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節前夕，某網站公佈了“重陽節外出務工人員留守父母調查報告”，透露多數打工者認爲月薪8000元纔敢把父母接到城市同住。調查稱，見面難成爲困擾基層打工羣體的一大問題。在外出打工的受訪者中，23%半年和父母見一次面，31%一年才和父母見一次，18%表示一年到頭也很難見到父母；只有1%的受訪者表示每天可以和父母見面。

另一家媒體重陽節前記者調查發現，老人們過重陽節的最大願望是希望子女能多抽點時間跟他們說說話，平時常回家看看。 這兩條調查新聞，一個角度是從兒女出發，另一個角度是從老人出發。兩者放在一起，悲劇感就出來了：在老人們“渴望得到的”和年輕人們“能夠給予的”之間，有一個巨大的具象化了物質鴻溝，而8000元人民幣，似乎是很多年輕人盡孝道的價格底線。依當下中國絕大多數的打工者甚至新入社會的年輕人的收入現狀來看，很多人是沒有資格盡孝道的，雖然，父母想要的，無非是說說話或常回家看看。但這看似簡單的願望，卻因爲這高昂的心理價位，而變得遙不可及起來。

很顯然這並不是真相的全部。雖然媒體的調查，局部曝露了年輕人們在生計面前的惶恐感，但這種惶恐感是被放大了的，甚至可能成爲一種逃避親情的託詞。幾年前，我就採訪過一個因爲覺得自己“混得不好”而十一年不願意回家看望父母的大學畢業生。其父母聲淚俱下地說：“我只是想看看我們的兒子，不論你是富翁還是乞丐！”這句話，其實是很多父母的心聲——還有什麼能比親情更溫暖和寶貴的？沒有什麼可以用錢來衡量。這種狀況，是將錢作爲惟一崇拜物的思維現狀之下價值觀的畸形變異。

誠然，好的經濟基礎固然能爲父母和親人帶來好的生活條件，建立在好的物質條件的親情更溫暖舒適和愜意。但這二者之間，有一個不能顛倒的順序，即先必須要有孝心和對父母的善念，物質條件是錦上添花的；而絕非物質是孝心和善意的條件。換言之，就是說金錢和物質條件只是讓親情和孝道變得更好的條件，而非對父母有無孝心的前提條件。將錢作爲是否能盡孝先決條件，無疑是錯誤的。

沒有8000元月薪，並不代表說就無法和父母同住，事實上，很多沒有這個經濟條件的人也和父母住在一起，享受着天倫之樂，並共同努力去爭取把日子過得更好；而許多超過8000元月薪的人，或因爲這樣那樣的原因，而吝於花時間和精力陪陪父母，他們的託詞也許是：公司生意沒走上正軌，房子還不夠大車子還不夠豪華，或某些生意客戶得得罪不起。而他們不明白的是，沒有哪位父母，把這些看得比兒女回家來看看或喫頓飯說說話更重。有兩兄弟，大哥有錢，給父母買了房子，但很少回家；弟弟沒錢，卻常陪父母去看戲，父母對衆人說起，都說小兒子比大兒子好，大兒子備感委曲，覺得父母老糊塗了。其實，父母並不糊塗，而是他不懂這個道理而已。

可悲的是，很多兒女們不懂的道理，騙子們卻知道。我曾不只一次遇到過被騙子用洗腳盆或別的保健品騙走幾千甚至上萬元錢的老人，問他們：“媒體天天都在報道這種騙子，你們爲什麼還是會上當呢？”老人們會說：“這些人一上來就喊爸爸媽媽，我覺得他們很親切”，而因爲這份親切和陪伴，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重陽節到了，老人們期待的，並不是大包小包的禮物，也不是豪華鋪張的酒筵。也許一頓親切的家庭團圓飯就夠了，酒不需高檔奢侈，菜無須山珍海味，兒孫們只需放下手機和各種電子產品，耐心聽聽老人們的嘮叨，並隨着這些嘮叨，真誠地喜怒哀樂一番。這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且不說這需要安定平和的心境，更需要發乎於心的“樂意”，還需要時間，對於當下雙獨條件下一對年輕人要面對七八個老人的現實，且不說生活重壓之下平和的心境是奢侈品，單就去看一次長輩，也是需要排班站隊的——這是我們悲哀但又不能不面對的生存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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