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本月9号，FIFA的副秘书长、前克罗地亚传奇名宿兹沃尼米尔-博班率队的代表团不请自来地造访了中国足协。

媒体见面会上，博班语重心长地向长期担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又在近日被组织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杜兆才建议了这么一条中心内容：

足球运动是系统工程，不论是打造一支球队、培养一代球员还是组建一家俱乐部，都需要时间和耐心积累下的扎实工作。

博班已经把话说得很透了

不得不说，博班的这段“皮里阳秋”基本上已经是把能说的意思说到了极致，再透一些就要迈过“妄议政策”的线了，当然，考虑到人家是洋人，优选的帽子应是“干涉内政”。

显而易见的是，在咱们搞的这个“震古烁今”的国家集训营面前，FIFA这次并没有选择性失明。

【国家集训营，你能抗拒吗？】

实事求是地讲，博班搞足球是专业的，但搞政治肯定是业余的。他的建议虽然靠谱，但却找错了对象。如果把眼前这个“大集训营”比喻成一道菜，足协只能算是端菜的，做菜的另有其人。

中国足协的正式文件

不管菜是清蒸、红烧、爆炒还是油炸，配菜如果没配好，食材从根源上是缺乏的，食客都难以品尝到真正的玉盘珍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集训营的最终成果，很难令人乐观。

但不管悲观还是乐观，我对很多问题一以贯之的看法都是：一些事情不会因为你对它视而不见，它就不存在；也不会因为你不喜欢它，你就能免于对它的被动接受。

自网上出现第一条有关“足协将在近期组织55名U25球员进行统一集训”的消息后，我们除了验证新闻资讯的真实性以外，对这桩板上钉钉的“足球发展事宜”，可以讲，是毫无阻却之办法，只能眼看着事态愈演愈烈。

FIFA将塞拉利昂国足全球禁赛

有网友可能会拿出FIFA重罚某些政治干预足球的蕞尔小国的鲜活例子，指望国际足球的内行人士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尽快找到正轨，但依我之见，这种想法过于异想天开了。

古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今也有“刑不上五常”的潜规则，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下属机构的足球实践，自不能以常理推之。

当然，古语的意思不是大夫不受一点儿约束，而是其要承受的“刑”便是“礼”罢了。

翻译过来：就算FIFA再有意见，它最终也只能建议，而建议是可以不听、不照做的。

沈祥福担任集训营主帅

这支由沈祥福担任主教练、林乐丰、杨晨、邵佳一和徐亮等前国脚们担任教练组成员的国家集训队，共招募了55名时年25岁以下，在中超联赛及国字号比赛中崭露头角的优秀球员。

因对部分人选的征调与中国足协此前推行的U23政策相冲突，新文件里还特别提到了U23政策的豁免条款。

简而言之，只要是能为国家集训队的日常工作保驾护航，不管是原有的联赛制度、还是足协自己制定的政策，都要酌情让路。

从U23政策升级到U25政策，不仅足球规律让路了，跟足球运动相关的一切讨论也都悉数让位给了本该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花边奇闻。球迷们围绕着55人集训队的风吹草动进行探讨，好似在追赶一个名为“被浪费的球员的小半生”的系列恶搞剧。

被辟谣的超负荷训练项目

先是网上爆出了一份U25集训队的训练单，其中“一天进行四万五千米长跑”的计划着实令人不能直视。项目单辟谣后，另一份集训表再次出现，这里面包括了“穿越电网”、“蛟龙出海”、“挑战150”等团队拓展项目，看上去是比“4个万米跑”科学了不少。

接下来传出的是集训队员的伙食问题、被特种部队带队军训以及集体看韩国战争片《鸣梁海战》等消息，严格意义上看，这些内容的确不至于让球员们从此不会踢球，但它能帮助球员们提高从业水平吗？它的设立真是合理而必要的吗？

对此我表示怀疑。

【长期集训有渊源可循】

那么，这样一个长期集训的特殊群体的存在，设立的初衷是为哪般呢？

集训营的队员们正在做活动

我注意到一些网友的意见，大致可以汇整为：举双手支持，就该让这些球员折腾一下；不能让他们赚钱赚得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了；三流队伍抓管理，再不抓纪律、抓队风，中国足球马上变成四流。

