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告诉青年，要爱上自己的孤独

娜拉，走与不走

文 · 董金超 / 图 · 苏也

董：你给《布林客》写的第一篇作品据说反响不错，谈谈创作过程吧。

金超：那是在我裸辞离开厦门到了北京半年多以后，当时刚换了第二份工作。刚入职，手头的活儿暂时不多，就想着写点什么了。当时我手里有一个故事纲要，是大学时期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些是我自己经历的，有些是朋友的口述，本来一直打算写个长篇的。大四那会儿尝试写了几万字，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故事大体是别人的故事，我自身的生活体验支撑不起来，硬生生拉长的话，就特别空洞。所以那故事就那样放着了。那十几页提纲跟着我从武汉去了厦门，三年后又跟我去了北京。重新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连装订针都生锈了。当时有些感叹——

董：南方太潮湿了！

金超：差不多吧。（笑）

董金超与卡茨

董：这是你离开厦门的原因吗？

金超：当然不是。气候是个很小的原因，虽然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华北那种四季分明、干爽一些的气候。离开厦门的因素很多，比如失恋，比如工作方面看不到希望，比如二线城市的文化氛围让人压抑，贫瘠，你周围的人层次也不高，谈论的话题基本都是买包、旅游、房子等等，没什么文化人。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可以说有些危险，因为我怕时间长了我会被同化成跟他们一样的人。走之前朋友还劝我，说，再待一阵子我就有申请福利房的资格了。

董：所以你犹豫了吗？

金超：心动了一下，几秒钟吧。但我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董：你忘了说一点，还有语言的问题。

金超：对，语言，我想去一个我能听懂当地话的地方。这不是个什么个人癖好，可能写小说的人会懂。语言中鲜活的部分还是要从生活中采集，写作的人做的其实就是蜜蜂似的工作，所以首先你得找到一片适合你采蜜的花田。不是随便一块什么草地就行的。我跟朋友说起这一点来，大家有时会笑，说，厦门人也说普通话嘛。你在南方生活一阵子就会明白，南方人说起普通话来，语言中的精华都被过滤掉了，那种普通话虽然能清楚传达意思，但是不精彩了。精彩的措辞在哪里？在闽南语里啊，但是我又不懂闽南语，太吃亏了。举个例子，最近在读贾平凹的小说，小说里人物说兄弟不和，说的是兄弟俩“尿不到一个壶里去”，说一个人抠门，爱占小便宜，说他过趟河屁股沟里都要夹一汪水。我相信各处地方话里都有大量这种精彩的表述，但是一旦你让他们说起普通话来，就成了“这俩兄弟合不来”或者“这人很抠门”这类话了。

董：说说《布林客》给你带来了什么吧。

金超：最重要的一点收获，可能就是它让我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写作着吧。虽然因为工作忙碌之类的原因，写的不多，但还是时不时地写一点。这一点很重要，我以前没注意。前一阵子我读了一本讲小说写作的指导书，有一部分突然让我很后怕。说的是什么呢？大致意思是，很多开始写作的人都没办法有大块的时间自己支配——除非你家财万贯，不用为生计发愁——但家财万贯的人家大概也不会同意你从事作家这门苦差事。所以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会想，等我闲下来，等我有个长假，等我经济独立，等我如何如何，然后，我要好好写一篇（或一部）好作品。结果呢，他的才华就在这等待中生锈了。女作家尤其如此，很多女性除了工作还要照顾家庭，生育和抚养小孩。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性，生了孩子后，还经常把食品包装纸用熨斗熨平收集起来，准备以后做稿纸。孩子长大以后，她已经收集了厚厚一摞这种稿纸，却发现早年的才华完全干枯，自己写不出任何东西了。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有种虎口脱险的感觉，因为我跟这些被才华抛弃的人就差那么一点。以前我就是这么想的：先经济独立了，再想办法挤出大块时间沉下心来写作。这种想法其实很要不得。

董：我比较惊讶你居然会读写作指南那一类书。

金超：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在这方面有个误区，好像写作全靠天分和悟性，是培训不来的；或者靠培训出来的作者都是二流的。写作当然需要天分，但也需要技巧，而很多技巧是可以传授的，尤其是一些基本的技巧，这是些基本功之类的东西。你闷头写作，写了很多不成熟的作品，改进了许多写作技巧，但其实别人早就替你做了总结。我当时就想，我怎么不早十几年读到这本书呢，如果那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董：你说自己走了弯路，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怎样做？

