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 原載《文史參考》第16期

作者｜口述 何明 撰文 紀彭

原題《何明：父親凱豐在長征中沒搞陰謀》

1952年凱豐和他的兩個兒子。左爲何明，右爲何亮

前 言

凱豐（1906-1955年），原名何克全，出生在江西萍鄉一箇中等之家，從小在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後到萍鄉中學讀書，接受了進步思想。1925年夏，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名武昌中山大學）。曾經留學蘇聯，與王明、博古等人一起被冠以“28個半布爾什維克”。在革命戰爭年代一直擔任重要職務，爲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貢獻。或許因爲他去世較早，或許因爲他曾是王明、博古的“同黨”，或許因爲在遵義會議中和毛澤東唱了反調，今天很多人都不記得凱豐這個人了。

7月21日下午，凱豐的長子何明在他曾經工作過的地方——中國美術館接受本刊專訪。走進美術館的咖啡廳，好幾個人和他打招呼，“何主任，您今天怎麼來了？”落座之後，他問我，“你想了解凱豐什麼呢？”我說，“都知道凱豐在遵義會議上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從這裏開始說起吧！”何明嘆了一口氣，“父親是1955年去世的，那年我只有12歲，遵義會議的時候還沒有我，所以我對父親的歷史瞭解不是很多。許多東西是因爲身在這樣一個環境裏，有意無意瞭解到的。”

遵義會議前沒搞陰謀

2006年3月14日，父親誕辰100週年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文紀念，對父親的一生做出了比較客觀的評價。文章在講到遵義會議的時候，只有一句話：“1935年1月，凱豐同志出席著名的遵義會議。”其實在這次決定中國革命前途的會議上，父親不贊成毛澤東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因爲這一點，父親一生的功績此後沒人再提。

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父親被增補爲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一直到1945年，當了10年的政治局候補委員。

父親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檔案館不可能給你看的。雖然最後的決議是正確的，但形成過程就難說了。在政治局會議上即便是毛澤東、周恩來，也不一定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80年代檔案館管理不嚴，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去看了一些，發現關於西安事變的會議記錄中有一些事情還是比較複雜的。開始的時候只有張聞天是主張和平解決的，毛澤東主張公審蔣介石，周恩來則屬於中間派，毛澤東和周恩來是後來才逐步轉過來的。這些都是符合組織原則的，並不能說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周恩來就是錯誤的，那只是在會議上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不違反組織原則。最後會議產生的決議，只要是按黨的組織原則辦就沒有什麼問題。我父親在遵義會議上也是類似這種情況，提出了與毛澤東不同的意見，但是絕對沒有與博古等人串通，絕對沒有搞過陰謀！

長征開始的時候，爲撤退需要搞了新的編制，父親就不在中央了，但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時他的職務是9軍團黨代表，9軍團的司令員是羅炳輝、政委是蔡樹藩，父親任黨代表，按照當時的規定就是9軍團的總負責人，地位高於羅炳輝和蔡樹藩，那一年父親只有28歲。當時劉少奇也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擔任的是5軍團的黨代表。

遵義會議是1935年1月15日開始的，當時父親帶領9軍團，保衛遵義城的安全，並不在遵義城裏。部隊駐守遵義東部的湄潭，距離遵義城約70公里，9軍團軍部就在湄潭的天主教堂。部隊突然接到周副主席的電報，通知父親、羅炳輝和蔡樹藩，1月15日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務必於14日趕到。接到開會通知的時候，也不知道是這麼大的事情，在軍情瞬息萬變的情況下，爲確保遵義的安全，羅炳輝和蔡樹藩就都沒有去。父親就和9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共青團書記尹自勇一起連夜騎馬趕到遵義城。在14日傍晚抵達了遵義城。

父親是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去參加會議的，之前和博古等人完全沒有聯繫，更沒有預謀。可以想見，他接到中央的通知就連夜騎馬趕往遵義開會，趕了70公里的路，怎麼可能有什麼預謀？更不可能和博古他們有什麼串通了。如果說遵義會議上有什麼“陰謀”，那就是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之前溝通好了，一起糾正了博古等人的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

挖苦毛澤東打仗不高明

遵義會議上，大家批判了博古的“左”傾軍事路線，父親站出來爲博古辯護，會議上具體講了什麼現在誰也說不清了。1962年1月，毛澤東對日本一個訪華代表團談話時回憶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從此，這個說法流傳起來，在許多文學和影視作品中出現過。

80年代，貴州的領導知道父親參加了遵義會議，就主動邀請我去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沒想到惹出點亂子來。遵義會議紀念館裏正在講凱豐怎麼反對毛主席，怎麼不好，那個時候歷史人物都是臉譜化的，父親被說得就不是人了。得知省裏領導帶着凱豐的兒子來了，紀念館的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講了。

2005年我又一次去遵義，爲了避免尷尬，我提前和遵義那邊打了招呼，遵義紀念館的同志說正發愁找不到材料，他們手裏父親的照片很少，希望我提供一些，並說已經重新寫了講解詞。

確實，父親在遵義會議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並且和毛澤東有過比較激烈的爭執，可能說過一些過頭話，但是這都不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在會議上可以爭論，可以有不同意見，還可以會後保留自己的意見。遵義會議結束時，父親也承認博古和李德犯了軍事路線錯誤，但反對撤掉他們的指揮權，還說了一些抱怨的話。遵義會議之後，父親就被免除了9軍團黨代表的職務。

