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争是明朝末年历史上的一个特征。

明朝的东林党的形成大致是这样:在江苏无锡有个书院叫东林书院,这是一所学校。当时有两个政府官员,叫顾宪成和顾允成,两兄弟在北京做官的时侯,由于他们的政治见解与当时的当权人物相抵触,便辞官不做,回家后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很有学问,在地方上声望很高,为人也正派。如此,和他们意气相投的人跟他们的来往便越来越多了。不但在地方上,就是在北京,有一些官员跟他们的来往也比较多。他们以讲学为名,发表一些议论朝政的意见。这样,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开始,一直到明朝推,前后五十年间,在明朝政治上形成了一批所谓东林党人和另外一批反对东林党的非东林党人。非东林党人后来形成齐(山东)、楚(潮北)、渐(浙江)三派,与东林党争论不休。

这五十年间,在几件大事情上都有争论。你主张这样,他反对;他主张那样,你反对。党争中最早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京察”问题。“京察”这两个字大家都认识,但是不好懂。这是古代历史上的一种制度,就是政府的官员经过一定的时期要考核,相当于现在的考勤考绩。主持考勤考绩的是吏部尚书、吏部待郎,他们主管文官的登记、资格审查、成绩考核及任免、升降、转调、俸给、奖恤等事。当时考取进士以后,有一部分进士就被安排做科道官。科道官都是监察官,当时叫作“言官”。他们本身没有什么工作,只是监察别人的工作,提出赞成的或者反对的意见。他们的任务就是说活,所以叫“言官”。每次“京察”,吏部提出某些人称职,某些人不称职。1594年举行“京察”的时候,就发生了争论,这一部分人说这些人好,那一部分人说不好。

凡是东林党人说好的,非东林党人一定说不好。从1594年“京察”开始,各党之间一直争吵了五十年。

继“京察”问题之后,接着发生了“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是国家的根本。我们今天说国家的根本就是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概念,那时候所谓“国本”是指皇帝的继承人问题。万历做了多年皇帝,按照过去的惯例,他应该立一个皇太子,以便他死后有一个法定的继承人。可是他不喜欢他的大几子,他所喜欢的是他的小老婆(郑贵妃)生的儿子福王(之后封在河南洛阳),所以他就迟不立太子。有些大臣就闹起来了,他们认为国家的根本很重要,也就是说第二代的皇帝很重要,应该早立太子。凡是提议立太子的,万历就不高兴,他说:我还活着,你们忙什么!如此,有人主张早立太子,有人反对立太子,便争吵了起来,这就叫“国本之争”。

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案子叫“梃击案”。有一天早晨,突然有一个人跑到官里来见人就打,一直打到万历的大儿子那里。当然,这个人马上被逮住了。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谁叫他到官里来打万历的大儿子的?当时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指使的。这是官廷问题,却成了当时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引起了争吵,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争论不体。

万历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死了。他的大儿子继位不到一个月又死了,怎么死的呢?搞不清楚。据说他生病的时候,有个医生给他红丸药吃,吃了以后就死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皇帝是不是被毒死的?是谁把他毒死的?因此又发生了所谓“红丸案”,各个集团之间又争吵了起来。

正在争吵的时候,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只做了个把月的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位,还没成年。这个短命皇帝有个妃子李选侍,她住在正官里不肯搬出来。她有政治野心:想趁这个小孩儿做皇帝的机会把持朝政。这样,又发生了争论,有一些人出来骂她:你这个妃子怎么能霸着正官?通着她搬出去了。这个案件叫“移富案”。京戏里有一出戏叫《二进官》,就是讲述这件事的,不过把时代改变了,把孙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梃击”“红丸”“移官”是当时三大案件,成为当时争论最激烈的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上出现了什么现象呢?每一件事情发生后,这批人这种主张,那批人那种主张,争论不休,整天给皇帝写报告。

而万历皇帝呢?他只有七个字:谢客,朕正忙着呢。因此,万历皇帝到晚年根本不接见臣下,差不多一二十年不跟大臣见面,把自己关在官廷里,什么事情也不管,大臣们有事要跟他商量也见不着。政治腐化,纪律松解,大明王朝迅速走向了衰败,为其最终灭亡埋下了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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