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告訴青年，要愛上自己的孤獨

娜拉，走與不走

文 · 董金超 / 圖 · 蘇也

董：你給《布林客》寫的第一篇作品據說反響不錯，談談創作過程吧。

金超：那是在我裸辭離開廈門到了北京半年多以後，當時剛換了第二份工作。剛入職，手頭的活兒暫時不多，就想着寫點什麼了。當時我手裏有一個故事綱要，是大學時期發生的一些事情，有些是我自己經歷的，有些是朋友的口述，本來一直打算寫個長篇的。大四那會兒嘗試寫了幾萬字，寫不下去了。爲什麼？因爲故事大體是別人的故事，我自身的生活體驗支撐不起來，硬生生拉長的話，就特別空洞。所以那故事就那樣放着了。那十幾頁提綱跟着我從武漢去了廈門，三年後又跟我去了北京。重新寫這個故事的時候，連裝訂針都生鏽了。當時有些感嘆——

董：南方太潮溼了！

金超：差不多吧。（笑）

董金超與卡茨

董：這是你離開廈門的原因嗎？

金超：當然不是。氣候是個很小的原因，雖然作爲一個山東人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華北那種四季分明、乾爽一些的氣候。離開廈門的因素很多，比如失戀，比如工作方面看不到希望，比如二線城市的文化氛圍讓人壓抑，貧瘠，你周圍的人層次也不高，談論的話題基本都是買包、旅遊、房子等等，沒什麼文化人。我覺得這個地方不適合我，可以說有些危險，因爲我怕時間長了我會被同化成跟他們一樣的人。走之前朋友還勸我，說，再待一陣子我就有申請福利房的資格了。

董：所以你猶豫了嗎？

金超：心動了一下，幾秒鐘吧。但我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董：你忘了說一點，還有語言的問題。

金超：對，語言，我想去一個我能聽懂當地話的地方。這不是個什麼個人癖好，可能寫小說的人會懂。語言中鮮活的部分還是要從生活中採集，寫作的人做的其實就是蜜蜂似的工作，所以首先你得找到一片適合你採蜜的花田。不是隨便一塊什麼草地就行的。我跟朋友說起這一點來，大家有時會笑，說，廈門人也說普通話嘛。你在南方生活一陣子就會明白，南方人說起普通話來，語言中的精華都被過濾掉了，那種普通話雖然能清楚傳達意思，但是不精彩了。精彩的措辭在哪裏？在閩南語裏啊，但是我又不懂閩南語，太喫虧了。舉個例子，最近在讀賈平凹的小說，小說里人物說兄弟不和，說的是兄弟倆“尿不到一個壺裏去”，說一個人摳門，愛佔小便宜，說他過趟河屁股溝裏都要夾一汪水。我相信各處地方話裏都有大量這種精彩的表述，但是一旦你讓他們說起普通話來，就成了“這倆兄弟合不來”或者“這人很摳門”這類話了。

董：說說《布林客》給你帶來了什麼吧。

金超：最重要的一點收穫，可能就是它讓我斷斷續續地一直在寫作着吧。雖然因爲工作忙碌之類的原因，寫的不多，但還是時不時地寫一點。這一點很重要，我以前沒注意。前一陣子我讀了一本講小說寫作的指導書，有一部分突然讓我很後怕。說的是什麼呢？大致意思是，很多開始寫作的人都沒辦法有大塊的時間自己支配——除非你家財萬貫，不用爲生計發愁——但家財萬貫的人家大概也不會同意你從事作家這門苦差事。所以很多有才華的年輕人會想，等我閒下來，等我有個長假，等我經濟獨立，等我如何如何，然後，我要好好寫一篇（或一部）好作品。結果呢，他的才華就在這等待中生鏽了。女作家尤其如此，很多女性除了工作還要照顧家庭，生育和撫養小孩。給我印象很深的一個例子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女性，生了孩子後，還經常把食品包裝紙用熨斗熨平收集起來，準備以後做稿紙。孩子長大以後，她已經收集了厚厚一摞這種稿紙，卻發現早年的才華完全乾枯，自己寫不出任何東西了。讀到這一部分的時候，我有種虎口脫險的感覺，因爲我跟這些被才華拋棄的人就差那麼一點。以前我就是這麼想的：先經濟獨立了，再想辦法擠出大塊時間沉下心來寫作。這種想法其實很要不得。

董：我比較驚訝你居然會讀寫作指南那一類書。

金超：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在這方面有個誤區，好像寫作全靠天分和悟性，是培訓不來的；或者靠培訓出來的作者都是二流的。寫作當然需要天分，但也需要技巧，而很多技巧是可以傳授的，尤其是一些基本的技巧，這是些基本功之類的東西。你悶頭寫作，寫了很多不成熟的作品，改進了許多寫作技巧，但其實別人早就替你做了總結。我當時就想，我怎麼不早十幾年讀到這本書呢，如果那樣，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董：你說自己走了彎路，如果重來一次，你會怎樣做？

