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是一頭盲目的野獸！”詩人丁尼生這句名言，用在亂港分子身上恰好合適：打罵遊客、圍毆記者、鬧事機場……這一切暴力行徑，無不體現着施暴者理性的失控。理性既已缺位，還談何愛港、談何遊行？相比他們，一些在港外國人士的仗義直言，反而顯得更有理性、更有擔當，也更有人情味。

一位在香港居住的英國男子，在目睹亂港分子“破壞公物”、造成“骯髒噁心的局面”後，當晚落下了眼淚。“我人生中有一半時間都在香港度過，我愛香港，我愛中國！”

這不禁令人想起那句詩：“爲什麼我的眼中常含淚水，因爲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很遺憾地說，相比生於港、長於港的亂港分子們，這位外國友人對香港的愛反倒更深沉、更真摯。一切愛都絕非抽象的，都必須立足於具體的人與事。以愛爲名搞破壞不是愛，因所愛被破壞而流淚纔是愛。

另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旅客在香港機場受到刁難時，直接“硬剛”激進示威者：“香港屬於中國，舉世公認！”而當被質問“你只關心你的個人旅程嗎”時，這位澳洲旅客笑着反懟：“去找個工作吧……”

從這位澳洲旅客的回答中，我們能看出何爲愛國者：愛國的對象因國籍而異，愛國的精神則是普世性的。任何理性的愛國者都是和平主義者，都會譴責任何國家、任何地區的暴亂分子。在這位澳洲旅客面前，本來咄咄逼人的激進示威者後來理屈詞窮，或許是一定程度自省的表現？

此外，在這位澳洲遊客的當頭棒喝中，還體現着激進示威者所不能理解的常識意識。提問者“你只關心你的個人旅程嗎”的話中，似乎包含着這樣一層意思：即使你是個外國旅客，也要對香港負起責任。這個邏輯着實令人費解。澳洲旅客的回答則幽默而有深意：年輕人，接點地氣、迴歸常識吧！

在暴亂中，一羣滯留在香港機場的外國乘客一度與激進示威者理論。在理論無效後，一位外國女性乘客指着幾個兒童質問：“這些孩子怎麼辦？”激進示威者們仍然無動於衷。

作爲理性人，我們無論有多麼正當的政治訴求，對於兒童總會抱有仁愛之心。何況亂港分子的所謂“政治訴求”，無論是法律依據還是表達方式，都談不上正當、合理。所謂“君子仁而愛人”，如果連“愛人”都做不到，談何愛港、愛國？歸根結底，還是說明亂港分子已處於非理性狀態。

心理學家埃裏希·弗洛姆認爲，真正的愛都是自我奉獻、富於創造性的，那種以愛的名義盲目破壞的行爲，在他看來其實屬於“戀屍癖”——對暴力與衰敗感到極度快感。以愛港之名行亂港之實的人，不正符合這一心理疾病特徵嗎？

在上述提及的三位外國友人身上，分別體現了愛港、愛國與愛人的情懷。但其實，這三者是一體的。在暴亂中遭圍毆的記者付國豪在被抬走時，仍不忘對救護人員道聲感謝。他對香港、對中國的熱愛，不僅體現在對信念的堅守與對暴力的抗爭上，而且還體現在對身邊的每一個人的尊重上。

面對這些仗義直言的外國人，面對這位抗暴不屈的記者，亂港分子們難道還可以自問“愛港”而無愧於心嗎？

文本|羊城晚報記者 謝楊柳

編輯 | 大方Houzi（實習生）

校對 | Summer

審覈 |岑傑昌

簽發 |劉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