里長城。其間，餘子俊於榆林率領將士四萬人，“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築壘，或挑塹”，不三月而成。朝廷因邊而設鎮，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甘肅、寧夏、薊州三鎮，後設太原、固原二鎮，史稱“九邊重鎮”。延綏首當四鎮之一，“屹然稱巨鎮焉”。

巡撫，總兵，共駐榆林。當時的餘子俊就是以右副都御史兼知延綏巡撫的身份坐鎮榆林的。

鎮，就是鎮，顯然不同於寨和堡，從它的外形到內容，都已經和早年的稚嫩拉開了遙遠的距離。城牆高聳，崗哨林立，店鋪櫛比，人煙麇集，衙署密佈，役員滿街。後人曹穎僧在《延綏攬勝·序》中說，“延綏士卒勁強，名聞天下……由是軍漢雲集，飛芻走粟，武夫宿將，輩起傑出。終明之世，邊防設備嚴密，套寇內犯漸疏，而陝北之秉鉞建纛，閫制封圻，典身膺侯伯，效命疆場者，絢燦光耀，彪炳史冊，可謂陝北的黃金時代。”

這一格局的初步形成，仰賴餘公一人。

又，三個人與一座城

老榆林，誕生於明代，也成就輝煌於有明一朝。

從成化九年建鎮，歷經一十三個年頭，榆林城快速發展，人口劇增，城內僅駐軍就扎5000餘人，滿大街上，軍服之人，十之五六。軍漢要喫要穿要消費，隨之拉動產業化大軍的進入榆林，當時的軍民合計至少在萬人以上。初時的城堡已經顯得很是狹窄，列隊而過的兵士，官署衙門的儀仗，肩挑擔扛的居民，往往被楔塞在同一個路段。巡撫黃黻下令拓城，他度時勢，察地形，決定“北拓”，並將北城東牆由駝山西坡向東推移至山頂。城垣周約六里，一則容量增大，二則控制了居高之地，安全係數加大。爲觀察敵情，北城上建二層敵樓，取了個諧雅又豪壯的名字——鎮榆樓，城下開兩門，東門威寧門，西門廣榆門，唯北門未置，其時的敵人主要來自北面，爲防北來之敵奪門，就乾脆來了個永絕後患。直至有明一朝二三百年間，榆林的城池一直沒有北門。國內的城池一般都是四四方方，四門洞開，東西南北。而榆林就是榆林，它的建城，主要是軍事需要，既然如此，就應理從實際出發，感謝我們的祖宗，他們敢爲人先，第一個不留北門，也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真不失爲全國建城歷史上的個例。

第二個人熊繡，道州寧遠（湖南道州）人。成化二年進士，因清廉耿正，擢御史，弘治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他看到，經過北拓的榆林城又開始擁擠，尤其是城內的官署機構比前大增，諸如巡撫衙門、鎮守總兵府、鎮守太監府、分巡（兵備）道、陝西布政司派出機關等齊集於城內。軍民人數又行增加，馬車、步輦、軍曹、百姓，人喊馬嘶，競相爭道。弘治五年（1492），熊繡佈署“南展”，拆除原來的南城南牆，將城垣向南擴展至“懷德門”，也即後來門洞上楣刻巡撫姚饃手書“古懷德門”石匾之地。城周七里。後人在記述熊繡事蹟時有言：“榆林初僅小堡，屯兵備冬。景泰中，始移巡撫、總兵官居之，遂爲西北巨鎮。城隘弗能容，繡因請增築千二百餘丈。涖鎮數年，練兵積粟，邊政修舉。”

歷史的發展說快也真快，兩次擴展的榆林古城又迎來了擁堵的瓶頸，尤其南關外“人煙臻集，店鋪櫛比”，商業文明的喚醒，將城鎮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延綏鎮總制鄧璋，不得不於正德十年（1515），奏築南關外城，將南城推至榆陽河沿，築起南門鎮遠門，城週一十三里。

終明一代，經“三拓榆陽”，榆林城的空間佈局基本奠定。道光二十一年的《榆林府志》說：“按三拓榆城，先置者北城，今之上帝廟高臺即當年南城基邊，內有鐘樓一，今天，而土人猶稱鐘樓山焉。嗣將南城展至凱歌樓爲止，之樓即當年之南門，現有‘古懷德門’四字，後復展至現在南門爲止，故舊有北城、中城、南城之曰。”