金超：我還真沒好好想過這個問題。我一直有一種感覺，就是我自己走過的每一步，其實都是冥冥中安排好了的。當然有時候我看到很多作家，往往都是二十來歲就出版了處女作甚至代表作，比如前年獲諾貝爾獎的石黑一雄吧，寫出《遠山淡影》這本書的時候才二十六歲，很厲害。雖然我個人不太欣賞這位作家，也會自我安慰說像這樣的作家總不免高開低走，石黑是個例子，張愛玲也是個例子。成名過早未必是個好事，生活中的失敗經歷的不夠，後勁就會不足。但這話不應該我這個三十出頭的人來說，應該是個寫作到人生中晚期的作家的經驗之談。回頭說石黑一雄吧，能在二十六歲就寫出《遠山淡影》這樣一本書，還是讓我有種挫敗感。似乎三十來歲還沒出過書的，不是大器晚成就是沒什麼希望了。那時候我會忍不住想，如果大學畢業之後沒有一直爲生計忙碌，專心寫作，沒準兒現在已經出了好幾本作品了。

董：生計和寫作真的那麼不能兩全？

金超：都市生活的忙碌會壓榨一個人的精力。以前我天真地以爲，一個人可以白天上班，晚上或週末寫作。但是事實上，等你工作了一天之後，晚上你就只想無所事事地躺一會兒。更何況加班、領導電話、同事間的紛擾都在擠佔着你的業餘時間和大腦。工作之餘寫作幾乎不太現實，尤其在一線城市，領導一個電話就把你一整天的狀態碾碎了，很多領導是沒有尊重員工的休息時間的概念的。除非你在體制內，上班的主要工作是喝茶和看報那種。你看我以前給《布林客》寫的東西，大多是些急就章似的草率作品，因爲都是擠時間寫的，心靜不下來。

董：恭喜你暫時從那種生活中解脫了。

金超：算是一次冒險吧。娜拉出走了。

董：爲什麼是娜拉？

金超：都是在逃離一種生活嘛。娜拉已經是個隱喻了。

董：《玩偶之家》當然鼓舞了很多年輕人，但是魯迅先生也寫過《娜拉走後怎樣？》，對於年輕人的貿然出走是有保留意見的。

金超：這也是爲什麼我直到三十歲時才走出這一步。

董：聽說上飛機那天是自己的三十歲生日。

金超：我是一個不太愛熱鬧的人，很少招呼朋友慶祝生日。不過三十歲的生日我想讓它特別一點，所以我就送了自己這份禮物：一張有去無回的機票。跨入今生的第四個十年，要稍微有點儀式感。古人從三十而立開始計算人生刻度，爲什麼不從十歲、二十歲說起？這是值得玩味的。

董：朋友們都說你逍遙。

金超：我辭職出國也是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了整整七年之後，有了一定的閱歷，一些俗世的體驗，還有一定的儲蓄。很多朋友覺得我活得很逍遙，想怎麼着就怎麼着，說裸辭就裸辭了，其實我是有準備和計劃的。很多人用儲蓄來買房，來結婚養孩子，這麼一大筆錢，用它來給自己從俗務中暫時贖身多好。

董：贖身多久？

金超：兩三年，或者三四年，寫一部長篇小說的時間。如果錢花完了，作品也沒有帶來什麼收入，就回去再找份工作好了。

董：算是破釜沉舟嗎？

金超：也不算吧，畢竟還是可以繼續回去工作的。也不想給自己這麼大壓力，寫作時還是要把心態放輕鬆，平常心，不要寄予自己的作品太多世俗考慮，就像不要給自己的孩子制定太多世俗目標一樣。重要的是做好它，其它的先不要管。

董：有質疑的聲音嗎？

金超：有啊，諸如，你也爲將來考慮考慮啊，三四十歲了還買不上房子怎麼辦，家庭怎麼辦，養老金和保險呢，老人的贍養義務怎麼辦？都是很現實的問題。老一輩人經歷過物質方面的極度匱乏，在這方面是有恐懼的。我們這一輩不應該還在解決物質需要的方面原地打轉。誰都明白，物質方面的需要是個無底洞，沒有想有，有了想更好。我們當然也需要錢，但錢只是個手段，很多人卻把它當做目的。你仔細想想，上面這些問題其實都不成其爲問題，如果你已經做好了取捨，這些不過都是些煙霧彈。你這一輩子決定做什麼，其實都是有得失的，你不可能照顧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從我自己這方面看，世俗享樂和理想是不太兼容的，你看看那些偉大的作家們就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喬伊斯，普魯斯特，里爾克，他們的現實生活其實都不太幸福。普魯斯特其實可以在世俗的意義上活得很美滿的，但是他做了什麼呢，把自己關在一所隔音的房子裏，十幾年如一日，寫作他的鉅著。說得矯情點，當詩人真的見到了繆斯後，就都會心甘情願把自己變成女神神壇上的祭品了。

