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生日这天，邀你跨时空一起“看电影”

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柯的思想对当下依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在法律研究、社会理论研究、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领域都能见到福柯的影子，可以说福柯依旧与当下息息相关，其思想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为什么福柯时至今日仍然令人着迷？在他的92周年诞辰日，我们可以一起近距离观看福柯，欣赏其思想之花的迷人之处。

皮埃尔·里维埃的归来

福柯与戈蒂耶（G.Gauthier）访谈录

《电影杂志》，第312期，1976年12月。

米歇尔·福柯，《言与文》，n°185，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

戈蒂耶：作为皮埃尔·里维埃的发现者，您在勒内·阿里奥的影片中认出这个皮埃尔了吗？

福柯：我认为没有必要认出他来。他存在过，这就够了。里维埃的文献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事件过后不久他就被完全遗忘了，即使这个罪行的影响犹在。虽然当时的名医们都关注他的案例，但他在法医层面上已经彻底消失了。没有人再提到他。其实，他给当时的医生提出了谜一般的难题，他们当中没有人可以解决，人们只是拥有这个案子的完整诉讼文献，或者更准确地讲，里维埃本人的回忆。我出书就是要重提里维埃的问题，在精神病学诞生150年之后，在精神分析学创建、法医学和犯罪学普及之后，重提里维埃案，就是要告诉今天的人们：他又回来了，你们对他的归来怎么看？我认为阿里奥的影片正好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更加迫切，这是书籍无法比拟的，因为通过克劳德·埃贝尔的出色演绎，他不仅找回了皮埃尔·里维埃，还找到了重提谁是里维埃这个问题的最佳载体。

戈蒂耶：历史片，一般来说，都倾向于回答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观众难道不更期待人们告诉他，这才是真正的皮埃尔·里维埃吗？

福柯：我不认为这部电影宣称它是真实的。影片没有说：这就是皮埃尔·里维埃。在阿里奥的这部影片中，最有历史感的部分，就是它不想重构里维埃事件。他要做的，就是在资料、回忆以及这个叫皮埃尔·里维埃的人口中说出话的基础上，通过他的家人、他的邻居、法官，尽可能让这些话语、这些问题、这些举动重新回到现在人们的口中、身体和行为中，哪怕这些人不是职业演员，与当地的农民，与1836年的这个事件同构。其次，在最靠近当年提出这个问题的地方，重提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当地人参与了影片的拍摄，他们扮演不同的人物角色，不同的桥段，他们表演了这出戏，并通过表演重提了这个问题。

戈蒂耶：通过《卡米扎尔人》①和《皮埃尔·里维埃》，人们是否可以描述出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阿里奥真的在书写历史吗？

福柯：阿里奥是否在书写历史？我不这样认为。书写历史，是一种知识活动，至少是一种学术或学院活动，反过来讲，让历史重现，或者与历史发生某种关系，或者强化我们记忆或遗忘的某些区域，这倒是阿里奥做的事情，也是电影能做的事情。人们可以试着观看阿里奥的影片是如何重现历史的，比如，如何让《卡米扎尔人》中的让·卡瓦利耶的声音能够在现在被真实地传递，而且他使用的词语都是相同的，可以直接传递给我们1968年之后那代人。阿里奥没有展示已经发生的事情，没有重现那些事件，无论是想象的，还是详实地重构。这里面一定有我们真实历史中的某个真实片段。人们选择它，提取它的元素，把它拍成电影，让人物说同样的话，这会产生什么效果？

戈蒂耶：在阿里奥的这两部影片中，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参照物：一是文学的，手稿的，一是视觉的，写实主义绘画传统的。这两种参照是否对重现历史有很好的帮助？

福柯：如果他想重构历史，这两个层次是相背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它们才是不对立的：一方面，它既能召来；另一方面，它又能驱走这些构成我们历史的元素。确实，存在这种绘画，我们可以从米勒的绘画中，看到农民风俗的表现系统，这是一种纯外观的视角，从高处俯瞰农民，虽然不会消减他们的精彩，但却会以某种方式把他们程式化。

