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參加紅小兵

我在1977年底參加過一次考試,不是高考,是中專考。78年年初,我拿到了中專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欣喜若狂。此時我23歲,是一個省級化工建設公司的熱處理工人,已經有六年工齡。我當時面對人生最大的難題,是對自己的工作非常不安心,身體也不好,精神上處於極度焦慮狀態。公司在遠離城市的郊區,四周都是農村,十分荒涼。到了夜間,除了點點燈火,四周漆黑一片,猶如墳墓般的寂靜。

我不願意住在公司,經常騎自行車17公里的山路,來回34公里,從貴陽市區家裏到公司去上班,像一個城鄉之間的流浪者。傍晚騎自行車回到家裏面,主要是爲了能在家裏看看書,聽一聽收音機。我有一臺短波收音機(後來帶到川大),可以聽到國外電臺的新聞和很多音樂節目,特別是澳洲廣播電臺中文節目,經常播送鄧麗君的歌曲。我對小提琴曲有特殊的偏愛,我童年時代最好的同學和朋友,都是從小就學小提琴的。我沒有學小提琴(買不起),但是經常去聽他們拉小提琴。

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整個社會逐步開放,文化生活也日益豐富。城市裏面經常還可以看到進口的外國電影,印象比較深的一部電影叫《奇普利安·波隆貝斯庫》,這是一部羅馬尼亞的音樂電影,也是音樂家波隆貝斯庫的傳記片,其中主人公和女友貝爾塔的愛情悲劇非常感人,兩人在山坡草地上擁抱打滾的鏡頭十分火爆,加上反覆出現哀婉悽切的小提琴曲《敘事曲》,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我的感情、情緒和幾乎所有的感官全部都被畫面和音樂佔據,沉浸其中不能自拔。這樣強烈的感受跟以前接受的革命文藝完全不一樣。文革十年中,我們這一代接受的是革命文藝,主要是八個樣板戲和語錄歌。八個樣板戲中的《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紅燈記》,我基本上可以唱出裏面所有的唱段,語錄歌可以唱近100首。革命歌曲的主要情緒是慷慨激昂。

上班途中,我幾乎每天都在經歷巨大的城鄉差別,從城市出發,經過郊區,再到遠郊農村,最後進入一個作坊式的車間,做一些簡單的手工勞動。比如,將一些報廢的金屬設備零部件,放在一個叫熱處理的高溫爐裏面,加熱到幾百度甚至上千度,然後取出來迅速在液體中冷卻,以此提高零部件的表面硬度,目的是使得處理過的零部件可以再次使用。整個工作單調乏味,了無生趣。在工作臺面前,想到自己一輩子將在一個遠離城市的加熱爐邊做這麼一種單調的工作,內心充滿恐懼不寒而慄。

經常長途騎自行車上下班,對我的體力消耗很大,加上當時營養不良,我的身體變得非常差,神經衰弱、經常失眠,腸胃也不好。本來我也想參加77年的高考,但是我認爲如果參加中專考,錄取的把握更大。我主要的想法,是儘快離開當時在郊區的工作單位,回到市區的單位上班。

最後我沒有去中專讀書,當時有關部門突然公佈一個政策,不允許在職職工上中專。考上了中專卻不能就讀,回市區上班的希望破滅,煮熟的鴨子又飛了,我感到非常鬱悶。

不過因禍得福,我有機會參加了1978年的高考。

1978年春天,我開始準備高考。我找來一些初中和高中語文、數學、歷史、地理課本,在公司附近的村子裏面租了一間房子。房子不到9平方米,裏面只有一張牀,連一張凳子也沒有。白天上班,晚上我就坐在牀邊,屁股下面墊了一個臉盆,在牀邊學習課本。我沒有上過中學,1966年小學四年級時,“文革”就開始了,學校“停課鬧革命”。我參加了紅小兵組織,主要的任務是在學校批鬥“走白專道路”和“搞修正主義”的老師。後來因爲家庭成分不好,被組織清退。1969年,“復課鬧革命”進入中學,實際上只上了半年初中就畢業了,基本上沒有學到什麼文化知識。好在後來自己喜歡讀書,儘可能去找一些喜歡的書籍、主要是文學書籍來閱讀。有一定的閱讀量以後,也具備了相當的自學能力,對掌握史地、語文政治等課本感覺並不困難。但是對數學就特別頭大,又沒有人可以請教,只有硬起頭皮,花了很多時間去學數學、做題目。後來高考數學只考了16分,完全和自己的艱苦努力不成比例。至今我對當年在荒野山村小屋裏,一個人深更半夜學習數學的情景記憶猶新。

