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一年（1806）年秋，苏州“结芳戏班”上演了一出名叫《寿椿园》的新戏，说的是：安徽寿州发生了一起命案，原审认定三个死者是被投毒谋杀，后经苏州知府周锷复审，查明系误中煤毒身亡，使冤狱得以平反。此案传说纷纭，世人瞩目，加之戏曲情节离奇，唱词新雅，又把现任知府比作况钟，因此演出后轰动全城，观者如潮，街头巷尾传为美谈。可是演出方兴未艾，却突然遭禁，作者和戏班班主都被拘了入狱。第二年，苏州知府周锷也因“贪赃枉法、故纵人命”被革职查办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寿州命案是当时震动江南的一件疑难大案。由发案至最后审结，几经反复，历时四年。审办当中弄虚作假、行贿请托迭出层生。嘉庆皇帝仅为此案就颁发过近三十道谕旨，有时甚至一日三道，在奏折上用朱笔亲批“此案可恨极矣！” 要搞清此案的前因后果，还须从头说起。

安徽寿州怀宁县财主张体文，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张秀伦，帮助父亲理家，循规蹈矩；次子张大有，是个武举人，专爱弄枪舞棒、寻花问柳；三子张大勋，在外当差，给官府押运粮草，很少在家。兄弟三人都已娶妻生子，成家立业。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张大有的妻子因病亡故，遗下一个不满周岁的男孩，乳名斗子。当时，张大勋当差在外，其子张保安也出门读书，仅妻子张胡氏只身在家。胡氏年轻风骚，素不安分，张大有早已垂涎，但碍于大伯与小婶的名分，无从入手。妻子一死，张大有以无法照看为由，央求胡氏代为抚养斗子。胡氏欣然应允。从此，张大有借看视幼子，三天两头出入胡氏房中，胡氏殷勤接待。二人先是言语调笑，进而动用动脚，一来二去，勾搭成奸。

张大有与胡氏明来暗往，难避众人耳目，仆人们当面装聋作哑，暗地交头接耳，不久即有流言传扬。张秀伦夫妇发觉后，曾叫来张大有严加训斥，张大有唯唯诺诺，但是，出门后依然如故。胡氏的嫂子胡李氏带着儿子胡泰来到张家寄居，也曾多次劝阻胡氏，但除了引起胡氏忌恨之外，别无效果。张秀伦害怕家丑外扬，名声扫地，便撺掇父亲张体文分家另过。嘉庆五年，兄弟析产分居。虽然如此，张大有与胡氏依旧往来，毫无收敛。

张大勋因常年外出，便商请族侄张伦，族弟张纯修来家帮助料理杂务。催收田租。张伦与张纯修均是风流子弟，不久也与胡氏勾搭相好。张大有与张伦彼此都曾撞破，不免争风吃醋，大吵一场。张大有强压怒火，等待时机报复。

嘉庆八年正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张家的长工李赓堂奉东家旨意套车外出，因不见了鞭杆，让儿子李小八子寻找。李小八子遍找不见，便提着灯笼向厨房走去。进门张望，不由大吃一惊，慌忙返身走掉。原来，张伦和胡氏正在厨房苟且。

李小八子回到父亲身边，把适才所见如此这般告诉一番。李赓堂常受张伦欺压，早已心怀忿恨，这下抓住了把柄，隐忍不住，逢人就说，言语之中也涉及张大有。没料到只因揭出隐私，招来杀身横祸。

