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话题 | 通过阿伦特，从表演理论返回民俗学原典《判断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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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阿伦特，

从表演理论返回民俗学原典《判断力批判》

2019年3月8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迎来了“京师社会学讲坛·民俗学系列”第二十四讲，题为“通过阿伦特，从表演理论返回民俗学原典《判断力批判》”。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微研究员是民俗学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近年来他在追问民俗学根本性问题的研究中，重新定义和明确了民俗学研究的高层理论和哲学视野，为民俗学当下转向打开了新的大门。同时，本期主题对鲍曼表演理论的反思也是世界范围内民俗学者讨论的重要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鞠熙副教授主持本次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户晓辉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王杰文教授全程参与本次会议并做了精彩的研讨。

一、对表演理论的误读

吕微研究员从鲍曼的表演理论讲起，认为经验式的时空语境观是对鲍曼表演理论的误读，这也造成了学者对表演理论另一关键词“责任”的忽视。对于鲍曼来讲，表演不只是时空行为，它还包括对责任的根本性诉求。表演理论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而不是工具性转变。由此，他引出学界在借鉴国外理论时存在的问题，即我们总把国外理论当作工具，而根本不考虑它的前提和立场。他认为需要整体的研究国外理论，即不是把理论当作工具，而是作为我们确立自己思考问题的背景、立场或出发点的借鉴。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他将话题引向康德，指出自己的实践研究就是以康德哲学为思考立场。

二、民俗学-民间文学需要先验维度

吕微提出，60年代以来，以鲍曼、鲍辛格、高丙中等人为代表的民俗学者在各自的国家掀起了民俗学实践范式的转变，但他们都止步于经验研究或者不彻底的现象学经验研究。吕微认为对现实生活本身的经验研究不能很好地为人的权利做正当性论证。民俗学研究人，关注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如果仅仅做现实研究，那只能得出“我们没有权利”的“存在即合理”的认识结论。因此，民俗学范式需要从经验研究走向先验研究。

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开篇即提出用“居民”替代“人民”的表述，其研究的落脚点是每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鲍曼也是研究如何使个体成为社会中的一员。吕微认为无论是鲍辛格还是鲍曼都没有找到一条真正可行的经验研究之路来实现他们的研究目标。而民俗学“民”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康德的“人”的概念，民俗学发端之初的浪漫主义并非是民族主义，而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俗学完全有理由说康德《判断力批判》是民俗学原典，浪漫主义的民间文学运动就是以《判断力批判》作为形而上学基础。

三、《判断力批判》

民俗学界基本认同民俗学具有实践目的，但是在具体方法上有不同的理解。要理解不同学者的观点，最好的方法并不是经验性比较而是先验分析，吕微认为建立在日常理性基础上的经验性比较需要一个统一的先验逻辑，即站在理性而不是经验基础上的“比较”，我们才能深层次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而我们对自己的批判也应该建立在“判断力批判”的基础上。康德将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论理性的实践使用只是一种技术实践，它有功利性目的，而纯粹实践理性是出于纯粹的道德目的。在康德的概念区分中，将理论应用于行动，仍然是理论理性，根本上仍然是认识论的。只有出于道德的实践才是真正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在现实中难以区分，通常也并不总是对立的。理论分析在面对实际情况时，常会出现难以判断的情况。因为判断力能够独立于我们的理性和知性，所以康德才要讨论判断力的问题。判断力是“习得”的，从而有助于道德理性。判断力习得需要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判断力无法产生“知识”，没有办法为对象“立法”。它可以从属于知性，也可以从属于理性。因此，判断力没有自己“活动”的领域，但判断力批判可以成为连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过渡地段。

在康德的概念体系下重新看待民俗学的实践概念，可以把广义的理性区分为：非理性的感觉实践；理性的理论认识实践（即技术实践）；理性的道德实践；判断力的审美鉴赏实践。吕微认为，在这样的统一逻辑条件下，才能理性地比较民俗学几种实践观点的优缺点。

四、艺术和伦理

在鲍曼等人的表演理论中，表演变成了一个规定性、命令性的东西，完全的表演就是双方都负责任的交流。但是鲍曼也认为，要评价表演，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从语境中抽离出来，因此鲍曼并不完全是经验主义者。表演关注的是艺术和伦理，甚至伦理大于艺术，艺术中可以有道德教育，但它只能作为附加目的，通过善的概念做出规定。如果把审美的表演，完全变成了道德表演的规定性目的，艺术表演就变成了没有反思性的道德暴政，就是“道德恐怖主义”。

而 “言语共同体”这一美国表演理论最基础的概念，也成为“非遗公约”的核心概念，即“社区”原理。吕微认为小共同体不能作为立法的前提条件，必须以人类普遍共同体为前提，“非遗”公约的问题在于把社区当作核心，而小共同体自身的观念往往不具有普遍性，只有建立在每个人的意志基础上的公意理念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尽管这一目标不能完全达到，但是它应该成为一个目标，并且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最后，吕微总结道，鲍辛格提出的“居民”这个问题仍旧没有过时，居民作为个体应该是民俗学实践转向考虑的核心问题。鲍辛格和鲍曼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康德哲学可以为民俗学实践转向提供一种先验性的思维方式，将民俗学研究拉回对根本性问题的反思。

五、学术对话

王杰文教授指出，我们讨论实践，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需要思考，我们用这个概念想谈什么？回到学科历史，实践是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重要概念，无论是马克思、涂尔干，还是布迪厄、吉登斯、萨林斯等的实践研究，他们都没有把判断力批判加进去，都还是我们认为的日常生活实践。另外，我们谈日常生活实践，从语言和生活环境来研究文化传统，如果实践是可见的，自然就会强调文化多样性，所做的研究就是小社区研究。所以基本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学者关注的问题不在于是小社区还是吕微老师等人提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似乎大家直接谈的是文化多样性。

鞠熙副教授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可能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因此我们的研究要强调小社区。另外法国学者特别喜欢谈实践，是因为他们不想全世界都看到基督教的影子，实践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小社区研究才能反对普适性。

吕微老师回应老师们提出的一些观念，认为在民俗学的鼻祖赫尔德之后，没有在民俗学中看到康德所说的自由民主的道德实践理性，这是由特殊的时代背景造成的。但是在当下，如果再继续没有道德实践理性的民俗学，就是忘记了民俗学的根本目的。吕微引用康德的一句话即他做的研究就是“悬置知识，给信仰腾出位置”。他做理论研究，但并不反对社区实践，如果在行动中通过社区为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而努力进而有所作为当然是好的，但是他本人更愿意做一个观察者。他认为社区实践如果没有根本原则做指导，也会迷失方向。任何主观原则的表达都必须建立在客观原则基础上，我们只有回到先验立场才有可能在协商中走向普遍原则的公民社会，普遍原则产生于每一个人纯粹理性、自由意志的先验道德能力和权利。

户晓辉研究员指出康德的实践理性加入了道德和自由，而部分学者理解的日常生活实践强调行动。理性实践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不是截然对立的。我们在讨论康德实践理性时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即它对民俗学研究的必要性在哪里？实践理性如何切中社会现实？而日常生活实践研究的学者们也要回答以下问题，既然要切中中国现实问题，那么，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到底是什么？行动是否是学者的本职？学者观念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吕老师讲的是实践是前提性设定问题，但是我们总是进入具体讨论，这就是问题的焦点。

最后鞠熙副教授总结道，尽管大家对实践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吕微老师等人的理论研究从理性上建立起清晰的分析框架，使得学术研究有了最终的理性目标，也使得学术交流与对话能够在反思中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