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最富是潮商一群东方犹太人与海丝历史传奇小编带你一起复习复习

潮商也称“潮州商人”，他属于广义上的粤商的重要代表之一。与晋商、徽商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商业文化历史上综合实力最强、知名度最高、影响最深远的商业群体，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美誉。

潮汕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闽、粤、赣、台的交界处，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地理环境特殊。由于受所处环境影响，潮商长期以海为伴，靠海而生，具有独特的海洋性格与海洋文化基因，在历史上很早便开始发展海上交通逐海洋之利，并擅长于对外交往和贸易联系，海洋个性和海洋特质十分明显。曾先后任普宁、潮阳两地知县的清代著名学者、“筹台宗匠”蓝鼎元在其《潮州海防图说》中对于潮商的活动范围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潮郡东南皆海也，左控闽漳，右临惠广。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厓山、高、雷、琼、崖，三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杭，噶罗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可以说潮商自古就活跃于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丝路上的重要商贸群体，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早在唐代，潮汕商人就开始了对外海上贸易，但是受于条件限制，大规模的海上贸易还没有真正形成。到了两宋时期，潮汕的对外海上贸易逐渐增多，韩江下游出海口开始形成了辟望、风岭、樟林、东陇等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往来日益密切，且在此时出现了潮人的第一次移民潮。

到了明代，由于受海禁政策影响，许多依赖海上贸易的潮商失去了经济来源，但是受利益驱使，加之暹罗一带的大米在潮汕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许多潮商开始铤而走险，走上亦盗亦商的道路，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类特殊的群体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也很广，手中拥有庞大的船队，甚至他们还尝试在远洋外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明代谢杰也在《虔台倭篹》一书中记述到：“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由此可见，虽受朝廷政策影响，但是潮商依旧没有断绝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

到了明代，由于受海禁政策影响，许多依赖海上贸易的潮商失去了经济来源，但是受利益驱使，加之暹罗一带的大米在潮汕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许多潮商开始铤而走险，走上亦盗亦商的道路，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等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类特殊的群体组织规模大，活动范围也很广，手中拥有庞大的船队，甚至他们还尝试在远洋外岛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明代谢杰也在《虔台倭篹》一书中记述到：“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由此可见，虽受朝廷政策影响，但是潮商依旧没有断绝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了这条海上贸易之路。

而真正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潮商则应该从潮汕的红头船商帮算起，红头船始于清朝雍正年间，是当时皇帝“御批”给广东出海船只特定的颜色，方便与巡海水师区分沿海各省的商船，但是这一规定在广东其他地方实行不久就没有严格推行了，唯有潮汕各地的商船一直坚守着，后来也就成了潮商远洋船只的一种特殊标志，因此潮商也就慢慢成为了红头船商帮，而且也成为海上丝路上重要的“红头船商贸”，当时这支商贸船队航线远达东南亚的吕宋、暹罗、安南等诸多国家，而国内也与上海、台湾、广州、泉州、宁波等地保持着密切的海上贸易往来，全盛时期民间红头船数量达到300多艘。

潮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上的重要群体，他除了出现的时间早、人数众多外，足迹还遍布海丝沿线各国，继两宋出现第一次潮商的移民潮后，明清时期又出现了两次移民热潮，据载仅1782至1868年这段时期，乘坐红头船抵达暹罗的潮商就多达150余万，因此向来就有“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说法。这些遍布海丝沿线各地的潮商都具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很多成为了当地行业龙头，清乾隆皇帝就曾敕于庵埠人陈美“天下共商”的牌匾，可见当时潮商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

作为以海为伴的潮商，在进行海外商贸活动时不但继承了传统中原文明，又融入了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他们具有敢于拼搏的拓展精神，又拥有大海的阔达，他们富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这种典型的海洋商业贸易精神是潮商与内地其他商帮最鲜明的区别，他们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敢拼敢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更直接促成了潮汕地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为传播潮人文化与促进潮汕与海外的交往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图片来源：‘网络及湾友手机摄影交流群’）

来源:大汕头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