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生日這天，邀你跨時空一起“看電影”

作爲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柯的思想對當下依舊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並且在法律研究、社會理論研究、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等領域都能見到福柯的影子，可以說福柯依舊與當下息息相關，其思想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爲什麼福柯時至今日仍然令人着迷？在他的92週年誕辰日，我們可以一起近距離觀看福柯，欣賞其思想之花的迷人之處。

皮埃爾·裏維埃的歸來

福柯與戈蒂耶（G.Gauthier）訪談錄

《電影雜誌》，第312期，1976年12月。

米歇爾·福柯，《言與文》，n°185，伽利瑪出版社，1994年。

戈蒂耶：作爲皮埃爾·裏維埃的發現者，您在勒內·阿里奧的影片中認出這個皮埃爾了嗎？

福柯：我認爲沒有必要認出他來。他存在過，這就夠了。裏維埃的文獻讓我感興趣的，是這個事件過後不久他就被完全遺忘了，即使這個罪行的影響猶在。雖然當時的名醫們都關注他的案例，但他在法醫層面上已經徹底消失了。沒有人再提到他。其實，他給當時的醫生提出了謎一般的難題，他們當中沒有人可以解決，人們只是擁有這個案子的完整訴訟文獻，或者更準確地講，裏維埃本人的回憶。我出書就是要重提裏維埃的問題，在精神病學誕生150年之後，在精神分析學創建、法醫學和犯罪學普及之後，重提裏維埃案，就是要告訴今天的人們：他又回來了，你們對他的歸來怎麼看？我認爲阿里奧的影片正好提出這個問題，只是更加迫切，這是書籍無法比擬的，因爲通過克勞德·埃貝爾的出色演繹，他不僅找回了皮埃爾·裏維埃，還找到了重提誰是裏維埃這個問題的最佳載體。

戈蒂耶：歷史片，一般來說，都傾向於回答問題，而不是提出問題。觀衆難道不更期待人們告訴他，這纔是真正的皮埃爾·裏維埃嗎？

福柯：我不認爲這部電影宣稱它是真實的。影片沒有說：這就是皮埃爾·裏維埃。在阿里奧的這部影片中，最有歷史感的部分，就是它不想重構裏維埃事件。他要做的，就是在資料、回憶以及這個叫皮埃爾·裏維埃的人口中說出話的基礎上，通過他的家人、他的鄰居、法官，儘可能讓這些話語、這些問題、這些舉動重新回到現在人們的口中、身體和行爲中，哪怕這些人不是職業演員，與當地的農民，與1836年的這個事件同構。其次，在最靠近當年提出這個問題的地方，重提這個問題。重要的是，當地人參與了影片的拍攝，他們扮演不同的人物角色，不同的橋段，他們表演了這出戏，並通過表演重提了這個問題。

戈蒂耶：通過《卡米扎爾人》①和《皮埃爾·裏維埃》，人們是否可以描述出一種“書寫歷史”的方式。阿里奧真的在書寫歷史嗎？

福柯：阿里奧是否在書寫歷史？我不這樣認爲。書寫歷史，是一種知識活動，至少是一種學術或學院活動，反過來講，讓歷史重現，或者與歷史發生某種關係，或者強化我們記憶或遺忘的某些區域，這倒是阿里奧做的事情，也是電影能做的事情。人們可以試着觀看阿里奧的影片是如何重現歷史的，比如，如何讓《卡米扎爾人》中的讓·卡瓦利耶的聲音能夠在現在被真實地傳遞，而且他使用的詞語都是相同的，可以直接傳遞給我們1968年之後那代人。阿里奧沒有展示已經發生的事情，沒有重現那些事件，無論是想象的，還是詳實地重構。這裏面一定有我們真實歷史中的某個真實片段。人們選擇它，提取它的元素，把它拍成電影，讓人物說同樣的話，這會產生什麼效果？

戈蒂耶：在阿里奧的這兩部影片中，至少有兩個層次的參照物：一是文學的，手稿的，一是視覺的，寫實主義繪畫傳統的。這兩種參照是否對重現歷史有很好的幫助？

福柯：如果他想重構歷史，這兩個層次是相背的。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它們纔是不對立的：一方面，它既能召來；另一方面，它又能驅走這些構成我們歷史的元素。確實，存在這種繪畫，我們可以從米勒的繪畫中，看到農民風俗的表現系統，這是一種純外觀的視角，從高處俯瞰農民，雖然不會消減他們的精彩，但卻會以某種方式把他們程式化。