金超：我还真没好好想过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走过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冥冥中安排好了的。当然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作家，往往都是二十来岁就出版了处女作甚至代表作，比如前年获诺贝尔奖的石黑一雄吧，写出《远山淡影》这本书的时候才二十六岁，很厉害。虽然我个人不太欣赏这位作家，也会自我安慰说像这样的作家总不免高开低走，石黑是个例子，张爱玲也是个例子。成名过早未必是个好事，生活中的失败经历的不够，后劲就会不足。但这话不应该我这个三十出头的人来说，应该是个写作到人生中晚期的作家的经验之谈。回头说石黑一雄吧，能在二十六岁就写出《远山淡影》这样一本书，还是让我有种挫败感。似乎三十来岁还没出过书的，不是大器晚成就是没什么希望了。那时候我会忍不住想，如果大学毕业之后没有一直为生计忙碌，专心写作，没准儿现在已经出了好几本作品了。

董：生计和写作真的那么不能两全？

金超：都市生活的忙碌会压榨一个人的精力。以前我天真地以为，一个人可以白天上班，晚上或周末写作。但是事实上，等你工作了一天之后，晚上你就只想无所事事地躺一会儿。更何况加班、领导电话、同事间的纷扰都在挤占着你的业余时间和大脑。工作之余写作几乎不太现实，尤其在一线城市，领导一个电话就把你一整天的状态碾碎了，很多领导是没有尊重员工的休息时间的概念的。除非你在体制内，上班的主要工作是喝茶和看报那种。你看我以前给《布林客》写的东西，大多是些急就章似的草率作品，因为都是挤时间写的，心静不下来。

董：恭喜你暂时从那种生活中解脱了。

金超：算是一次冒险吧。娜拉出走了。

董：为什么是娜拉？

金超：都是在逃离一种生活嘛。娜拉已经是个隐喻了。

董：《玩偶之家》当然鼓舞了很多年轻人，但是鲁迅先生也写过《娜拉走后怎样？》，对于年轻人的贸然出走是有保留意见的。

金超：这也是为什么我直到三十岁时才走出这一步。

董：听说上飞机那天是自己的三十岁生日。

金超：我是一个不太爱热闹的人，很少招呼朋友庆祝生日。不过三十岁的生日我想让它特别一点，所以我就送了自己这份礼物：一张有去无回的机票。跨入今生的第四个十年，要稍微有点仪式感。古人从三十而立开始计算人生刻度，为什么不从十岁、二十岁说起？这是值得玩味的。

董：朋友们都说你逍遥。

金超：我辞职出国也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整整七年之后，有了一定的阅历，一些俗世的体验，还有一定的储蓄。很多朋友觉得我活得很逍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说裸辞就裸辞了，其实我是有准备和计划的。很多人用储蓄来买房，来结婚养孩子，这么一大笔钱，用它来给自己从俗务中暂时赎身多好。

董：赎身多久？

金超：两三年，或者三四年，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如果钱花完了，作品也没有带来什么收入，就回去再找份工作好了。

董：算是破釜沉舟吗？

金超：也不算吧，毕竟还是可以继续回去工作的。也不想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写作时还是要把心态放轻松，平常心，不要寄予自己的作品太多世俗考虑，就像不要给自己的孩子制定太多世俗目标一样。重要的是做好它，其它的先不要管。

董：有质疑的声音吗？

金超：有啊，诸如，你也为将来考虑考虑啊，三四十岁了还买不上房子怎么办，家庭怎么办，养老金和保险呢，老人的赡养义务怎么办？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老一辈人经历过物质方面的极度匮乏，在这方面是有恐惧的。我们这一辈不应该还在解决物质需要的方面原地打转。谁都明白，物质方面的需要是个无底洞，没有想有，有了想更好。我们当然也需要钱，但钱只是个手段，很多人却把它当做目的。你仔细想想，上面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成其为问题，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取舍，这些不过都是些烟雾弹。你这一辈子决定做什么，其实都是有得失的，你不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从我自己这方面看，世俗享乐和理想是不太兼容的，你看看那些伟大的作家们就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普鲁斯特，里尔克，他们的现实生活其实都不太幸福。普鲁斯特其实可以在世俗的意义上活得很美满的，但是他做了什么呢，把自己关在一所隔音的房子里，十几年如一日，写作他的巨著。说得矫情点，当诗人真的见到了缪斯后，就都会心甘情愿把自己变成女神神坛上的祭品了。