從建城到三次拓城，滿打滿算，也就六七十年時間，它從軍事出發，逐漸向政治靠攏，最終完成了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於一體的華麗轉身，成爲陝北第一大鎮。亦有人說，“三拓”實際是“三遷”，全因毛烏素沙漠的瘋狂北移而推城南遷。到清晚期，確也曾因堆沙與城齊的尷尬而被迫北城回縮，但那已是同治二年的事了，初期的“三拓”全是因了榆林的青春蒸蒸而改造與擴建的。

兩位皇帝幸駕榆林

榆林的軍事地位牽動着皇上的心。

明武宗皇帝朱厚照15歲登基，到正德十三年（1518），已屆28歲，風華正茂，英年咄咄。他從小就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期盼自己能像兩位先祖一樣爲大明創業建功。正德十二年十月他擊敗了蒙古小王子部，取得“應州大捷”。就在那一刻，激活了他親赴西北長城一線巡察的想往，他企望在那遼闊的長城一線展露身手，越明年，也即正德十三年十月，他渡過黃河，途徑府谷、神木，來到榆林。先駐上帝廟，後改住“懷德門”。武宗皇帝生性活潑，盛年正屆，風流倜儻，白天他親率錦衣衛的“六師”，出振武門狩獵，看着獵物在漠野千里的翰海出沒，他的興致就格外高漲，挽弓搭箭，箭起兔落，晚上，廚師端上精心烹製的白天獵物，又有京師帶來的樂伎佐餐，竟不知今夕何夕。他看榆林軍容整飭，民庶宴然，就放心地一駐就是兩月。興致所至，揮毫將“懷德門”改爲“太乙神宮”，天上人間，悠哉樂哉。他環視榆林三樓騎街（當時只有中城中心的鐘鼓樓，南城中心的星明樓，懷德門城樓），巷陌縱橫，民居四合圍攏，不禁自言自語，真乃小北京也。這位個性解放不拘小節的年輕天子，視總兵戴欽之女貌美非凡，一高興，又親納爲妃。皇上貴爲天子，民間視爲神靈，哪知他高處不勝寒？這位英年皇帝，志存高遠，登堂則運籌帷幄，出宮則率性放誕，治大國如烹小鮮，拈重若輕。

與武宗皇帝截然不同的是，業精業勤的康熙皇帝。他也有幸次駕榆林，他完全是奔着那個驕肆縱狂屢犯邊境的噶爾丹而來的。那已經是他第三次親征。他經過居庸關、大同，渡過黃河，過神木、府谷，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日到達榆林，大本營就扎於榆陽橋南。他此時的心，還牽在噶爾丹身上，無心榆林城的繁華熱鬧，而且在給皇太子硃批中特別說道，“每日謹慎自持，俱照巡幸南方例而行，決不有辱臉面。”還援以武宗皇帝之例，“皇太子勿爲朕憂慮，朕若如明武宗，則斷不歸朝也。”話裏暗示出，榆林城是絕然不錯的，只是公務如身，不能學武宗祖那樣樂不思歸。他惟對榆林路途所見而多感慨，在寫給最信任的顧太監的第四封信中說，“凡陝西地方，山川形勢又是別樣一種景緻，也有好處，也有不堪處。所以好處者，風俗淳厚，人心似古，水土好，人無雜病，食物亦多。山上有松樹、柏樹，遠看可以看得。若說不堪處，凡城堡都在山頂上，村莊都在破崖旁，做洞居住，嶺不成嶺，道不成道，可笑之極矣。”克勤克勞的康熙帝，不顧旅途勞頓，邊行邊看，晚上還將所見援筆成篇，與武宗皇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才蔚成了康乾盛世。此次過榆，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沿邊山行，崗巒崎嶇，黃河彌望。因自榆林鎮取道塞外，沙淺途平水草鹹便，且十二日之程減半到達安邊堡，書以計之。”不由，詩興泉湧而出，“森森萬騎歷駝城，沙塞風清磧路平。冰泮長河堪飲馬，月來大野照移營。郵籤紀地旬餘驛，羽轡行邊六日程。天下一家無內外，烽銷堠罷不論兵。”