李赓堂父子四下张扬，勾起了张大有的旧恨新仇。他一恨张伦分占胡氏，二怕自己的秽行越传越广，有损声名。左盘右算，欲将张伦及李氏父子一并弄死，既泄私愤，又可灭口。

闰二月十七日，张大有叫来常在他家帮闲的族侄张发淋，拿出四十文钱，让他去苏旺坝蒲家药铺买一包红砒，张发淋当即照办。

十九日，张大有把仆人孙亮、长工张守素、张大勋的儿子张保安以及张发淋等人召唤到一起，告诉他们晚间不要外出，有事商量；并让张守素到时找个借口把张伦及李赓堂父子引开。众人应允。当日晚饭后，张守素邀同张伦及李氏父子出外闲逛。张大有把其余诸人叫到张大勋家的西厢房，临时又把胡氏的的侄子胡泰来唤至，悄声对他们说：“李赓堂父子到处散布胡氏与张伦奸情，致使家丑外扬。事关两害颜面，不能听之任之。我已下定决心，今晚将他们送上西天，以绝后患。特约你们相帮。”张保安听说杀人，吓得面如土色，连说不干。张大有二目圆睁，怒喝道：“一切有我做主，出事我一人承担，你们怕什么！？”这几人中有他的心腹，有他的晚辈，平素对他敬而畏之，因此全都点头答应。张大有将行动计划布置清楚，即回家休息。

张伦与李赓堂父子随张守素闲逛一通，返回他们在张大勋家大门外东面的住房。四人海阔天空，说东道西。这时候，孙亮与张发淋遵照张大有的指示，在厨房内把砒霜拌入红糖作馅，烙好几个糖饼，送入张伦等人的房间，说是给他们准备的守夜点心。然后，张守素也告辞出来，众人回到西厢房和衣而卧。

张伦与李赓堂、李小八子不知是计，狼吞虎咽，把糖饼吃个精光，上床睡觉。半夜，张保安与胡泰来蹑手蹑脚走到三人住房门外探听动静，正赶上李赓堂药性发作，叫喊肚疼，张保安飞跑回院告知众人。孙亮与张发淋翻身而起，赶至房外，把门环死死拽住。张伦、李赓堂等腹痛难忍，欲出门求救，几次拉门不开，恍然大悟，嘶声叫骂。时隔不久，声音渐微，三人滚倒在地，终于气绝。

孙亮等听房内再无声响，便取灯入内察看，李赓堂等三人七窍流血，均已身亡。众人七手八脚先将死者口鼻及身上血迹洗拭干净，再将尸身抬上各自的床铺，然后把地上的呕吐物及血迹一一铲除。为了掩人耳目，将房门由里面闩死，在门下挖开一洞，匍匐而出。

【造假象诡称中邪 疑伤痕争执报官】

天明后，孙亮、胡泰来按照预定计划，到张伦等人房外假装叩门，然后，破门而入，故作惊慌大声叫喊。邻居袁映、顾清闻声而至，询问原由。孙亮等装腔作势，声泪俱下道：“昨日我们同吃晚饭，饭后各自休息，一切正常。谁知今早敲门不开，卸门一看三人死在床上，恐怕是中了邪秽！”张胡氏被蒙在鼓里，听说张伦等猝然死去，顾不上梳洗跑到现场。见张伦躺在那里，面色苍白，双目紧闭，不免触动前情，潸然泪下，又忙用热汤灌救，却全属徒劳。于是，胡氏托人报与公公张体文。

张体文父子三人闻讯即到，察看一番，吩咐告知尸亲及地保。地保陶忠见三人暴死，不敢隐匿，即欲报官勘验。张大有心中有鬼，怕露出破绽，极力阻止道：“张伦是我堂侄，李赓堂父子是大勋家雇工，与我们的关系或是同族，或是主仆。家中的事，尸亲同意即可敛埋，何必惊动官府？”陶忠慑于张家财势，不再多言。

张伦有个哥哥叫张怀，系张大有侄辈，看过尸身便缄口不语。李赓堂的弟弟李东阳听到兄、侄去世的消息，即到张大有家查问原因。张大有以情无异常、定系中邪相告，并当面许诺给钱四百二十千文，诱令同意掩埋。李东阳说，未见尸身，不便立允，需亲眼看明再作答复。

