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37年抗戰爆發後,周恩來利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機會,千方百計尋找那些丟失在各地的戰友的後代。特別是對烈士子女,他對他們視如己出,竭盡全力保護他們的安全,又克服重重困難將他們送到莫斯科國際兒童院去撫養,讓革命後代在和平環境中接受教育,成長爲新中國的有用人才。顧保孜所著的《周恩來和他的孩子們》通過採訪健在的革命後代得到第一手資料,使得本書採用的素材具有唯一性和真實性,而作者較高的文學素養又賦予了本書較強的文學性和可讀性。本書對今天的人們如何超越親情,用博大的胸懷愛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有一定的啓迪意義。

本文摘自《周恩來和他的孩子們》 作者:顧保孜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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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和他的孩子們

重情重義:周恩來借國共二次合作尋找烈士子女

西安事變後,周恩來開始奔波、周旋於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此時他強烈地感受到自己肩頭的責任。他和國民黨談判,不僅是爲紅軍爭取一席合法地位,也是爲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爲紅軍的發展,同時也是爲衆多革命者和他們的後代爭得一個合法的身份。

這是責任的驅使。

周恩來拋開他和蔣介石以前的是非恩怨,捐棄前嫌,共赴國難。

與蔣介石這個曾經的頂頭上司,如今的老對手,坐在了同一張桌前,周恩來神情自若同時也充滿信心,相信能在心理上戰勝對手。

談判桌上,周恩來爲中國工農紅軍擁有抗日的合法權利而據理力爭。團結鬥爭,鬥爭團結,拍了桌子再談,談了再拍……

談判桌下,他快速地爲留在白區、至今下落不明的革命後代制定了迴歸母親懷抱的方案。

因爲他無法忘記那些在戰鬥中犧牲的戰友,無法忘記那些在他懷裏叫過他“周爸爸”的孩子們。那些曾經相聚在身邊的孩子們因爲紅軍反“圍剿”失敗而被迫留在了遙遠的南方,而且那裏早已由革命根據地淪爲白區——國民黨佔領區。

孩子們活得好不好?是死是生?流落在何方?周恩來的內心常常被這一個個的懸念墜扯得隱隱作痛。

談判是成功的。

被張學良和楊虎成囚禁的蔣介石,爲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統治地位,不得不向共產黨作出承諾,改變自己“先安內後攘外”的反動思想,保證國民黨軍隊調轉槍口,對外抗日,也保證共產黨的紅軍以合法身份進行抗日。

於是,1937年5月,國共兩黨的戰車開始駛入第二次合作的軌道。

1937年7月7日,中國的抗日戰爭終於因爲盧溝橋事變不可避免地在全國爆發了。7月15日,中國共產黨爲公佈國共合作發表宣言,決定取消紅軍的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8月,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第八路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稱爲第八路軍總指揮部,轄一一五師、一二零師、一二九師。

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也毋庸置疑地得到海內外炎黃子孫的衷心擁護和贊同。

同時,留在南方打游擊戰的紅軍隊伍也走出深山叢林,改編爲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這時葉挺從海外回國,接過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的指揮棒,出任軍長。

周恩來作爲中央軍委副主席,擔負起在敵後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重任。他利用共產黨首席談判代表的合法身份,在國民黨中心地區聯絡各界愛國人士共同抗日。

周恩來在八路軍設立在武漢的辦事處開始履行尋找失散孩子的使命。

周恩來叫來身邊工作人員,和他們一同制定尋找孩子的方案。很快,數十名孩子的名單確定了下來,有的很快有了消息。

1. 父親毛澤東母親楊開慧(烈士)

——長子毛岸英和次子毛岸青1934年上海大同幼稚園解散後,兄弟倆輾轉多地。1937年底到了蘇聯國際兒童院。

2. 父親朱德

——兒子朱寶書在朱德1922年出國留學時交給續絃陳玉珍撫養,可能在朱德老家儀隴。

——女兒四旬(小名)1926年4月在莫斯科出生。孩子的母親賀治華也是隨朱德到德國勤工儉學的學生,成都人,他們1926年4月在莫斯科生下女兒後就分了手。朱德回國參加北伐戰爭後,就沒有和孩子聯繫過。據有關人員提供信息,目前孩子可能在生母的老家—成都,由外婆撫養。

3. 父親劉少奇母親何葆珍(烈士)

——長子劉允斌1925年出生。1927年,在血與火中爲革命奮鬥的父母不得不將他送到劉少奇老家—湖南寧鄉縣。

——長女劉愛琴她出生後正碰上蔣介石背叛革命,在武漢領導地下黨工作的父母將剛出生的孩子寄養在漢口的一個工人家中,地址待查。

——次子劉允若1929年在上海出生。1932年劉少奇撤離上海到蘇區時,留下孩子和母親何葆珍在上海,何葆珍從事地下聯絡員工作,對外職業爲教師。1933年被叛徒告密,逮捕時,她將4歲的兒子留給了鄰居。至今孩子下落不明,沒有一點線索。

