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环保意识

环境污染或许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环境保护则是古往今来永恒的话题。中国古代就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很多方面都体现出古人强烈的环保意识。

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和法令

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大禹治水时，舜帝同时派益为“虞”。现在看来，“虞”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所以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态保护官员。

后来，在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详细地记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泽官员的建制、名称、编制及职责等。周代设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员中的六卿之一，地位非常重要。他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而下属山、林、川、泽的官吏分别称为山虞、泽虞、林衡、川衡，并按山林川泽的大小制定了大、中、小三类机构，及员工的数目编制。可见当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是相当健全的，其职责也很明确。周以后的朝代多数也设置了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川泽等，以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

中国古代环保法令多以诏令、礼、律、禁令等形式下达。其中诏令毫无疑问是国家法律，不得违抗。礼多是民间的约束或者叫规约，律和禁令可能是地方政府颁布的，也可能是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

“春三月，山林不登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gǔ，捕鱼的网），以成鱼鳖之长。”据说此禁令产生于大禹时代，最迟也在先秦。这和今天实施的季节性封山育林、江河禁捕如出一辙。《礼记》里的规定就更加具体，什么时候可以伐木，什么时候可以捕鱼，什么时候可以网鸟，什么时候可以逮兽……件件桩桩说得清清楚楚。不仅定性，而且量化；不仅制约黎民百姓，皇家也不例外，违者必究。《荀子·王制》更是将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的先进理念，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这些规定，并非哪一朝代所有，而是各朝各代都以国家的法律形式诏令天下，如秦代的《秦律·田律》、宋代的《宋大诏令集》等。

宋代一条野保法令执行了200年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二月至九月禁捕诏》颁布，其中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并要求“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这一诏书在前面的基础上，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并说，“今付三省可申严法禁行。”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表明了大宋的野保决心和力度。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明清皇帝拒食用野生动物制品

清代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的诏书与禁令。顺治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甚盛，危及了百姓，于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下令禁止;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712年)五月，免去向皇宫供鹰的指标。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清实录》记载的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从前广东曾进象牙席，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者献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座席。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从此屏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止息矣。”这道谕旨表达了雍正对野生动物的仁爱之心，同时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