第二天，李东阳仔细察看两具尸体，见李赓堂面色青黑，疑是闷死；见李小八子腹部发红，疑被踢毙，坚持报官相验。张大有摸不透李东阳的心思，只好以其父张体文的名义上报官府。

寿州知州郑泰接到报告，率领仵作前往勘验。现场检查没有发现异常。详验三具尸身，不禁愕然：尸体的面部、嘴唇、十指指甲全是乌青。用银针探入咽喉，取出一看针色变黑；用皂角水擦试再探，黑色不褪。种种征兆说明：死因显系中素。郑知州讯问张保安等有关人证，其说不一：有说中邪而死的，有说中了煤毒，又有说是吃了毒蘑菇毙命的。郑泰任官，专事搜刮，于审办案件全不用心。他见众说纷纭，束手无策，便传讯尸亲，欲速结了事。

李东阳本是无赖之辈，当初坚持报官并非要深究兄、侄死因，只是嫌张大有出钱太少，想趁机重重敲个竹杠。真报官府后，他便躲避不出，等着张家找上门来。故是接到传讯，并不急于到案。

张大有贼人胆虚，见官府勘验追问，怕究出真情，性命难保，急得手足无措。猛然想到有个朋友孙克伟，多谋善虑，广事交结，当此危难之时，求助于他，或能寻条出路。于是，备了礼物前往拜访。孙克伟是个贡生，一向逞能好事，包揽词讼，他从张大有吞吞吐吐的叙述中，已经猜出端倪，当即出谋划策，说：“要消弭此案，惟有尸亲撤诉；而欲使尸亲撤拆，则须不吝金钱，多多馈送。张大有听罢，如梦初醒，对孙克伟千恩万射。回家后立即央人去与李东阳说和。

李东阳见事主上勾，心中暗喜，但他胃口很大，故卖关节。张大有又爱财如命，不肯多出。双方讨价还价，几次商量都未成交。正在僵持不下，张大勋返回家来。张大有说事情出在他家，应由他来了结。张大勋只听各处风传其妻胡氏行为不轨，不明真相，害怕家丑传扬，贻笑四方，因此不惜破财，但求息事。经与李东阳再次交涉，出价增至两千四百两白银，李东阳才勉强答应。

寿州知州郑泰屡传尸亲不到，遂将案件压下，一直拖到七月初才再次审理。这次李东阳一传便到，当堂表示其兄、侄均系误食毒蘑菇致死，愿意出具甘结。郑泰巴不得少找麻烦，一听正中下怀，立即照准。由于此案拖延太久，恐上司怪罪，他没有按照规定上报备案。不久，他被调任泗州知州，匆匆离去。

郑泰在寿州任内曾将一个名叫李复春的衙役革职。李复春丢了饭碗，对郑泰满腹怨恨，但因郑泰是一州之牧，无可奈何。郑泰调离之后，李复春千方百计想抓一点把柄，报复泄忿。他探听到怀宁县三人死亡一案未报省司，显系郑泰违制失职，便找到尸亲李东阳，教唆李东阳赴省呈控，讹诈郑泰。李东阳见有利可图，即让李复春陪同上省。

张大勋听说李东阳上控。害怕他抱赃出首，自己受追究，忙请亲戚张位追赶劝阻。张位到了省城，遇见了一个朋友陶四，把此行的使命如实相告。陶四闻听与前任知州郑泰有关，又转告好友苏三。苏三是郑泰的家人，正奉主命在省城办事，怕此案闹大影响主人前程，央请陶四做中间人，与李东阳谈判条件。李东阳称：若要不告，需郑泰出银一千两。苏三回价，给二百两，李东阳嫌少不允。苏三又增至五百两，但声明自己手边无钱，需禀知郑泰筹措。李东阳同意这个数目，坚持现钱交易。苏三怕他翻脸呈控，东求西措，凑足五百两白银当面交割。

