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开头，有两个关键点要提一下：

第一，今年3月20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到：患者急需的抗癌药物，我们要力争降到零税率。

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物零关税政策正式实行。

第二，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由于点映票房实在太好，口碑也是扶摇直上，片方直接提档一天至7月5日上映。这部电影的主要故事情节是：

白血病人吕受益，由于受病痛折磨，只能靠一种叫“格列宁”的药续命。但这种药在国内要四万一瓶，他买不起。然而印度生产的药效相同的药，只要两千。卖印度神油的老板程勇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从印度代购，转而卖给国内的白血病人。收获了巨额利润的他，生活发生了巨变，被病友们封为“药神”。但在这其中，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也在慢慢展开。

电影将绝症病人、药贩子、执法机构、医药公司等多方的困境纠葛，生动而直白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而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背后，则是人情、法律、道德的较量取舍。

这部影片取材于真实事件——轰动一时的“陆勇案”，有血有肉，戳泪戳心。

故事的主人公原型陆勇，是一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也是一名企业家。在寻医问药的过程中，陆勇为病友们打开了仿制药的大门，给了绝望的中国癌症病人活下去的微弱希望。他的代购药品，曾经救了几千人的性命，因此被称为是“中国代购第一人”“药神”“药侠”。

陆勇所感染的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就目前的医疗水平而言，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手段，只能靠药物进行压制。由于白血病的正规抗癌药品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每盒售价2.35万人民币，2004年9月，陆勇购买由印度生产的同类药品，价格仅为4000元人民币。后来，陆勇直接联系去印度买药，并陆续为病友代购，随着购买的患者逐渐增多，药品价格逐渐下降直至每盒仅需200元。

2014年7月，陆勇被检察院以“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期间，1002名感激陆勇的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之后，司法机关向法院撤回起诉，之后陆勇获释。

陆勇的代购，就像为国内患者开启了一道重生的大门：原来印度有那么便宜的药，而且药效也仅是稍逊于正版药。因此，越来越多的患者，将求生的希望投向了印度。

那么为什么印度这个口碑不怎么样的国家，能够以那么低的成本，造出那么有效的抗癌药物呢？

正版厂家制造药物的成本中，占大头的是研发费用。原创性的新药，要经过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层层筛选和严格的临床试验才能批准上市。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花费数十年的研发时间和动辄上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在研发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失败风险。因此，制药厂家必须在专利保护期内定下高价，才有可能收回成本、赚取利益，才能有创新创造的动力。加上产权专利、进口关税的层层叠加，才导致了进口抗癌药物的天价。

而印度仿制药之所以便宜，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对部分药物采取了强制许可的形式，也就是不承认原厂研发药物的专利权，强行借鉴正版药高昂的研发成果。在强制专利许可的国情下，印度本国药厂大量生产仿制药，而且仿制水平极高，药性相似度可以高达99%。根据公开资料，印度已经生产了全球1/5的仿制药，还出口到了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印度也因此被称为“世界药厂”，并成了患者求生拿药的最合适目的地。

然而这部电影所要展现的，则是更深层次的思考：

当法律和生命相冲突，该怎么取舍？

“生不起病”的穷人，就要被剥夺继续生存的权利吗？

该保护持续的创新，还是抢救当下的生命？

……

披着喜剧的外壳，内核却是相当的唏嘘和悲凉。但是这样一个勇敢的现实题材，能在大银幕上进行公映，已实属不易。其背后展现出的艺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在这个流量至上娱乐至上的时代，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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