影片就是这种视角，在年代上接近里维埃事件，也是这种方式，当时做医生、做法官的人就是通过农民的盲动和痛苦来侵蚀农民社会的。所有这一切，可能有些部分相互交错、隐蔽，显露一些元素以便提出问题。在阿里奥的影片中，有现时永恒的一面，这一面胜过历史的重复。这就是最短暂的东西，亦即日常生活的永恒现时。他的影片，永远离不开日常生活的问题，从布莱希特的戏剧到他现在试图做的、迥异于布莱希特的事情，总有一个共同的元素：什么是日常生活有说服力的戏剧定义？它的永恒呈现方式是什么，如果这些微事件的疏漏是无法确定的，甚至不值得被讲述，根本不会进入人们的记忆？但是，也确实存在这些事件显现的层次，也确实有某个事件发生在我们的乡村，却无法以某种方式进入20世纪城市居民的身体里。会有某种农民风俗的小元素，田间森林和牲畜棚中的小故事，从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身体，但仍无法明确地被表现出来。

戈蒂耶：您认为像皮埃尔·里维埃这样一个特殊人物能体现历史的潜在力量，即布莱希特所说的“黑暗力量”吗？

福柯：从某种意义上讲，皮埃尔·里维埃做到了让所有试图欺骗他的国家机器发生短路并丢丑。这里面至少有双重圈套：一是，他逃脱了一切，因为，最终，法律和医学都拿他没办法，而他的记忆，好像预见到了一切，逃脱了所有归类和所有可能的危害。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要杀他的弟弟时，他回答：“要让所有人都讨厌我，尤其是我的父亲，要让我的父亲在我被宣判死刑时不会悲伤。”他给所有人设下的另一个完美圈套就是让人们无法从外表识破他，让他被判刑，最终被处死，尽管他已经被宽释。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计划面前，尤其是在这样一篇神奇的文献前，医生，当然还有陪审团、法官一致认为：“他不可能是一个疯子，他太明白，太强大，太聪明，我们不能不判他。”他通过给所有人下套，也包括让自己进入圈套从而逃脱了所有圈套。阿里奥的影片，通过文献、记忆这一画外音和人们之所见，如实再现了这个双重圈套。一方面，这是一种声音，它包含了所有余下的东西，所以，整个影片都是里维埃声音的内化，而里维埃不只出现在影片中，他还被包含在胶片中，让他超越影片的外缘。另一方，通过借用记者、法官、医生语音的历史回顾，阿里奥重构了里维埃如何因人们对他自白的议论而落入圈套的经过。

戈蒂耶：这里还有您的一种表述，阿里奥在谈到自己的影片时喜欢引用它：“历史的尘埃。”通过里维埃这位大明星，这种历史的尘埃还永远会是微小的吗？

福柯：不好说，这是一种《放大》②，一种爆炸现象，它会发生在所有此类事情中，就像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当您打开报纸，您读到一个男人在与妻子争吵后杀了她时，这就是日常生活。它在某一特定时间，在某一事故，某种偏离，某种过激后，变成了一个大事情，但它会像一个气球那样很快消失的。里维埃事件就是如此，这也正是阿里奥的影片表现的东西：日常生活，一次围绕田地、家具、家畜展开的争执。这就是历史的无意识，而不是什么伟大的力量、生命和死亡的推动力。我们的历史无意识就是由这些成千上万的小事件构成的，这些小事件会像雨滴一样，浸润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维方式。然后，其中一个小事件在一个偶然的时机留下它的痕迹，或者可能变成一件大事，一本书，一部电影。［……］

本文选自《福柯看电影》

注释：

①《卡米扎尔人》，勒内·阿里奥的影片（1971年）。

②安东尼奥尼的影片（1967）（福柯与安东尼奥尼讨论他们各自的工作方法）。

上文提到的皮埃尔·里维埃是《我，皮埃尔·里维埃，杀死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又名《我，皮埃尔·里维埃》，导演是勒内·阿里奥）（1976）的主人公，这部法国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1935年，青年农民皮埃尔·里维埃先后杀死了他的母亲，姊姊和弟弟，引起了当局的特大关注。事发被捕后，法医认为他精神有病。里维埃被判无期徒刑。但是他在狱中自杀身亡。福柯对此案件做了研究，于1973年出版了一本著作《我，皮埃尔·里维埃杀死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这部著作是促使《电影杂志》想见福柯的原因之一。这部电影的导演阿里奥对这本书非常热爱，在他的笔记里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1974年2月12日，读福柯团队的《我，皮埃尔·里维埃，杀死了我的母亲……》。这就是所谓暴力的历史，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应该说：看社会新闻”①。这部电影也是阿里奥测试的一个设想，即“在书与电影之间进行一次并非无用的‘对比’，将福柯著作的‘改编’变成某种经验的汇编，以便在这个过去的非历史关系领域中逐一衡量电影与哲学这次相遇的效果。”②

注释：

①《笔记》，巴黎，公共领域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②《福柯看电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