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汝厚（？—1918），回族，字献臣，济宁城里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据载，米汝厚“家里田连千亩，房屋成片，是济宁有名的官僚地主”。其父米协麟，清末曾任直隶东明（今属山东）知县。光绪年间，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下，米协麟曾参与过枣庄中兴矿局的创办，是山东早期民族资本家之一。米汝厚早年随同父亲游宦在外，增长了阅历，也接触到一些先进文化知识，尤其是随同父亲在枣庄接办中兴煤矿，积累了丰富的办矿经验。据地方史志记载，“济宁回民米汝厚联合李恩瑕等富商集股3万元，在宁阳县创办了华丰煤矿公司。其父米协麟曾创办枣庄中兴煤矿，父子均属山东煤矿的（早期）奠基人之一” 。

从现存资料推测，米汝厚早年应当有一定功名，光绪初年以候选县丞在直隶候补。1877年和1878年，直隶境（东明、长垣）黄河南堤连续两年防汛安澜，身为候选县丞的米汝厚等人，奉命随同开州知州陈兆麟、长垣知县费瀛、代理东明县事候补知县唐榕森“督率绅民抢险”，甚为出力。事后，直隶总督李鸿章于1878年11月12日上奏清廷，在“酌保尤为出力人员”名单中就有米汝厚等11人，请求清廷优先叙用，其中“米汝厚请俟选缺后以知县用” 。不久，米汝厚以候补知县被派发江苏候补。嗣后，米汝厚鉴于官场腐败，升迁无望，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转而走上了矿业经营之路。

就在米汝厚获得候补知县的当年，正在直隶东明县知县任上的父亲米协麟，奉命开办枣庄煤矿。早在1875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即曾上书光绪皇帝，力陈开采煤铁之重要。清廷上谕批复：“开采煤铁事宜，着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 在此情况下，米协麟跃跃欲试，经禀请李鸿章许可，遂在1878年春与候补知县戴华藻到达枣庄，筹集股银2.5万两，在三合庄一带租地盖房，招募工人，创办了由官僚、富商和地主合资的“山东峄县中兴矿局”。矿局开办后，由于资金短缺，无力购置机械设备，仍沿用传统的土法开采。在试开了3座小井之后，终因矿井积水严重而停止。但这毕竟是集资合办企业开采煤田的初步尝试，为此后米汝厚、张莲芬等人接续兴办枣庄煤矿提供了经验。

1880年春，东明候补知县戴华藻致函邀请直隶候补道张莲芬前往山东峄县，共同开办枣庄煤矿。嗣后，张莲芬会同通用镇总兵贾起胜、直隶候补道戴宗骞等一批清政府官员分头在上海、天津等地集股银5.6万两，购买新式抽水机4台和提升设备，于1881年年底扩充采办。但是，随着枣庄煤矿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煤矿生产安全事故不断出现。1893年6月14日，枣庄煤矿所属半截筒子小窑突然发生透水，大水很快淹没了井下，百余名矿工无一人生还。消息传开，枣庄煤矿内外人士非常愤怒，纷纷声讨煤矿经营者腐败无能。而当时的经营者又因为内部矛盾发生冲突，致使枣庄煤矿处于瘫痪状态。事情上报山东巡抚，煤矿负责人戴华藻被撤销总办职务，命陈德俊接任。1896年1月，山东巡抚李秉衡以“山东历办矿务无成效”为由，奏请清政府封矿。于是，枣庄煤矿被迫停办 。

枣庄煤矿被迫停办后，米汝厚认为放着丰厚的资源不去开发利用，甚为可惜，便与李朝相等人商量开办民窑。1896年7月，他们向中兴矿局股东陈德俊（又称南股股东）租借4台抽水机，在枣庄附近开挖民窑使用。而此事被股东贾起胜等人（又称北股股东）得知后，坚决反对。于是，双方争执，各不相让，致使矛盾激化，惊动了地方政府。1897年3月，峄县知县以枣庄煤矿机器“事关北洋”为由，上奏直隶总督王文韶，要求将矿局机器移出枣庄，停止在枣庄开办煤窑。当年7月26日，王文韶即委派张莲芬前来枣庄查明情况。张莲芬受命勘察后认为既不能移走机器，也不能因此停止对枣庄煤矿的开采。1898年初，峄县知县再次向清政府禀报：山东峄县煤矿倒闭后，南北股东因账目和资金问题不断发生纠纷，当地恶势力寻衅滋事，觊觎封存于矿内的贵重机器及倒闭后没付的占地租金，地方官府又无法保护，且“甫经遵饬停止，岂可再听绅民接开”，再次请北洋大臣命令矿务局移去机器、拆毁局房，将地基归还原主，致使米汝厚等人开发枣庄煤矿的努力落空 。