4. 父親蔡和森(烈士)母親向警予(烈士)

——長子蔡博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由祖母葛健豪帶回湖南老家。

——長女蔡妮父親犧牲前去莫斯科開會,將其帶到國際兒童院撫養。

5. 父親李富春母親蔡暢

——獨生女李特特1924年出生於法國巴黎。1931年被送回湖南母親的老家,由外婆葛健豪撫養,如今情況待了解。

6. 父親張太雷(烈士)母親王一知

——兒子張知春1927年10月20日出生於上海。張太雷犧牲後,母親將孩子送到湖南湘潭老家。

7. 父親羅亦農(烈士)母親在莫斯科溺水身亡

——兒子羅西北1926年冬天出生於上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外婆帶他離開上海,回到四川老家。

8. 父親王一飛(烈士)母親陸綴霞

——兒子王繼飛大革命失敗時出生。落地不久,父親被國民黨殺害,他被做地下黨交通員的母親送到上海的舅舅家撫養。

9. 父親郭亮(烈士)母親李燦英

——兒子多難(小名)1925年出生於長沙。隨同母親多次轉移,先後在上海、武漢、湖南等地,現在隨母親住在長沙。

10. 父親李碩勳(烈士)母親趙君陶

——兒子蘭蘭(小名)父親在海口犧牲時,他才3歲,後來隨母親居住在成都舅舅家中。

11. 錢壯飛的兒子

……

當大家將領導人失散的子女和烈士子弟的名單基本確立以後,再一確定他們的住址,線索又斷了……

周恩來沉默了,他知道確定地址比確定尋找名單更難。

很多孩子他們只知道姓名,卻沒有確切的地址。特別是烈士的孩子,更不好尋找,既沒有撫養人的資料,也沒有孩子的近況。即使當時有的孩子是由自己的親戚接走,回了老家,雖然有地址,但是時隔七八年,親屬和撫養人爲了孩子的安全,隱蔽了孩子的真實身份,不是改名換姓,就是遠走他鄉。再說孩子變化很快,即使他們來到八路軍辦事處門前,也未必能認得出來。最讓人頭痛的是尋找孩子的工作還不能大張旗鼓地公開進行,只能利用以前留在白區的地下黨交通站祕密進行。

長期從事地下黨工作的周恩來非常清楚,國民黨的便衣特務也隨時注意着共產黨的動向,各地地下黨尋找孩子的事情一旦讓他們知道了,不僅孩子的安全可能受到威脅,隱蔽多年的地下黨機構也會因此而暴露。

“失散孩子中有我們領導人的後代,也有死難烈士的孩子,我們一定要想方設法找到他們,否則我們對不起死難者,無顏去見我們的先人。這項行動各地黨組織要盡全力,但是要絕對保密!孩子如果有親人在延安的,你們可以向他們打聽孩子的下落,讓他們提供可靠的線索。如果是雙烈士子女,我們就想辦法和他們的親屬聯繫,儘快將尋找工作落實下去。”周恩來向辦事處的同志鄭重交代。

已經取得合法地位的共產黨又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領”,通過地下黨的祕密渠道開始了十分艱苦且讓人備感溫暖的祕密尋找。

周恩來尋找革命後代的指示通過設立在武漢的中共長江局,祕密傳達到白區的地下黨組織,各地的祕密黨員紛紛行動起來,到當年疏散孩子的地方暗中查訪。

如果孩子在寄養的人家找到,就立即通知周恩來。周恩來再根據情況,或由他派人去接,或是給孩子家中寄去到武漢的路費。孩子到武漢後,一般都先到周恩來住處住下,然後再由周恩來親自安排孩子去延安。

尋找工作在地下黨員中緊張而祕密地進行着……

在確立這些名單的時候,周恩來的心緒難以平靜,當一個個幼稚的臉龐和死去戰友的臉龐重疊着在眼前閃過的時候,他的內心就像被什麼東西揪動了一樣,就好像父親在思念自己失散的骨肉。因爲他曾經和他們的父輩們一起出生入死,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特別是那些犧牲在國民黨屠刀下的戰友們,更加令他心情難以平復。他有一種責任,一種不能用血緣來解釋的責任,他一定要找到烈士們的後代,讓那些戰友在九泉下得以瞑目。

血緣是生命的延續,是社會賦予的角色,也是一種人倫秩序。然而,大凡超越血緣的延續,往往是追求事業和精神的繼承,是一種人格力量的銘記,一種思想的弘揚。

周恩來正是這樣一個以超越血緣親情的範疇來處理個人感情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