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利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机会,千方百计寻找那些丢失在各地的战友的后代。特别是对烈士子女,他对他们视如己出,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安全,又克服重重困难将他们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去抚养,让革命后代在和平环境中接受教育,成长为新中国的有用人才。顾保孜所著的《周恩来和他的孩子们》通过采访健在的革命后代得到第一手资料,使得本书采用的素材具有唯一性和真实性,而作者较高的文学素养又赋予了本书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本书对今天的人们如何超越亲情,用博大的胸怀爱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本文摘自《周恩来和他的孩子们》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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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他的孩子们

重情重义:周恩来借国共二次合作寻找烈士子女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开始奔波、周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此时他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肩头的责任。他和国民党谈判,不仅是为红军争取一席合法地位,也是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为红军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众多革命者和他们的后代争得一个合法的身份。

这是责任的驱使。

周恩来抛开他和蒋介石以前的是非恩怨,捐弃前嫌,共赴国难。

与蒋介石这个曾经的顶头上司,如今的老对手,坐在了同一张桌前,周恩来神情自若同时也充满信心,相信能在心理上战胜对手。

谈判桌上,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拥有抗日的合法权利而据理力争。团结斗争,斗争团结,拍了桌子再谈,谈了再拍……

谈判桌下,他快速地为留在白区、至今下落不明的革命后代制定了回归母亲怀抱的方案。

因为他无法忘记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无法忘记那些在他怀里叫过他“周爸爸”的孩子们。那些曾经相聚在身边的孩子们因为红军反“围剿”失败而被迫留在了遥远的南方,而且那里早已由革命根据地沦为白区——国民党占领区。

孩子们活得好不好?是死是生?流落在何方?周恩来的内心常常被这一个个的悬念坠扯得隐隐作痛。

谈判是成功的。

被张学良和杨虎成囚禁的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统治地位,不得不向共产党作出承诺,改变自己“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思想,保证国民党军队调转枪口,对外抗日,也保证共产党的红军以合法身份进行抗日。

于是,1937年5月,国共两党的战车开始驶入第二次合作的轨道。

1937年7月7日,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因为卢沟桥事变不可避免地在全国爆发了。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发表宣言,决定取消红军的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8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称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辖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

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也毋庸置疑地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衷心拥护和赞同。

同时,留在南方打游击战的红军队伍也走出深山丛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时叶挺从海外回国,接过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指挥棒,出任军长。

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担负起在敌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重任。他利用共产党首席谈判代表的合法身份,在国民党中心地区联络各界爱国人士共同抗日。

周恩来在八路军设立在武汉的办事处开始履行寻找失散孩子的使命。

周恩来叫来身边工作人员,和他们一同制定寻找孩子的方案。很快,数十名孩子的名单确定了下来,有的很快有了消息。

1. 父亲毛泽东母亲杨开慧(烈士)

——长子毛岸英和次子毛岸青1934年上海大同幼稚园解散后,兄弟俩辗转多地。1937年底到了苏联国际儿童院。

2. 父亲朱德

——儿子朱宝书在朱德1922年出国留学时交给续弦陈玉珍抚养,可能在朱德老家仪陇。

——女儿四旬(小名)1926年4月在莫斯科出生。孩子的母亲贺治华也是随朱德到德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成都人,他们1926年4月在莫斯科生下女儿后就分了手。朱德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后,就没有和孩子联系过。据有关人员提供信息,目前孩子可能在生母的老家—成都,由外婆抚养。

3. 父亲刘少奇母亲何葆珍(烈士)

——长子刘允斌1925年出生。1927年,在血与火中为革命奋斗的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到刘少奇老家—湖南宁乡县。

——长女刘爱琴她出生后正碰上蒋介石背叛革命,在武汉领导地下党工作的父母将刚出生的孩子寄养在汉口的一个工人家中,地址待查。

——次子刘允若1929年在上海出生。1932年刘少奇撤离上海到苏区时,留下孩子和母亲何葆珍在上海,何葆珍从事地下联络员工作,对外职业为教师。1933年被叛徒告密,逮捕时,她将4岁的儿子留给了邻居。至今孩子下落不明,没有一点线索。