董：所以你是贊同娜拉出走的？

金超：對，我贊同那種深思熟慮後的出走，對僵死生活的叛逃。但不贊同那種一拍腦門、說走就走的逃離。不要被別人煽動，要在擾攘中聽到自己內心的那個聲音。

董：擾攘，比如說？

金超：比如說，一些崇高、響亮又漂亮的詞，什麼“女性獨立”啦，“自由”啦。聽着很動人，但缺乏細節的話，就是一些容易引起幻聽和不切實際的盲動的詞。比如說輿論都高呼都市年輕人利用好自己碎片化的時間，但自從人們被教會如何利用自己的碎片化時間之後，人們的生活就變得更破碎了。再說自由吧，你覺得自由就是自己想幹嘛就幹嘛，北京開了家喜茶，人人都說好，你也想嘗一嘗，然後你就去買了一杯，這是自由選擇嗎？這是被煽動。很多人自己覺得是聽從內心，實際上他們不知道自己聽從的到底是什麼。很多哲學家都討論過這種問題。但人們對這種問題不愛去思考。所以尼采說人是羣氓，羣氓就是思考的絕緣體。

董：所以你自己覺得比芸芸衆生看得明白很多？

金超：我沒有什麼優越感，歸根結底我也不過是芸芸衆生之一，當然也有很多盲區。可能這會兒談論起來，我給了別人一種十分篤定的印象；實際上，我經常自我懷疑。

董：懷疑當時出走的決定做的是否正確？

金超：不，走是一定要走的。但是往哪兒走，走到那一步……這麼說吧，出走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動作，它是一種西西弗斯式的苦役。用薩特的話說，人人被判自由。自由就是選擇。選擇與存在是一回事。人只要活着，就在不斷重複娜拉的人生。當然了，不一定每個人都要走出這一步，“混沌地活着什麼也不覺”也挺好，大多數人都是這麼過來的，況且我們寄託以意義的東西，也可能只具有某種虛假的意義（在意義方面我是個懷疑主義者）。

董：說一下你在異國的生活和感受吧。

金超：在蒙特利爾生活快兩年了，但是到現在我還沒有一張電話卡。每天上午，我去附近一個大學的圖書館寫作，順便利用一下那裏的網絡。其餘時間，儘量讓自己退守在一種社交真空狀態，儘量剋制自己在社交平臺上自我表達的慾望，將這種表達的訴求更多傾注在自己的作品裏。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我都用來寫作和閱讀，把做飯和家務當成一種休息和調節。偶爾也會逛逛街，看個電影，或者爬爬皇家山，去一下老港或者附近的什麼公園走走。每隔半年，去某個國家旅行一次。感受嘛，經常會覺得自己與自己、他人和這個世界的相處充滿緊張感。空間的距離讓你與朋友疏遠了；辭職後，一種時間過剩的狀態也擴大你的被忽視感。我記得以前讀過奧地利大詩人里爾克寫給青年的一本書信體的小書，詩人告訴青年，要愛上自己的孤獨。有些話除非你親身經驗了，才知道各種滋味。孤獨其實是一種讓人有點又怕又有點愛的東西，但首先你得習慣它。再然後，就是上面說的這種懷疑，自我懷疑，對我與周圍人的關係的懷疑，對映入眼簾的世界的懷疑。懷疑未必是壞事，懷疑可以促進思考，銳化你的感覺，給你帶來一種特別的體驗。尼采一輩子都在做價值重估的工作，其實何止價值需要重估，一切你覺得順理成章的事情，最好都要掂量掂量虛實。國外的生活讓我多了一個旁觀者的視角。那種感覺，有點像一隻野獸坐到了鬥獸場的觀衆席上，然後你就覺得以前你挺羨慕的那些同伴，其實挺可憐的，那些你曾經仰慕過的，其實很渺小。