大家应该很熟悉这类言论，听上去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的建议是，这么想问题的人可以先去看一部叫做《十二公民》的电影，它会告诉你：人本就已经很自私了，再这样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带一点儿全局观去考虑问题，就更容易流于狭隘。

话说回来，如果要论这为期三个月的集训有没有正面作用，客观地看，不能说一点儿没有。原因很简单，你要说短期内提升国足的技战术水平，取得上面觉得它该取得的成绩，大抵只有两个办法：

国足主帅已经是里皮了，还想怎么样

要么，你给国足配一个世界名帅；要么，你让国足短期内多打比赛，多磨合。

第一条路已经被现实堵死，因为国足主帅是里皮，你不能找一个比老爷子牌更大的了，穆里尼奥还是瓜迪奥拉？中国足球上不去怨里皮没带好，这是不讲理的论断，没有置辩的余地。

第二条路就是中国足球正在走的路——长期集训、集中管理、多打配合、积累默契、团结一致、贯彻始终，争取奥运会和世预赛的突破！

担任教练组成员的邵佳一

有人可能会说，这两条路都不怎么高明，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当然同意，所以，我上面强调过三个字：“短期内”，这个细节不能遗漏，它涉及了某种根本性的悖论——有人在一个长期培植才能开花的树上，指望它很快就结下果实，花是开不出来多少，但花样百出肯定是少不了。

中国足球为了打进奥运会和世界杯，为了拿金牌、证明我们的体育攻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长期依赖于三条路——“个人英雄主义神话”、“土法炼钢”与“众人拾柴火焰高”。

前两条路不仅把实用性走完了，连荒诞感都已经被消费殆尽了，那就只能把第三条路拾起来再重走一次，争取走出新意。

没错，中国足球以前也有“国家队踢联赛”这回事，但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时代背景与足球发展状况的不同，否则就是刻舟求剑。

足坛劳模——徐根宝

历史上的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二队，分布于1981年、1982年、1985年、1987年与2011年进行过多次组建，主教练分别为张世训、张京天、张宏根、徐根宝与黎兵。这支队伍的以往存续多无规律可言，其主要任务是为了分担一队的部分出访比赛。

上世纪80年代的国家二队里最为人熟知的那批，便是由中国足球名宿徐根宝在1986年底计划组建的，这批队伍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为国家队输送人才。

以备战1990年北京亚运会为目标，徐根宝选择出生于1967年左右的年轻球员，并申请于1988年参加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以锻炼队伍。1988年的全国联赛中，国家二队拿到了亚军，次年更是力压强大的辽宁队夺得联赛冠军。

国家队踢联赛，“古”已有之

国家集训队以前是踢过联赛，但当时是职业化时期之前的专业化时期，联赛采取的还是无降级的规则，跟1994年起推行的俱乐部制有根本性的区别。

一言蔽之，当时的中国足球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所以，国家二队踢联赛这种事的出现是有情可原的。

而现在呢？甲A到中超已经多少年了，我们的职业联赛进行深度市场化与职业化已经踏上日程，现在再回过去在职业联赛的基础上推行这一举措，也难怪很久不更微博的“中超之父”郎效农要出来批判一番。

【我们能到河对岸吗？】

历史既然是一面镜子，我们就应当多看一看它。不仅没事的时候要看，有事的时候更要看。我们的国字号球队为了备战亚运会、奥运会和世预赛，经常性地搞高强度、长时间、大规模的集训战略，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中超之父——郎效农对新政颇有微词

我所看到的最一针见血的评论是——“贫民窟的街头可能走出天才，然而，集训永远搞不好足球。骨子里，他们在每个领域都相信计划经济”。

正因如此，所以，当网上第一次出现“4个万米跑”的计划表后，会有那么多人信以为真。毕竟，中国球迷最熟悉的，就是中国足协对中国球员进行的体能测试与拉练项目。但事实每一次都证明了，这对于实际比赛毫无正面作用。