4. 父亲蔡和森(烈士)母亲向警予(烈士)

——长子蔡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祖母葛健豪带回湖南老家。

——长女蔡妮父亲牺牲前去莫斯科开会,将其带到国际儿童院抚养。

5. 父亲李富春母亲蔡畅

——独生女李特特1924年出生于法国巴黎。1931年被送回湖南母亲的老家,由外婆葛健豪抚养,如今情况待了解。

6. 父亲张太雷(烈士)母亲王一知

——儿子张知春1927年10月20日出生于上海。张太雷牺牲后,母亲将孩子送到湖南湘潭老家。

7. 父亲罗亦农(烈士)母亲在莫斯科溺水身亡

——儿子罗西北1926年冬天出生于上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外婆带他离开上海,回到四川老家。

8. 父亲王一飞(烈士)母亲陆缀霞

——儿子王继飞大革命失败时出生。落地不久,父亲被国民党杀害,他被做地下党交通员的母亲送到上海的舅舅家抚养。

9. 父亲郭亮(烈士)母亲李灿英

——儿子多难(小名)1925年出生于长沙。随同母亲多次转移,先后在上海、武汉、湖南等地,现在随母亲住在长沙。

10. 父亲李硕勋(烈士)母亲赵君陶

——儿子兰兰(小名)父亲在海口牺牲时,他才3岁,后来随母亲居住在成都舅舅家中。

11. 钱壮飞的儿子

……

当大家将领导人失散的子女和烈士子弟的名单基本确立以后,再一确定他们的住址,线索又断了……

周恩来沉默了,他知道确定地址比确定寻找名单更难。

很多孩子他们只知道姓名,却没有确切的地址。特别是烈士的孩子,更不好寻找,既没有抚养人的资料,也没有孩子的近况。即使当时有的孩子是由自己的亲戚接走,回了老家,虽然有地址,但是时隔七八年,亲属和抚养人为了孩子的安全,隐蔽了孩子的真实身份,不是改名换姓,就是远走他乡。再说孩子变化很快,即使他们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门前,也未必能认得出来。最让人头痛的是寻找孩子的工作还不能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只能利用以前留在白区的地下党交通站秘密进行。

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非常清楚,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也随时注意着共产党的动向,各地地下党寻找孩子的事情一旦让他们知道了,不仅孩子的安全可能受到威胁,隐蔽多年的地下党机构也会因此而暴露。

“失散孩子中有我们领导人的后代,也有死难烈士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他们,否则我们对不起死难者,无颜去见我们的先人。这项行动各地党组织要尽全力,但是要绝对保密!孩子如果有亲人在延安的,你们可以向他们打听孩子的下落,让他们提供可靠的线索。如果是双烈士子女,我们就想办法和他们的亲属联系,尽快将寻找工作落实下去。”周恩来向办事处的同志郑重交代。

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的共产党又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通过地下党的秘密渠道开始了十分艰苦且让人备感温暖的秘密寻找。

周恩来寻找革命后代的指示通过设立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秘密传达到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各地的秘密党员纷纷行动起来,到当年疏散孩子的地方暗中查访。

如果孩子在寄养的人家找到,就立即通知周恩来。周恩来再根据情况,或由他派人去接,或是给孩子家中寄去到武汉的路费。孩子到武汉后,一般都先到周恩来住处住下,然后再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孩子去延安。

寻找工作在地下党员中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

在确立这些名单的时候,周恩来的心绪难以平静,当一个个幼稚的脸庞和死去战友的脸庞重叠着在眼前闪过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动了一样,就好像父亲在思念自己失散的骨肉。因为他曾经和他们的父辈们一起出生入死,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特别是那些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战友们,更加令他心情难以平复。他有一种责任,一种不能用血缘来解释的责任,他一定要找到烈士们的后代,让那些战友在九泉下得以瞑目。

血缘是生命的延续,是社会赋予的角色,也是一种人伦秩序。然而,大凡超越血缘的延续,往往是追求事业和精神的继承,是一种人格力量的铭记,一种思想的弘扬。

周恩来正是这样一个以超越血缘亲情的范畴来处理个人感情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