李东阳拿到银子，揣入腰包，欢天喜地回家去了。苏三与张位见云消雾散，分头告知郑泰与张大勋。诸人皆松了一大口气，满以为从此风平浪静，可以相安无事。没想到时隔不久又生枝节，重起波澜。

原来，李东阳诈控，全由李复春唆使陪伴。李复春原想分沾利益，不料李东阳一毛不拔，他操心受累，空忙一场。一气之下，找到一个讼师刘儒恒，央刘代写呈词，内称：原任寿州知州郑泰玩忽职守，私和人命重案，买嘱尸亲，匿情不报云云。告到了两江总督衙门。

当时，陈大文担任两江总督。他接到李复春状词，因关系现任官员舞弊，立即委派淮徐道鳌图、卢凤道德庆等人重新勘尸审查。经开棺检验，肯定张伦、李赓堂等三人系中毒身亡，据状严讯李东阳。李东阳在刑威之下不敢隐匿，便将实情供述。鳌图等又审讯旁证，情词吻合，于是火速禀复总督。总督陈大文一面奏报朝廷，将原任寿州知州郑泰、怀宁县知县沈南春等官员革职查办，一面委派原安徽臬司鄂云布亲赴寿州，根究真相。

张大有、张大勋兄弟劳命伤财，前功尽弃，懊恼沮丧万分，只好绞尽脑汁，再商对策。恰巧此时其父张体文因子孙不肖、门风败坏，急气交加，一命呜呼。张氏兄弟举哀治丧，忽生联想，立即纠集诸人，筹划一番，定下方略。

鄂云布受命查核，得知案情复杂，对手刁滑，因此他准备了多种手段，决心苦斗一场。到了寿州，立即传讯事主和人证升堂问案。结果，大出所料：诸犯供吐如泻，口径划一，合情合理，左右逢源，毫不费力便勾划出一件谋毒重案的始末。鄂臬司大喜过望，自诩精明干练，威慑凶顽，立即依据众人供述，详细报告总督。禀报的内容是：“张胡氏与堂侄张伦勾搭私通，被雇工李赓堂父子撞破，四下传布。张胡氏之子张保安、侄胡泰来闻听，告知家长张体文。张体文之子张保安、侄胡泰来闻听，告知家长张体文。张体文以事关内乱，有碍声名，主谋杀人灭口。他令胡泰来买来十文钱鼠药，拌在糖中为馅，做成点心，张伦等三人食后毙命。”并提出“现主谋起意之人已死，无从追究；张保安等系遵从尊长指令，情有可原，应从轻发落。”等等。

陈大文接到详文，对鄂云布大加赞赏，立即上奏朝廷，力加荐举，并准备了结本案。正在此时，嘉庆皇帝颁发谕旨，将陈大文调离，两江总督由铁保接任。陈大文不敢稽留，只好将案子移交后任。铁保走马上任，照例要对前任挑剔非难一番，以显示自己的才干，在下属面前树立威严。他审查本案，轻而易举就找出了破绽，指出：原审断为误食毒蘑，何以张体文一死便成谋杀？十文鼠药其量甚微，何以竟能致死三命？认为鄂云布所查“情罪未确”，驳回安徽另审。

与此同时，接任寿州知州的玉福查访到李复春上控的呈词并非本人所写，系讼师刘儒恒教唆代笔，派出差役把刘儒恒拘捕。刘儒恒干预本案本望从中揩点油水，不想偷鸡不成蚀把米，满腔不平，便派儿子刘荣光先兼程赴京，向步军统领衙门告了一状。步军统领衙门见案关人命，不敢自专，转奏朝廷。嘉庆帝批交两江总督铁保负责查办。铁保正忙于河工，无睱兼顾，委派江苏苏州知府周锷、长洲县知县赵堂承审。清朝规定疑难要案可隔省审理，意在避免情弊，但并不能根治官场之痼疾。案卷由安徽调往江苏，犯证由寿州解向苏州，非但未获真相，且又横生枝节。

