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維新派和守舊派的論戰

1898年前後，維新派與守舊派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論戰。

論戰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展開：

首先，要不要變法。守舊派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主張“寧可亡國，不可變法”。洋務派官僚張之洞也在《勸學篇》一書中反覆強調封建的綱常倫理不可變。而維新派則根據西方資產階級進化論的觀點，認爲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他們提出，“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只有維新變法，革除積弊，才能挽救中國所面臨的危亡局面，以圖求存和自強。

其次，要不要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

最後，要不要廢八股、改科舉和興西學。守舊派反對西學，把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斥之爲“奇技淫巧”。洋務派雖認爲西方的軍事和技術可以學習，但堅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舉八股，尤其不能觸動三綱五常。而維新派則認爲要救中國必須廢八股、改科舉，辦學堂、興西學。

針對洋務派“中體西用”的口號，維新派駁斥道：“未聞以牛爲體，以馬爲用者。”因爲體用是不可分的，中學有中學的“體”“用”，西學有西學的“體”“用”，把中學之“體”和西學之“用”湊在一起，就如同要讓“牛體”產生“馬用”一樣荒謬。維新派與守舊派的這場論戰，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思想與封建主義思想在中國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通過論戰，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的傳播，戊戌變法運動的帷幕隨之拉開。

(2)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

1905年至1907年間，圍繞中國究竟是採用革命手段還是改良方式這個問題，革命派與改良派分別以《民報》、《新民叢報》爲主要輿論陣地，展開了一場大論戰。

雙方論戰涉及的核心問題主要有三個：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這是雙方論戰的焦點。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實行共和。

第三，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

改良派反對土地國有、反對平均地權。他們認爲中國社會經濟組織優良，土地問題不是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不存在社會革命的可能。社會革命只會導致中國的大動亂。他們還攻擊主張平均地權是煽動乞丐流氓，主張土地國有是危害國本。革命派強調，當時的中國存在着嚴重的“地主強權”、“地權失平”的現象，而救治之法只有實行土地國有政策，通過平均地權以實現土地國有，在進行政治革命的同時實現社會革命，才能避免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的出現。

這場論戰具有重大的意義。通過這場論戰，劃清了革命與改良的界限，傳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但這場論戰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論方面的弱點。比如，他們主張推翻清政府，但對“革命是否會招致帝國主義干涉”的問題不敢作出理直氣壯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過“有秩序的革命”來避免動亂和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所說的“國民”，主要還是指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而不是廣大的勞動羣衆。在回答改良派攻擊土地國有乃“欲奪富人所有以均諸貧民”時，反覆申明，革命派政策非“損富者以益貧”，而是使“富者愈富，貧者亦富也”，也無疑反映了他們對地主階級的妥協態度。這些理論和認識的侷限不可避免地會影響辛亥革命的進程和結局。

(3)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戰

五四運動以後，隨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前後，馬克思主義論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論者曾經進行過三次大的論爭，分別是“問題與主義之爭(同實用主義的論戰)”;“社會主義論戰(同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爭論)”;“同無政府主義的論戰”。這三次大的論戰，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更多先進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爲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