備考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很夜深的時候,燈泡突然爆炸,引起電線短路,短路引起的電火花在房間牆壁上噼裏啪啦亂響。此時幾個村裏農民破門而入,若干手電筒在我身上和牀上到處晃動,他們進來時氣勢洶洶,但是看到一牀上都是書籍,都愣住了。我當時比較鎮定,問他們爲什麼半夜闖進我的房間。他們說,他們以爲我在房間裏面用電老虎燒水,引起村裏電線缺路,破壞了村民的財產。經過溝通後,他們才悻悻離去。

考試期間,印象最深的是考數學。卷子發下來以後,怱辣辣的一片,大部分考生都站起來,然後將空白的卷子交給老師,走出教室。整個教室裏只剩下三個考生,這時監考老師對我們三人說,反正你們都不會,可以相互商量把題目做出來。聽老師這麼一說,我們真的就坐在一起,相互商量怎麼做題。我們先自己將題目做一遍,然後相互交換試卷,又相互切磋哪些題目做對了、哪些題目做錯了。我發現我們三人都差不多,基本上是在初中二年級的水平,商量了半天還是不會做,做出來的題目也不知道對不對。另外兩個人折騰了一陣以後,完全失去了信心,先後離開了。現在看起來,這是明顯的作弊。不過這種作弊,更多的是一種苦澀的笑話。

不到半個小時,數學科所有的考試都結束了。只有我一個人在教室裏繼續又堅持了大約半個小時,結果還是一道題都沒有做出來。當時那個監考老師,也不催我,非常有耐心地在等着我。我當時的想法是,能夠多做出來一分算一分。我知道,我已經23歲了,已經遠遠超過了讀大學的年齡,這可能是我改變命運最後的一次機會了。我交卷的時候,我記得那個老師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眼中充滿了關愛,它使我銘記終生。

體檢是在區醫院,量血壓的時候,醫生查出我有高血壓,100/150。我對醫生說,先不要寫上去,等一下再量吧。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心裏面碰碰亂跳,嘴裏默默地不停唸叨自己,我怎麼會有高血壓呢?我怎麼有高血壓呢?過了10多分鐘,再量還是高血壓。我說再等一下,這個時候醫院裏面已經沒有人了,醫生看出來我不願意在體檢表上留下高血壓的記錄。最後,醫生說,那我給你寫上一個正常的血壓吧,她在體檢表寫上了90/140的數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體血壓的正常值。

1978年高考前

我高考的成績是327分,當時貴州省的文科高考本科錄取分數線大概是200分左右,重點線大概是270分。我的成績在貴州文科考生中排在四十名左右,我是所在的10萬人口的農業郊區的文科狀元。當時全國重點大學文科在貴州的錄取名額大概是50人。上重點大學是沒有問題了,而且,根據政策,滿五年工齡可以帶薪上學。我當時的激動、欣喜和驕傲簡直無與倫比,真的相信通過努力能夠成功,相信天上真的能夠掉餡餅,相信雞毛能夠飛上天,相信烏雞能夠變鳳凰。在填寫學校和專業志願時,從我的成績看,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都可以選擇,錄取的可能性非常大,第一志願我填寫了四川大學。

在專業選擇上,父母的意思是讓我填歷史系考古專業,因爲我母親在貴州省博物館工作,他們認爲畢業以後回到貴州,到博物館工作應該沒有問題。但是我不同意,我填了中文系。

1978年10月初一個秋日,我乘火車離開貴陽到成都上學。在夜晚的火車上,我久久無法入眠。我已經不記得此前有多少次的離家出行。從前離家出行都是爲了謀生,爲了喫飽肚子,這次離家出行是要去實現一個夢想。從11歲開始,我離開學校進入社會,爲了謀生,我學習過美術、書法、中醫和木工等,都半途而廢。15歲參加工作,我當過基建民工,參加修建湘黔鐵路,後來又當了產業工人。在10多年的時間裏,我從事過很多職業,經歷了四處漂泊的動盪生活,終於有了一個穩定的飯碗。但是,我始終心有不甘,有一個聲音始終在心裏面揮之不去,那就是我要上大學。國家恢復高考,激起了我心裏的那隻小野獸。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我成功了。在離開學校12年之後,我再次回到學校,去實現人生的夢想。我深感命運的不可思議。