董：感嘆這麼多啊？說幾件近期觸動你的小事吧。

金超：前幾天微博又關停了一批電影資源號，有人就寫文章說，其實資源號跟以前買盜版碟的差不多，現在版權意識強了，他們就越來越難做了。我自己一度也從事過新媒體的運營，也眼紅過很多自媒體賺錢有術，還自己做過一個公衆號，出國後還更新過多次。細想，現在的新媒體紅人跟咱們父輩時勇於經營私人餐館，或者賣盜版碟而成爲萬元戶的人有什麼區別呢？你在那個氛圍裏，你就不會想這麼多，還覺得自己很高級；一旦跳出來，會看得明白一點。再有，就是過去這段時間，很多人相繼去世，比如李詠，藍潔瑛，然後是前幾天我們時尚集團的董事長劉江先生也突然辭世，歲數都不大，所以讓人嘆息。很多人這時候都會問一句，拼了一輩子，圖什麼？你看，其實大家都在追問生存的意義問題。我對死亡一直有一種特別的體驗，總有一種頭頂懸着一把劍的感覺。有時候會忘了這把劍的存在，但別人的故去卻會不斷提醒我。這大概是海德格爾說的“向死而生”吧。正是因爲有這種體驗，你對生活會有一種緊迫感，想要在有限的人生裏面儘量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而。

董：越說越沉重了，講點輕鬆的吧！過去一年你在寫作和讀書方面有什麼收穫？

金超：2018一年一直在寫我的第一個長篇小說，中間還寫了一個六萬字的短篇，加起來總計寫了四十萬字（當然可能絕大部分得重寫一遍）。讀了六十幾本書，平均一星期一本。現在讀書以求質爲主，在重讀一些經典，然後花大把時間啃一些大部頭著作。過去一年多，把《追憶似水年華》和《尤利西斯》等自己特別喜歡的鉅著都重讀了一兩遍，一些了不起的作家，比如巴爾扎克、司湯達、赫爾曼·黑塞、契科夫、愛麗絲·門羅等等，在一點點系統地讀全集。啃完了一些多年來一直想讀卻一直沒有心思去讀的哲學經典，比如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尼采的《權力意志》等等，收穫很多（很多本都是從2017年就開始閱讀，在2018年收尾的）。

董：聽說你的眼睛經常出問題。

金超：是的，現在犯病的頻率有些高，跟我自身的免疫系統有關，不過跟用眼過度肯定也難脫干係。我知道很多大作家，比如黑塞、喬伊斯、巴爾扎克、薩特等，都有眼病。有時候想想自己得的竟然是這麼高級的職業病，也算一種安慰吧（笑）。

董：讀書方面，有沒有一些好的方式方法跟大家分享？

金超：眼睛出過幾次問題後，朋友推薦我聽書。現在，語音書給了我不小的幫助，一些敘事流暢、語言也不復雜的小說，我就去找音頻資源，一邊做家務一邊用耳朵“讀書”。這一點還是要感謝科技的進步。另外一個辦法對學習語言有幫助，可能很多人都在用這個辦法，就是找一些你會反覆閱讀的作品，讀你想學習的那種語言的版本。比如我現在閱讀的《聖經》就是英文的，一個Good News版的新舊約全本，一個是恢復本的《新約》，還有《戰爭與和平》，一厚本愛麗絲門羅的小說選集Family Furnishing，一部布羅茨基詩選和一部米沃什詩選。除了鞏固語言記憶，還有幾個好處：一是讓你的閱讀慢下來，可以好好咂摸作者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用詞。另外，對一門拉丁語言的掌握可以讓你更好地理解一些概念，尤其對於哲學來說，只憑翻譯就只能停留在盲人摸象的理解層面。再次，掌握了一門語言，你也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國外的很多資源，比如很多名家的作品，已經過了版權期限的，基本都可以在谷歌中搜索到PDF版本，亞馬遜上也有很多免費的公共版權讀物。我試着這樣讀了一些，大衛·休謨的兩本哲學著作，一本《時間簡史》，還有《包法利夫人》，等等。在國外，買書永遠是個大問題，要麼買不到想要的，要麼需要花一筆很大的開銷。這點很有幫助。

董：轉眼之間，《布林客》已經五歲了，五年裏有什麼好玩的事讓你印象深刻？

金超：單位女老闆丈夫出軌，被我們同事撞見，女老闆卻一無所知，每天還是穿得特別邋遢，拼命忙着賺錢。我把這個情節寫進了一首描寫北京的敘事詩裏，交稿時一激動，直接發給了女老闆。那天是個工作日，我忘了自己怎麼會在家裏了。整個人蒙了一分鐘，心想，完蛋了。丟了工作不說，這對女老闆是個多大的打擊啊！

董：女老闆發現嗎？

金超：我給同事偷偷打電話，同事說女老闆在開會。我就讓同事去女老闆電腦上把那首詩刪了。演警匪片似的，十分刺激。後來女老闆應該是沒發現，還是一如既往像個女瘋子一樣每天忙着賺錢，穿得邋里邋遢，頭髮也不梳，也不化妝，皮膚蠟黃，嘴脣也沒什麼血色，忙得沒時間喝水，又上火，有很重的口臭。有時候我想，如果她看到那首詩會怎麼樣呢？

董：你覺得會怎麼樣？

金超：可能會成爲又一個娜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