榆林還與康熙帝有關的是——榆陽橋傍的御碑亭。碑上刻着康熙皇帝旌敕的“兩守孤城，千秋忠勇”八個大字。康熙十三年（1674），定邊副將朱龍與懷遠西川（今子洲縣）鹽民周世民、神木副將孫崇雄響應吳三桂反清，帶兵圍攻榆林城。總兵許佔魁、兵備道副使高光祉、城堡同知譚吉璁等文官武將，率領軍民，奮力抵抗，叛軍圍攻三個月而未克。康熙帝聞奏大喜，追賜旌獎八個大字，爰刻石碑。上款是“康熙十四年閏五月十三日奉旨旌獎”，下款是“延綏城堡同知臣譚吉璁敬勑”。同治年間，總兵劉厚基建亭護碑，名“御碑亭”。此處的“兩”，不爲特指二人，指的是文臣和武將。亦有傳說，康熙微服私訪路過榆林，天昏肚飢，來到城門洞下，城門已關。他央求兩位守門兵士開門，兵士答，當今朝廷有令，晚上城門關後不許再開。康熙好說歹說，兵士就是不開。無奈，高喊，我即當今皇帝，命令你開門。二位兵士再答，皇帝老子也不行，你即使是真皇帝，怎麼能叫我們隨便違背朝廷之命呢？康熙再不言語，只好在城外宿了一夜。回朝，當着滿朝文武大臣講了這件事，並親題“兩守孤城，千秋忠勇”遣人送於榆林，並給兩個士兵加升官職。傳則傳矣，但緣於康熙的好於微服，懸念民情，緣於榆林兵士的忠勇守職，還真有不虛之感。

衛城在於“牆”

城的歷史始於牆，城是牆裏的內容，沒有牆，就談不上城。當然，這是就國內而言。榆林的一拓二拓三拓，都是先從“牆”開始的，牆止哪，城也就止哪，擴言之，城的堅固與否，也在於牆。

榆林的城牆聞名天下，它底寬五丈，頂寬三丈，高三丈六尺。其高度和西安城牆12米相當，超過北京城牆11.6米的高度。2004年，古建專家李周文在臺灣《聯合報》發表《我國九大古城牆》一文，榆林位列其中。

從成化年肇始，榆林的城牆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其間幾擴幾易，幾增幾減，方成現在的規模。東牆駕橫駝山，西牆偎依榆溪河岸，北牆爬坡斜傍，南牆順臨榆陽之水。依山傍水，東高西低。早先，黃土築牆，夯實爲宜，延至嘉靖、隆慶、萬曆，相繼以磚包砌，加固城壁。逐漸地，修補改造，增垣築牢，以次而“固若金湯”。

歷史上，榆林憑藉着優越的城牆，曾讓多少想入城者望牆而興嘆。康熙爺的“兩守孤城，千秋忠勇”贊人也贊“牆”，試想，如果沒有堅實的“牆”，圍城三月的叛軍怎會棄城而之呢。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六日，回軍馬正和率精兵一萬多人圍攻榆林城，兵備道嵩燾、總兵陶茂、知府蔡兆槐、知縣嚴書麟等親率軍民堅守，“人嘯馬嘶，全城鼎沸，至晚燈光通明不息，如同白晝。”一次又一次，堅固的城牆依然堅固，城下的敵人屍體卻一層再摞一層。憤而敗北的回軍，沮喪之極，回途之中見人即殺，見村即屠。冷兵器時代的城牆如天然屏障，將敵人隔離在遙天一隅。即使到了兵槍主代的二十世紀，城牆依舊撼然難動。1947年，榆林周邊幾乎都成陝甘寧邊紅區，唯榆林城煢煢獨立，榆林已成爲藏在紅區的一顆定時炸彈，黨中央下決心要端掉這顆釘子。8月至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兩次進攻榆林，總司令彭德懷親自指揮，部署的兵力也是足夠有餘的。空中炮火飛鳴，地下挖洞潛城，當時的敵人已成驚弓之鳥，民心也都紛紛思變，但搖晃的雲梯在堅固的城牆面前總是顯得氣力難支，一腔熱血在磚石之間常常灰飛煙滅，儘管炮火機槍不惜猛烈重攻，多少噸炸藥在城牆根下騰起沖天巨浪，然而幾百年的澆鑄磨礪，硬是巋然不動。雙方因此都付出了艱辛的代價，也都盡了最大的努力，然而最終的贏輸還是繫於那個牢固的城牆……當然，也有唯一一次失利的時間，那是崇禎末年的闖王鐵拳。1643年初，李過、劉芳亮率兵4萬進攻榆林。一邊在東山上架飛樓攻城，一邊在東南城牆下挖地道攻城，大戰十日而城破。當此之時，一因掘地道而致城陷，更重要的還在於明末政治昏庸，民不聊生，人心思“闖”，那纔是主要原因。如今，離遠而望，城牆斑駁孔洞，豁牙露齒，箭傷槍傷，遍佈周身，撫摸每一處磚石，都有一段滄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