由於生長在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我在書籍閱讀方面有一些更好的條件。當時閱讀的很多書是從省圖書館通過關係借出來的,需要限期歸還。我和父母以及另外一個喜歡讀書的鄰居,曾經從圖書館借出來一本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因爲太喜歡,四個人不停的輪流抄寫,大概7天時間把這本書完全抄下來了。

1972年參加學生團修建湘黔鐵路

工作以後,有了工資,經常去的地方是新華書店,特別喜歡的書就買下來,更多的時候是在新華書店蹭書讀。上大學之前,我讀過現代英法俄美等國家的一些名著,主要是長篇小說。印象深的有英國狄更斯的《霧都孤兒》、《老古玩店》、《雙城記》。法國雨果的《九三年》,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斯湯達爾的《紅與黑》,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俄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我甚至讀過高爾基的四卷本長篇小說《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目前正在重讀)。美國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老人與海》,梅爾維爾的《白鯨》,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等。當然。還有一些革命文學作品,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的《卓雅和舒拉》。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高爾基的自傳體三部曲,他筆下的阿廖沙,沒有讀完小學就離家四處謀生,從事過很多職業,在社會底層與各種人物打交道。在伏爾加河上的輪船上,在一個廚師的幫助下,他開始大量閱讀各種書籍,立志“做一個不爲環境所屈服、內心強大的人”。我覺得,我就是高爾基筆下的那個阿廖沙。不同的是,沒有任何人幫助我,包括我的父母。而阿廖沙後來永遠沒有機會能夠上大學。

清晨,火車從重慶向成都進發,突然我看見了長江,遼闊的水面向我滔滔不絕地奔湧而來。頓時我激動莫名,心情如浩瀚的江水一般湧動、衝撞、迴旋,持續充滿了前行的力量。我忽然想起羅曼羅蘭的一句話:“人生有如一股奔流,如果沒有暗礁,永遠激不起美麗的浪花”。

滿懷希望的清晨,一輪朝陽正在江上冉冉升起。

1978年考入四川大學中文系

在學校報到安頓以後,一天下午,我來到了成都最繁華的春熙路,找到最大的一家新華書店,在裏面閒逛許久,買了兩本書夾在腋下走出門外。我記得,當時的春熙路上,有一個面積不大、四周有鐵圍欄、樹木十分茂盛的人民公園。這時候,公園街邊一個喇叭突然響起一段小提琴樂曲,那是西班牙作曲家薩拉薩蒂的不朽名篇《流浪者之歌》。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首小提琴曲,樂曲一開始就有一個非常激越的高音部分出現,然後傷感的部分和激越的部分交替出現。這首曲子把我過去十多年的無數生活場景一一在腦海中浮現。傷感的部分是我的沉淪失意、窮愁潦倒,是我四處流浪的日子,激越的部分是我的奮鬥努力、歡欣喜悅,是我與命運抗爭的日子。我在街邊久久佇立,一直聽完整首樂曲。樂曲結束以後,我的眼裏滿含淚水。流浪者歸來,流浪的日子結束了。

入校後同一宿舍的同學

12月22日晚上7點,還是在春熙路新華書店,我站在一個堆滿一大堆書籍的書桌面前,認真聆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全文,我仔細領會其中每一個句子、每一個詞彙的意義。

我感到,中國從此告別革命,告別階級鬥爭。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人民的好日子開始了,年輕人有希望、有前途了。

40年過去。2018年9月28日,在青城山下一個花園式的酒店,中文系78級40多位同學歡聚一堂,紀念進校四十週年。

我在聚會上作了題爲《感謝生活》發言:

在最好年代,

1980年代。

在最好的年齡,

20到30歲。

遇到最好的同學,

川大中文78級,

留下了最美的記憶,

四年同窗生活。

今天當我回首往事,

不因碌碌無爲而羞愧,

也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

我曾經擁有最美的青春,

感謝生活。

成 建 三

原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珠江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貴州省委經濟決策諮詢專家 ,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區域經濟、城市經濟、產業經濟、農村經濟研究。參與、主持深圳建設國際城市、珠江三角洲產業規劃等多項研究。

(獨家授權來源:“經受今生”平臺 |運營編輯: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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