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原载《文史参考》第16期

作者｜口述 何明 撰文 纪彭

原题《何明：父亲凯丰在长征中没搞阴谋》

1952年凯丰和他的两个儿子。左为何明，右为何亮

前 言

凯丰（1906-1955年），原名何克全，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中等之家，从小在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后到萍乡中学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学）。曾经留学苏联，与王明、博古等人一起被冠以“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担任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或许因为他去世较早，或许因为他曾是王明、博古的“同党”，或许因为在遵义会议中和毛泽东唱了反调，今天很多人都不记得凯丰这个人了。

7月21日下午，凯丰的长子何明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中国美术馆接受本刊专访。走进美术馆的咖啡厅，好几个人和他打招呼，“何主任，您今天怎么来了？”落座之后，他问我，“你想了解凯丰什么呢？”我说，“都知道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主席，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起吧！”何明叹了一口气，“父亲是1955年去世的，那年我只有12岁，遵义会议的时候还没有我，所以我对父亲的历史了解不是很多。许多东西是因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有意无意了解到的。”

遵义会议前没搞阴谋

2006年3月14日，父亲诞辰100周年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文纪念，对父亲的一生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文章在讲到遵义会议的时候，只有一句话：“1935年1月，凯丰同志出席著名的遵义会议。”其实在这次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会议上，父亲不赞成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一点，父亲一生的功绩此后没人再提。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一直到1945年，当了10年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父亲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档案馆不可能给你看的。虽然最后的决议是正确的，但形成过程就难说了。在政治局会议上即便是毛泽东、周恩来，也不一定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80年代档案馆管理不严，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去看了一些，发现关于西安事变的会议记录中有一些事情还是比较复杂的。开始的时候只有张闻天是主张和平解决的，毛泽东主张公审蒋介石，周恩来则属于中间派，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后来才逐步转过来的。这些都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并不能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就是错误的，那只是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不违反组织原则。最后会议产生的决议，只要是按党的组织原则办就没有什么问题。我父亲在遵义会议上也是类似这种情况，提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但是绝对没有与博古等人串通，绝对没有搞过阴谋！

长征开始的时候，为撤退需要搞了新的编制，父亲就不在中央了，但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他的职务是9军团党代表，9军团的司令员是罗炳辉、政委是蔡树藩，父亲任党代表，按照当时的规定就是9军团的总负责人，地位高于罗炳辉和蔡树藩，那一年父亲只有28岁。当时刘少奇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担任的是5军团的党代表。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当时父亲带领9军团，保卫遵义城的安全，并不在遵义城里。部队驻守遵义东部的湄潭，距离遵义城约70公里，9军团军部就在湄潭的天主教堂。部队突然接到周副主席的电报，通知父亲、罗炳辉和蔡树藩，1月15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务必于14日赶到。接到开会通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事情，在军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为确保遵义的安全，罗炳辉和蔡树藩就都没有去。父亲就和9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共青团书记尹自勇一起连夜骑马赶到遵义城。在14日傍晚抵达了遵义城。

父亲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去参加会议的，之前和博古等人完全没有联系，更没有预谋。可以想见，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连夜骑马赶往遵义开会，赶了70公里的路，怎么可能有什么预谋？更不可能和博古他们有什么串通了。如果说遵义会议上有什么“阴谋”，那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之前沟通好了，一起纠正了博古等人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挖苦毛泽东打仗不高明

遵义会议上，大家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父亲站出来为博古辩护，会议上具体讲了什么现在谁也说不清了。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从此，这个说法流传起来，在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出现过。

80年代，贵州的领导知道父亲参加了遵义会议，就主动邀请我去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没想到惹出点乱子来。遵义会议纪念馆里正在讲凯丰怎么反对毛主席，怎么不好，那个时候历史人物都是脸谱化的，父亲被说得就不是人了。得知省里领导带着凯丰的儿子来了，纪念馆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2005年我又一次去遵义，为了避免尴尬，我提前和遵义那边打了招呼，遵义纪念馆的同志说正发愁找不到材料，他们手里父亲的照片很少，希望我提供一些，并说已经重新写了讲解词。