董：所以你是赞同娜拉出走的？

金超：对，我赞同那种深思熟虑后的出走，对僵死生活的叛逃。但不赞同那种一拍脑门、说走就走的逃离。不要被别人煽动，要在扰攘中听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

董：扰攘，比如说？

金超：比如说，一些崇高、响亮又漂亮的词，什么“女性独立”啦，“自由”啦。听着很动人，但缺乏细节的话，就是一些容易引起幻听和不切实际的盲动的词。比如说舆论都高呼都市年轻人利用好自己碎片化的时间，但自从人们被教会如何利用自己的碎片化时间之后，人们的生活就变得更破碎了。再说自由吧，你觉得自由就是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北京开了家喜茶，人人都说好，你也想尝一尝，然后你就去买了一杯，这是自由选择吗？这是被煽动。很多人自己觉得是听从内心，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自己听从的到底是什么。很多哲学家都讨论过这种问题。但人们对这种问题不爱去思考。所以尼采说人是群氓，群氓就是思考的绝缘体。

董：所以你自己觉得比芸芸众生看得明白很多？

金超：我没有什么优越感，归根结底我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之一，当然也有很多盲区。可能这会儿谈论起来，我给了别人一种十分笃定的印象；实际上，我经常自我怀疑。

董：怀疑当时出走的决定做的是否正确？

金超：不，走是一定要走的。但是往哪儿走，走到那一步……这么说吧，出走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动作，它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苦役。用萨特的话说，人人被判自由。自由就是选择。选择与存在是一回事。人只要活着，就在不断重复娜拉的人生。当然了，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走出这一步，“混沌地活着什么也不觉”也挺好，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况且我们寄托以意义的东西，也可能只具有某种虚假的意义（在意义方面我是个怀疑主义者）。

董：说一下你在异国的生活和感受吧。

金超：在蒙特利尔生活快两年了，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一张电话卡。每天上午，我去附近一个大学的图书馆写作，顺便利用一下那里的网络。其余时间，尽量让自己退守在一种社交真空状态，尽量克制自己在社交平台上自我表达的欲望，将这种表达的诉求更多倾注在自己的作品里。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写作和阅读，把做饭和家务当成一种休息和调节。偶尔也会逛逛街，看个电影，或者爬爬皇家山，去一下老港或者附近的什么公园走走。每隔半年，去某个国家旅行一次。感受嘛，经常会觉得自己与自己、他人和这个世界的相处充满紧张感。空间的距离让你与朋友疏远了；辞职后，一种时间过剩的状态也扩大你的被忽视感。我记得以前读过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写给青年的一本书信体的小书，诗人告诉青年，要爱上自己的孤独。有些话除非你亲身经验了，才知道各种滋味。孤独其实是一种让人有点又怕又有点爱的东西，但首先你得习惯它。再然后，就是上面说的这种怀疑，自我怀疑，对我与周围人的关系的怀疑，对映入眼帘的世界的怀疑。怀疑未必是坏事，怀疑可以促进思考，锐化你的感觉，给你带来一种特别的体验。尼采一辈子都在做价值重估的工作，其实何止价值需要重估，一切你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最好都要掂量掂量虚实。国外的生活让我多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那种感觉，有点像一只野兽坐到了斗兽场的观众席上，然后你就觉得以前你挺羡慕的那些同伴，其实挺可怜的，那些你曾经仰慕过的，其实很渺小。