安徽省城住着一个书生，名叫任儒同，原籍也是怀宁县，他幼读诗书，钻研制艺，后来专门代人书写诉状。久而久之，对官场内幕了若指掌，经手官司往往打赢，遂以行家里手自居，至处包揽词讼。张大勋家命案，他早有所闻，也素知张家是有名的富户，无奈鞭长莫及，只得望洋兴叹。鄂云布审案后，他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听说朝廷降旨复审，觉得时机已到，欲图一显身手，捞取酬金。正巧此时张大勋等人来到省城，转道去苏州，任儒同便找寿州武秀才周丹凤，让转告张大勋，他有锦囊妙计，包可翻案。

张大勋为家中命案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正想寻找一个息事宁人的办法，听到周丹凤的介绍，急忙往见任儒同。二人各有所求，一拍即合。张大勋当即出银四十五两，邀任儒同随往苏州，代为谋划，并称案结之后另有重谢。任儒同欣赏应允。

任儒同问张大勋：“出事前后府上曾兴工否？”张答：“我听说出事之前曾解木造屋，但不果而辍。”任连连点头，胸有成竹地说：“欲翻此案并非难事，但须破财。”张大勋道：“事已至此，无可顾忌。只要保全声名，平安无事，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任说：“既然如此，须办三件事：一是遍嘱家中诸人，出庭时一律供称张伦等所居之室是木匠烘烤木板的地方，因手煤渣烘板，产生煤毒，三人吸入致死。这样，纵使验尸确是中毒也可自圆；二是要买通木匠做证；第三，此案已供过系谋杀，若要翻异非初审可比，要紧的是多多花钱，堵住审官嘴巴，让他们依供定案。此三事做到，万无一失。”张大勋连称有理，依计而行。

再说孙克伟受张大有之托，出谋买嘱李东阳以其兄侄系误食毒蘑致死具结后，自以为助了朋友一臂之力。不料案情有变，他惴惴不安，担心审出前情，有碍自己，一直在思脱身之计。后听说案件转往苏州，他在那里正有一所住房，便先期赶至，预做布置。他怕自己一人力不从心，又写信邀其兄孙克俊，也速至苏州。孙克俊在京城任刑部郎中，接到弟弟书信，便请假出京，不久到达苏州。兄弟相见，孙克俊不免把克伟责骂一番。二人正在计议，家人陈魁进来报称：张大勋求见。

张大勋见了孙克俊兄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恳求代向官府通融。孙克俊怫然而起，厉声说道：“你家供情不一，一会儿说吃毒蘑菇，一会儿又说是煤害，反复无常。此案如由我办，也非严惩不可！”张大勋苦苦哀求，连说：“既非毒蘑，也非砒霜，实在是因烘板中了煤毒。”孙克俊因案关其弟，也怕自己受到牵连，装腔作势一番之后，答应代为试探。

孙克俊身为京官，交结甚广，与苏州知府周锷、长洲知县赵堂都有往来。于是，他命家人雇轿，带上孙克伟前去拜访关说。

这时，周锷等人已将犯证审过一遍。公堂上，众口一词，都说烘板中毒。周锷等当然不会轻信，但也只有依例传讯木匠作证。木匠王秃子被押到苏州，张大勋连忙悄悄送上五十两白银，千叮万嘱，让他供说确实在张伦等人住房烘板。王秃子见钱眼开，同意伪证。

周知府与长洲知县赵堂正在商议本案，家人禀报刑部郎中孙克俊来拜，二人起身相迎。寒暄过后，周锷命家人备饭。酒席之上，孙克俊兄弟提起张大勋家命案，周锷、赵堂皆称：“烘板之说全属无稽之谈，罪犯企图狡赖恐怕枉费心机。”孙克俊说：“我与张家同住一方，同乡之谊不能不顾，为何全他家名声，还求高抬贵手。”周锷沉默不答，赵堂说道：“这样办岂不太便宜了张大勋？”孙克俊心领神会，忙说，：“他理当孝敬，我可作主。”周锷笑而不语。