确实，父亲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和毛泽东有过比较激烈的争执，可能说过一些过头话，但是这都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在会议上可以争论，可以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会后保留自己的意见。遵义会议结束时，父亲也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还说了一些抱怨的话。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就被免除了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

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父亲想通了，改正了认识，做了检查。中央恢复了他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父亲此时是确实转变过来了，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父亲都站在毛泽东一边。

40年代初，凯丰在延安一次会议上作报告

长征路上的笔杆子

1935年5月，红军进入彝族地区，发生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随后，父亲代表中央撰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此文代表了中央的民族政策。如果说刘伯承、小叶丹的结义是红军在长征中民族团结的典范的话，那么父亲撰写的《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就是我党民族政策的经典文献。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毛泽东、张闻天就不满意张国焘不请示中央就成立政府的问题，父亲代表中央撰文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得知父亲的文章后极为恼火，提出了交涉，并质问张闻天。由于当时张国焘势力强大，中央惹不起他，为了向张国焘妥协，收回了这篇文章，算是和张国焘有了些隔阂。但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由于父亲是江西萍乡人，和张国焘是同乡，所以中央派父亲去迎接张国焘，也是为了化解之前的一些误会。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父亲明确支持北上。之后中央历次会议父亲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

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父亲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父亲的理论水平在党内比较高，担任这些工作显示了中央对他理论和宣传才干的肯定。1938年2月，父亲在延安发表了洋洋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该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

父亲在长征中的形象被人们定格在遵义会议一个点上了，事实并非如此。在长征中父亲早就转变了，坚定地站在中央和正确路线一边。不然在长征之后他不会担任那么多、那么重要的职务。可以说，在七大之前父亲是主要的笔杆子，中央最重要的文件都是父亲起草的。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中宣部副部长。1953年，《人民日报》负责为“一化三改造”写社论，一位副总编辑写了六、七遍都通不过，父亲就亲自写，结果毛主席看后，改了几个错字，一遍就通过了。

周恩来让贤，给父亲做文化工作的副手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央成立了长江局。1938年3月，父亲被派往武汉参与长江局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当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和父亲。这时长江局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多是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同志，因此王明在长江局就更加自作主张，经常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谈话。父亲坚持和周恩来站在一起，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一周年，父亲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一周年》的长文。

武汉沦陷后的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父亲是六个常委之一，排名第三，在叶剑英、董必武之前，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那时父亲还是主抓宣传工作。当时在确定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问题上，周恩来主动让贤，叫父亲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自己任副书记，父亲坚持不能叫周副主席给自己当副手，可是周恩来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和博古一起说服了父亲，这样父亲就成了周恩来的“上级”。

1940年11月，父亲被党中央调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外，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学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父亲和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一起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当时的书记处书记就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在此期间父亲主持或参与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党发出，如：《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等。他还参与了《解放日报》的创刊、延安大学的筹建等工作。

由于担任“文委书记”一职，父亲主持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整风运动中，父亲主要负责思想教育工作，成为整风运动中的主要领导。提出了“整顿三风”。

七大的时候，博古被定为“左”倾路线，父亲是博古一条线的人，自然受到了牵连，在整风运动中又担任主要负责人，多少得罪了一些人。因此在七大的时候，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在东北局工作，1953年，又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年的12月，胡乔木因编 “毛选”暂离北京。毛泽东特批示：“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这样父亲的岗位就更加重要。

不久父亲患肝癌，无法正常工作，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时年49岁。那年我只有12岁，当时上的又是寄宿学校，和父亲接触的时光就更加有限，对父亲的记忆不多，印象中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工作占据了他的主要生活。或许是因为劳累，父亲才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在之后的历史中父亲常被人回避，以至于许多人都不了解他的事迹，只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毛主席，这是很不全面的。

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邀请老南方局的子弟去重庆，到南方局旧址参观。纪念馆一进门的大头像，有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有邓颖超，可是没有父亲，我当时就告了状。馆长解释说二楼有，可那只是一个并不起眼的集体照。我并不是怪这位馆长，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正在逐渐正视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不应再用脸谱化的方式演绎历史，而是把有血有肉的人展现出来。但是这些工作才刚刚开始，许多方面还不完善。

2010年7月底，萍乡政协出了《凯丰传》，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没能全面深入地展现父亲的一生，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父亲对革命的贡献会被更多的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