在隨後的扎西會議上，父親想通了，改正了認識，做了檢查。中央恢復了他9軍團黨代表的職務。父親此時是確實轉變過來了，此後，在長征途中的許多政治關口，父親都站在毛澤東一邊。

40年代初，凱豐在延安一次會議上作報告

長征路上的筆桿子

1935年5月，紅軍進入彝族地區，發生了帶有傳奇色彩的劉伯承和小葉丹歃血爲盟的故事。隨後，父親代表中央撰寫了長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刊登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此文代表了中央的民族政策。如果說劉伯承、小葉丹的結義是紅軍在長征中民族團結的典範的話，那麼父親撰寫的《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就是我黨民族政策的經典文獻。

在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毛澤東、張聞天就不滿意張國燾不請示中央就成立政府的問題，父親代表中央撰文批評張國燾搞的西北聯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聯邦”進去。張國燾得知父親的文章後極爲惱火，提出了交涉，並質問張聞天。由於當時張國燾勢力強大，中央惹不起他，爲了向張國燾妥協，收回了這篇文章，算是和張國燾有了些隔閡。但是在一、四方面軍會師的時候，由於父親是江西萍鄉人，和張國燾是同鄉，所以中央派父親去迎接張國燾，也是爲了化解之前的一些誤會。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兩河口召開了擴大會議，並通過《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向川康退卻的主張。父親明確支持北上。之後中央歷次會議父親都是旗幟鮮明地維護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央的統一，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

在沙窩會議上政治局委員分工時，父親負責長征路上的少數民族委員會工作。在不久後的班佑會議上，又受命組織中央宣傳委員會，並負責審查關於民族問題的宣傳材料。後來，他又擔任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幹部必讀》的編委。父親的理論水平在黨內比較高，擔任這些工作顯示了中央對他理論和宣傳才幹的肯定。1938年2月，父親在延安發表了洋洋三萬言的《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該文引用了許多內部文件，系統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

父親在長征中的形象被人們定格在遵義會議一個點上了，事實並非如此。在長征中父親早就轉變了，堅定地站在中央和正確路線一邊。不然在長征之後他不會擔任那麼多、那麼重要的職務。可以說，在七大之前父親是主要的筆桿子，中央最重要的文件都是父親起草的。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任中宣部副部長。1953年，《人民日報》負責爲“一化三改造”寫社論，一位副總編輯寫了六、七遍都通不過，父親就親自寫，結果毛主席看後，改了幾個錯字，一遍就通過了。

周恩來讓賢，給父親做文化工作的副手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央成立了長江局。1938年3月，父親被派往武漢參與長江局工作，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宣傳部部長、黨報委員會委員、國際宣傳委員會委員等職務。當時在武漢的政治局委員有王明、周恩來、博古和父親。這時長江局的幾個主要負責人多是與共產國際關係密切的同志，因此王明在長江局就更加自作主張，經常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談話。父親堅持和周恩來站在一起，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1938年7月7日，爲紀念抗戰一週年，父親在《新華日報》發表《中國抗戰一週年》的長文。

武漢淪陷後的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慶正式成立南方局，父親是六個常委之一，排名第三，在葉劍英、董必武之前，領導華南、西南各省黨的工作。那時父親還是主抓宣傳工作。當時在確定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的問題上，周恩來主動讓賢，叫父親擔任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自己任副書記，父親堅持不能叫周副主席給自己當副手，可是周恩來的態度非常堅決，最後和博古一起說服了父親，這樣父親就成了周恩來的“上級”。

1940年11月，父親被黨中央調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此外，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學校教育管理委員會主任。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父親和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張聞天、陳雲一起當選爲書記處書記。當時的書記處書記就相當於今天的政治局常委。在此期間父親主持或參與制訂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向全黨發出，如：《關於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關於延安在職幹部學習的決定》等。他還參與了《解放日報》的創刊、延安大學的籌建等工作。

由於擔任“文委書記”一職，父親主持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整風運動中，父親主要負責思想教育工作，成爲整風運動中的主要領導。提出了“整頓三風”。

七大的時候，博古被定爲“左”傾路線，父親是博古一條線的人，自然受到了牽連，在整風運動中又擔任主要負責人，多少得罪了一些人。因此在七大的時候，連中央委員都沒有選上。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先在東北局工作，1953年，又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這年的12月，胡喬木因編 “毛選”暫離北京。毛澤東特批示：“喬木暫離時期，凱豐列席中央會（議）是必要的。”這樣父親的崗位就更加重要。

不久父親患肝癌，無法正常工作，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時年49歲。那年我只有12歲，當時上的又是寄宿學校，和父親接觸的時光就更加有限，對父親的記憶不多，印象中父親是一個嚴肅的人，工作佔據了他的主要生活。或許是因爲勞累，父親才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在之後的歷史中父親常被人迴避，以至於許多人都不瞭解他的事蹟，只知道他在遵義會議上反對過毛主席，這是很不全面的。

200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邀請老南方局的子弟去重慶，到南方局舊址參觀。紀念館一進門的大頭像，有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有鄧穎超，可是沒有父親，我當時就告了狀。館長解釋說二樓有，可那只是一個並不起眼的集體照。我並不是怪這位館長，事情過去了這麼多年，我們正在逐漸正視歷史，還原歷史的真實，不應再用臉譜化的方式演繹歷史，而是把有血有肉的人展現出來。但是這些工作纔剛剛開始，許多方面還不完善。

2010年7月底，萍鄉政協出了《凱豐傳》，由於受到資料的限制，沒能全面深入地展現父親的一生，但是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他們做了很多細緻的工作，相信隨着研究的深入，父親對革命的貢獻會被更多的人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