孙氏兄弟回到家中，立即转告张大勋。第二天，周锷和赵堂都收到了以孙克俊名义送上的八包厚礼，“茶叶篓”中装有白花花的纹银八千两。二人统统笑纳。

苏州府再次升堂问案，周锷等一面命仵作再验死者尸骨，一面审讯木匠王秃子。王秃子供称：张大勋家确曾请我解木装修房屋板壁，是在张伦等住房烘烤。周锷问：“烘板是在哪一天？”王秃子答说：“二月十八。”赵堂一听，怒喝道：“胡说！掌嘴！”衙役上前抡起胳膊就打了王秃子五个嘴巴。王秃子被打得口流鲜血，莫名其妙。赵堂见他瞠目不语，厉声问道：“是二月十八还是二月十九？”王秃子这才想起张家死人是二月十九日，连忙改口，说是自己糊涂，记错了日子，并在写明“十九日烘板”的供状上画了花押。下堂之后，张大勋屈膝叩头，称王秃子为救命恩人。

周知府等又询问仵作：尸单上是如何记录的？仵作王凤等说：照勘验实情，写为中毒死亡。周锷问：“中毒与服毒有无区别？”王凤答：“症状并无不同。”周锷怒到：“胡说！《洗冤录》明明把中毒、服毒分作两门，你为何说二者无异？中毒乃来之于外，如蛇毒、煤毒、瘴疠毒等如是；服毒系发之于内，误食毒药当在此类。本官所说可是？”王凤等大为惊奇：充任仵作多年，检验尸身无数，《洗冤录》背诵如流，从未见到这种“高论”。争辩吧，他是命官，不敢得罪；不争吧，荒诞廖妄，心中不服。正在为难，周锷已命书吏把自己的一通歪理写在尸单上，让仵作画押。王凤等无可奈何，违心照办。

周锷、赵堂只因收了贿赂，便把原审一笔抹翻，重新搜罗“证据”，按照“烘板中毒”结案，上报总督，拟将有关人犯一律开释，而严追讼师刘儒恒教唆李复春上控，又遣子京控之罪责。两江总督铁保接获详文，认为周锷等办案有方，一面大加表彰，一面具折奏报。

周锷审办此案不但发了一笔横财，而且受到褒奖，洋洋自得之余，仍不满足，还想大做文章，传播自己的“美名”。此时有人建议，莫若令人把此案编成戏文，一经传唱，妇嬬皆知，既可名传千万古，又可造成舆论，免生后患。周知府点头称善。于是，自有下属去张罗安排。

苏州有个结芳戏班，历史悠久，名角荟集，影响很大。班主周廷玉、钱百元接到授意，不敢怠慢，便与专为戏班编写脚本的毛文隆相商。毛文隆精通词曲，思想敏捷，不多几日，便在朋友姚逑生的协助下编成一出新戏，因案件发生在寿州，取名《寿椿园》。演员们在苏州城内城外敲锣鼓、拨丝弦，粉墨登场，大演起来。这出戏演的是新闻，歌颂的是当政大员，把周锷比作况钟，把铁保比作弥勒佛。自然而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场场满座，历久不衰。

但是好景不长。安徽巡抚初彭龄听说苏州上演此戏，颇为不满，密奏朝廷。嘉庆帝览折大怒：地方官员竟敢背着朝廷干这种勾当，实属目无纲纪，胆大妄为！于是，他给在江苏的心腹舒明阿和戴均元各下一道密旨，内称：江苏复审本案，把因奸毙命改为烘板中毒，屡次翻控，“与安徽省原审大相径庭”，而铁保不加推敲，“据以入奏，实为可疑”。令他们“务即详细查明，”“出自天良，一无隐讳，据实密奏，不可稍有漏泄，”并要“亲笔缮折，不可令人代写”，“将此戏出本一并恭录进逞！”