有球迷可能会说——“跑死也比丢人好，就算是死也要跑死”。这听上去很“战狼”、很鼓舞士气，但问题在于鲁迅先生早就教导过我们，万万不能“慷他人之慨”，谁跟谁都没仇没怨的，球迷无权让球员跑死。

就算入选训练营的张修维们是很能跑，球迷无权让他们跑死

再者说，中国足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生，而不是怎么死，一开始就从“死法”上考虑问题，显然不太理智。

1996年亚洲杯前夕，一些足协领导便提出过“一天一个一万米”的杀手锏战略，以期让队员增进体能储备。对领导指示严格照办的国足主帅戚务生坚定地执行了这一要求，最终结果就是让国足队员的体能在亚洲杯正赛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淘汰赛3:4被沙特击败的那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但某些关键人士始终想不通。你十天半月不动换，去一次健身房往死里练，最终结果就是把自己练死。戚务生是个好人，但就是太听领导的话了。

96年亚洲杯上的国足就因体能训练而遭遇挫败

沈祥福指导也是这类好人，所以，备战雅典奥运会的“超白金一代”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训练后，也是除了好的状况之外，别的各种状况都出现了，这些状况都出现后，他们就基本告别出线了。

除去对于运动员本身的损耗，咱们再来谈谈联赛。

郎效农与贺炜等业内人士为什么对这次的集训制度意见这么大，因为它破坏的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探索成果，它损害的是所有入局者此前都在遵守的游戏规则。

中国足协把这55个人抽出来集训，他们是没法踢联赛的，这对各家俱乐部的战备任务提出了不合理的考验。虽然俱乐部在后来表示全力配合、全力支持，但实际上，投资者在心里面有没有怨气，我们是不难想见的。

贺炜对集训队持批评态度

试问，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有几个员工不给你干活你还得一直给他们发工资、交社保、交税，你心里苦不苦。道理是一样的，将心比心，投资人的钱怎么就不是钱了。

《好奇心日报》前段时间在评论马云退休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有见地的话——“如果一个环境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群体倾向就会做短期的事”。

商人毕竟是逐利的，人家是要赚钱的，不是花时间往里赔钱的。政策损害了俱乐部的利益，人家投资人不玩了，最终一定损害的是中国足球的利益。

球迷与廖力生合影

如果国家集训队真的踢了中超，后面的连锁反应还会接踵而至。

比如，它实力不济，怎么办？你不能让国家集训队降个级吧，这委实说不过去，面子上挂不住嘛！你又不能让各家俱乐部不赢它，那是不是只能改一改玩法，取消一下升降级了？

上一次取消联赛升降级是在2001年，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队全力冲刺世界杯，你看，历史又重演了，目的是一样的。但上次取消升降级，波及了多久远、荼毒之处有多深、牵连了多少人，我想，我们是不该忘的。

也是在最近，我有幸接触到了与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新国立竞技场的建筑师隈研吾相关的一手资料，主持人向这位设计过三里屯商圈、长城竹屋、东京微热山丘的巨匠提问与“成功”相关的问题时，隈研吾的答案恰从另一个层面完成了对中国足球现实叙事的醍醐灌顶。

隈研吾作品——新国立竞技场的构想图

问：一个人要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答：从容。

问：成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答：把一切看得太重。

问：如果要获得成功，天赋和努力，哪个更重要？

答：努力。

问：性格和能力，哪个更重要？

答：性格。

问：学习和质疑，哪个更重要？

答：质疑。

问：坚持到底和懂得放弃，哪个更重要？

答：懂得放弃。

由此观之，中国足球离正确的彼岸还很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决策者总是把一切看得太重，与从容背道而驰；总是忽略长期建设、希冀短期达成夙愿；总是今天学欧洲，明天学南美，对自身却少有鞭辟入里的质疑精神；总是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放弃了应当遵循的。

建筑大师对于成功的选项，中国足球都完美避开了

每一条通往正确与成功的路径，我们好像都完美地避开了。

文：先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