董：感叹这么多啊？说几件近期触动你的小事吧。

金超：前几天微博又关停了一批电影资源号，有人就写文章说，其实资源号跟以前买盗版碟的差不多，现在版权意识强了，他们就越来越难做了。我自己一度也从事过新媒体的运营，也眼红过很多自媒体赚钱有术，还自己做过一个公众号，出国后还更新过多次。细想，现在的新媒体红人跟咱们父辈时勇于经营私人餐馆，或者卖盗版碟而成为万元户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你在那个氛围里，你就不会想这么多，还觉得自己很高级；一旦跳出来，会看得明白一点。再有，就是过去这段时间，很多人相继去世，比如李咏，蓝洁瑛，然后是前几天我们时尚集团的董事长刘江先生也突然辞世，岁数都不大，所以让人叹息。很多人这时候都会问一句，拼了一辈子，图什么？你看，其实大家都在追问生存的意义问题。我对死亡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体验，总有一种头顶悬着一把剑的感觉。有时候会忘了这把剑的存在，但别人的故去却会不断提醒我。这大概是海德格尔说的“向死而生”吧。正是因为有这种体验，你对生活会有一种紧迫感，想要在有限的人生里面尽量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而。

董：越说越沉重了，讲点轻松的吧！过去一年你在写作和读书方面有什么收获？

金超：2018一年一直在写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中间还写了一个六万字的短篇，加起来总计写了四十万字（当然可能绝大部分得重写一遍）。读了六十几本书，平均一星期一本。现在读书以求质为主，在重读一些经典，然后花大把时间啃一些大部头著作。过去一年多，把《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等自己特别喜欢的巨著都重读了一两遍，一些了不起的作家，比如巴尔扎克、司汤达、赫尔曼·黑塞、契科夫、爱丽丝·门罗等等，在一点点系统地读全集。啃完了一些多年来一直想读却一直没有心思去读的哲学经典，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尼采的《权力意志》等等，收获很多（很多本都是从2017年就开始阅读，在2018年收尾的）。

董：听说你的眼睛经常出问题。

金超：是的，现在犯病的频率有些高，跟我自身的免疫系统有关，不过跟用眼过度肯定也难脱干系。我知道很多大作家，比如黑塞、乔伊斯、巴尔扎克、萨特等，都有眼病。有时候想想自己得的竟然是这么高级的职业病，也算一种安慰吧（笑）。

董：读书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方法跟大家分享？

金超：眼睛出过几次问题后，朋友推荐我听书。现在，语音书给了我不小的帮助，一些叙事流畅、语言也不复杂的小说，我就去找音频资源，一边做家务一边用耳朵“读书”。这一点还是要感谢科技的进步。另外一个办法对学习语言有帮助，可能很多人都在用这个办法，就是找一些你会反复阅读的作品，读你想学习的那种语言的版本。比如我现在阅读的《圣经》就是英文的，一个Good News版的新旧约全本，一个是恢复本的《新约》，还有《战争与和平》，一厚本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选集Family Furnishing，一部布罗茨基诗选和一部米沃什诗选。除了巩固语言记忆，还有几个好处：一是让你的阅读慢下来，可以好好咂摸作者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用词。另外，对一门拉丁语言的掌握可以让你更好地理解一些概念，尤其对于哲学来说，只凭翻译就只能停留在盲人摸象的理解层面。再次，掌握了一门语言，你也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外的很多资源，比如很多名家的作品，已经过了版权期限的，基本都可以在谷歌中搜索到PDF版本，亚马逊上也有很多免费的公共版权读物。我试着这样读了一些，大卫·休谟的两本哲学著作，一本《时间简史》，还有《包法利夫人》，等等。在国外，买书永远是个大问题，要么买不到想要的，要么需要花一笔很大的开销。这点很有帮助。

董：转眼之间，《布林客》已经五岁了，五年里有什么好玩的事让你印象深刻？

金超：单位女老板丈夫出轨，被我们同事撞见，女老板却一无所知，每天还是穿得特别邋遢，拼命忙着赚钱。我把这个情节写进了一首描写北京的叙事诗里，交稿时一激动，直接发给了女老板。那天是个工作日，我忘了自己怎么会在家里了。整个人蒙了一分钟，心想，完蛋了。丢了工作不说，这对女老板是个多大的打击啊！

董：女老板发现吗？

金超：我给同事偷偷打电话，同事说女老板在开会。我就让同事去女老板电脑上把那首诗删了。演警匪片似的，十分刺激。后来女老板应该是没发现，还是一如既往像个女疯子一样每天忙着赚钱，穿得邋里邋遢，头发也不梳，也不化妆，皮肤蜡黄，嘴唇也没什么血色，忙得没时间喝水，又上火，有很重的口臭。有时候我想，如果她看到那首诗会怎么样呢？

董：你觉得会怎么样？

金超：可能会成为又一个娜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