1908年，米汝厚前往宁阳东乡华丰煤田开办煤窑，至1909年终于创办了著名的华丰煤矿。

华丰煤矿从明代末叶就已经开始开采。到19世纪中叶，当地县衙曾从维护本地士绅地主的利益出发，规定民间开办煤窑，一定要以所在地地主为窑主，否则就不准开办。这一时期，在华丰开办过煤窑的地主很多，其中有本地的孔家、宁家和王家，济宁的米家、唐家、乔家，河南的上官家等。济宁米家即是指米汝厚家而言。米家当时是与当地地主魏以坤合伙开窑。据载，因米汝厚大腹便便，在当地有“米大肚子”的绰号。几年后，米汝厚凭着较为显赫的家世和雄厚的资本，设法挤走了魏家，独占了煤窑。

1908年4月，身为江苏候补知县的米汝厚，正式向官府禀请在山东宁阳县东南乡磁窑探矿，经山东劝业公所核准后给予探矿执照 。自此，米汝厚获取了开采矿区32年的权利，遂公开征购矿区土地。当时适逢城市居民和机器工业对煤炭燃料的需求逐年增加，米汝厚便积极筹集资金，与富商李恩瑕（李幼恒）等十余人共凑得41958元（一说白银3万两），于1909年正式挂出“华丰煤矿公司”的招牌，米汝厚由董事们推举为煤矿第一任经理。

当时的华丰煤矿有近十个矿井，雇佣矿工约在2000人至3000人之间。农闲时或灾荒年，劳动力便宜，矿上工人数目会相应增加。办矿之初，依然使用人力绞车等提升工具，但是伴随着企业盈利的增多，煤矿逐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购置锅炉、汽水泵、汽绞车，建起机械修理厂，实现了设备更新，机械化程度逐渐提高，开始大规模开采，这是当地土法小窑所无法相比的。煤矿主要矿井使用了德国制造的12寸或14寸的汽缸轮齿绞车，并安装了一部发电机、15座锅炉。井下的大巷都铺了铁轨，开始用木矿车运输，一车能装煤炭三四百公斤至六七百公斤。生产技术的改进，使矿井延深度大大增加，过去的小煤窑最深只有37米，而华丰煤矿公司的煤井深度达到了480米，煤炭的产量也因此大幅度增加。

到1916年煤矿已开凿煤井30余口，年产量达4万吨。由于产量高，加之“当时以得风气之先，他处采煤者尚少，故该矿之销路、售价，均占优势”。九年内煤矿获利24万元，除去红利及退股者外，积成17万元资本 。

在管理方面，米汝厚一改以往地主办窑时的分散式小规模经营，采用了公司制度，转变为新式企业经营，因此在组织形式方面也较以往地主所办煤窑复杂。投资入股华丰煤矿的绅商组成董事会，负责处理有关华丰煤矿的重大事宜。

米汝厚在磁窑办矿时期（1909—1918），经理并不直接管理每个矿井的生产，而是把矿井包给包柜头。这种制度带有明显的落后性，它表明新式煤矿企业在其产生之时，尚带有浓厚的传统旧式煤井色彩。当时煤矿公司与包柜头之间采取“分成制”，一般是三七开，即生产的煤炭，公司要七成，包柜给三成。更多的时候是采取“包价洋”的形式，即公司按采煤多少付给包柜头一定的包价洋，所产煤炭全部归公司所有。一般情形下，公司平均每吨煤炭付出包价洋1元多，加上股本还息以及职员、矿警队和公安局的薪金，平均每吨煤炭的成本约在4元多。公司在当地出售煤每吨卖到近6元，获利近2元。米汝厚担任经理经营华丰煤矿近10年，每年可获利三四万至八九万元，除去股本分红，共积累了17万元的资金，比建矿时增加了3倍多 。

1917—1918年，煤矿遭遇两次匪劫，经理米汝厚也遭到了绑架。为应付劫匪和赎回人质，煤矿经营遭到严重打击，两次财务损失及赎人用款达12万元 。1918年，在经历劫难之后，米汝厚因病去世。华丰煤矿经理职务由鲁桐山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