影片就是這種視角，在年代上接近裏維埃事件，也是這種方式，當時做醫生、做法官的人就是通過農民的盲動和痛苦來侵蝕農民社會的。所有這一切，可能有些部分相互交錯、隱蔽，顯露一些元素以便提出問題。在阿里奧的影片中，有現時永恆的一面，這一面勝過歷史的重複。這就是最短暫的東西，亦即日常生活的永恆現時。他的影片，永遠離不開日常生活的問題，從布萊希特的戲劇到他現在試圖做的、迥異於布萊希特的事情，總有一個共同的元素：什麼是日常生活有說服力的戲劇定義？它的永恆呈現方式是什麼，如果這些微事件的疏漏是無法確定的，甚至不值得被講述，根本不會進入人們的記憶？但是，也確實存在這些事件顯現的層次，也確實有某個事件發生在我們的鄉村，卻無法以某種方式進入20世紀城市居民的身體裏。會有某種農民風俗的小元素，田間森林和牲畜棚中的小故事，從某個地方，以某種方式，進入我們的身體，但仍無法明確地被表現出來。

戈蒂耶：您認爲像皮埃爾·裏維埃這樣一個特殊人物能體現歷史的潛在力量，即布萊希特所說的“黑暗力量”嗎？

福柯：從某種意義上講，皮埃爾·裏維埃做到了讓所有試圖欺騙他的國家機器發生短路並丟醜。這裏面至少有雙重圈套：一是，他逃脫了一切，因爲，最終，法律和醫學都拿他沒辦法，而他的記憶，好像預見到了一切，逃脫了所有歸類和所有可能的危害。當人們問他爲什麼要殺他的弟弟時，他回答：“要讓所有人都討厭我，尤其是我的父親，要讓我的父親在我被宣判死刑時不會悲傷。”他給所有人設下的另一個完美圈套就是讓人們無法從外表識破他，讓他被判刑，最終被處死，儘管他已經被寬釋。正是在這樣一個非常清晰的計劃面前，尤其是在這樣一篇神奇的文獻前，醫生，當然還有陪審團、法官一致認爲：“他不可能是一個瘋子，他太明白，太強大，太聰明，我們不能不判他。”他通過給所有人下套，也包括讓自己進入圈套從而逃脫了所有圈套。阿里奧的影片，通過文獻、記憶這一畫外音和人們之所見，如實再現了這個雙重圈套。一方面，這是一種聲音，它包含了所有餘下的東西，所以，整個影片都是裏維埃聲音的內化，而裏維埃不只出現在影片中，他還被包含在膠片中，讓他超越影片的外緣。另一方，通過借用記者、法官、醫生語音的歷史回顧，阿里奧重構了裏維埃如何因人們對他自白的議論而落入圈套的經過。

戈蒂耶：這裏還有您的一種表述，阿里奧在談到自己的影片時喜歡引用它：“歷史的塵埃。”通過裏維埃這位大明星，這種歷史的塵埃還永遠會是微小的嗎？

福柯：不好說，這是一種《放大》②，一種爆炸現象，它會發生在所有此類事情中，就像會發生在日常生活中一樣。當您打開報紙，您讀到一個男人在與妻子爭吵後殺了她時，這就是日常生活。它在某一特定時間，在某一事故，某種偏離，某種過激後，變成了一個大事情，但它會像一個氣球那樣很快消失的。裏維埃事件就是如此，這也正是阿里奧的影片表現的東西：日常生活，一次圍繞田地、傢俱、家畜展開的爭執。這就是歷史的無意識，而不是什麼偉大的力量、生命和死亡的推動力。我們的歷史無意識就是由這些成千上萬的小事件構成的，這些小事件會像雨滴一樣，浸潤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思維方式。然後，其中一個小事件在一個偶然的時機留下它的痕跡，或者可能變成一件大事，一本書，一部電影。［……］

本文選自《福柯看電影》

註釋：

①《卡米扎爾人》，勒內·阿里奧的影片（1971年）。

②安東尼奧尼的影片（1967）（福柯與安東尼奧尼討論他們各自的工作方法）。

上文提到的皮埃爾·裏維埃是《我，皮埃爾·裏維埃，殺死了我的母親、妹妹和弟弟》（又名《我，皮埃爾·裏維埃》，導演是勒內·阿里奧）（1976）的主人公，這部法國電影根據真人真事改編。1935年，青年農民皮埃爾·裏維埃先後殺死了他的母親，姊姊和弟弟，引起了當局的特大關注。事發被捕後，法醫認爲他精神有病。裏維埃被判無期徒刑。但是他在獄中自殺身亡。福柯對此案件做了研究，於1973年出版了一本著作《我，皮埃爾·裏維埃殺死了我的母親、妹妹和弟弟》，這部著作是促使《電影雜誌》想見福柯的原因之一。這部電影的導演阿里奧對這本書非常熱愛，在他的筆記裏可以看到這樣的痕跡：“1974年2月12日，讀福柯團隊的《我，皮埃爾·裏維埃，殺死了我的母親……》。這就是所謂暴力的歷史，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情況，應該說：看社會新聞”①。這部電影也是阿里奧測試的一個設想，即“在書與電影之間進行一次並非無用的‘對比’，將福柯著作的‘改編’變成某種經驗的彙編，以便在這個過去的非歷史關係領域中逐一衡量電影與哲學這次相遇的效果。”②

註釋：

①《筆記》，巴黎，公共領域出版社，1991年，第39頁。

②《福柯看電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