再说刘儒恒见众犯皆无罪，唯独他要受罚，暗暗叫屈，气个半死。他思量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再干一场。于是，又派其妻刘汪氏千里迢迢赶赴北京，向都察院呈控。都察院把控状奏报嘉庆帝。嘉庆帝认为安徽巡抚初彭龄“素尚公允”，即将此案批交初彭龄再查。

这时已是嘉庆十一年初冬。初彭龄把案卷、犯证提回安徽，亲率安徽道杨懋恬等人研讯。但案内诸人仍坚持烘板之说，矢口不移。一时陷入僵局。

初巡抚等悉心分析，此案历时三年多，弊端叠出，苏州翻供绝非偶然，如拘泥于原案范围，势难扭转形势。欲究明真情，必须另辟新途，增添旁证。于是他们派遣差役，将一些从未问讯的张大勋邻里传到省城，另行询问。新证人供说从未见过张家在李赓堂住房烘烤木板，人死之后也未见到这样的痕迹，而且当地从不烧煤，煤毒一说前所未闻。这一来，初彭龄心中有了底。

苏州审断中煤毒，惟一证人是木匠王秃子。既然煤毒之说事属无稽，那末，王秃子的证言从何而起？初巡抚等提审王木匠，严加盘诘。王秃子谎言被戳穿，吓得屁滚尿流，把张大勋如何嘱托，长洲县怎样用刑一一供吐明白，而且呈出所收贿银五十两。

煤毒致死人命纯系捏造，已昭然若揭，那么奸情谋杀能否成立？如果成立，主谋者又是谁？初彭龄仍然绕过主要人物，选择薄弱环节，认为胡氏之嫂胡李氏是理想的突破口：她久居张家，深知就里，但寄人篱下，并非张氏族人，与案件无切身利害；又是女流，经不起刑吓，易于突破。不出所料，传讯胡李氏，很快就供出张胡氏不仅与张伦勾搭，而且还与张大有及张纯修通奸，张大有与张伦争风吃醋，彼此怀恨的情况。立即传讯张纯修，张纯修承认与胡氏有奸，证实了胡李氏的供词。

案情急转直下，初彭龄顺蔓摸瓜，决定审讯主要犯证。为了避免串通，他与安徽道杨懋恬、池州知府官懋弼、太平府同知姚逢年等分头同时提审张保安、胡泰来、张发淋、孙亮四人。严刑之下，四人将案情原原本本供明画押。依照他们的供词传讯张守素，供述相同；再传讯张胡氏，也供认不讳。主犯并非张体文，而是张大有，已经确凿无疑。

这时，张大有察觉大事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初彭龄闻讯，责怪寿州知州玉福疏忽失职，向嘉庆帝奏上一本，将他暂行解任，留职辑凶，并委派属下把总徐国楷率领兵丁前往寿州协助追捕。官兵差役四出奔走，多方打探，终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霍山县溧水河地方将张大有拿获归案。

嘉庆十二年正月初八，张大有被押至省城。初彭龄单独审讯。张大有自知供已明，无可狡辨，当堂供明来龙去脉，与其他证据完全吻合。案件水落石出，初彭龄正在依照律例拟定奏折，送往京师，突然传来张胡氏在监自缢身死的消息。胡氏自杀貌似畏罪，实是被逼。围绕着这个阴谋，又掀起一场风波，竟然使一向以洞察秋毫自命的嘉庆皇帝上了圈套！

真情暴露，张大勋前功尽弃，懊恼沮丧，尤其是其妻不贞，使他名声扫地。他不甘罢休，还想翻案。但身在囹圄，无法到处周旋，只好托人找任儒同来请教。任儒同也无万全之策，便劝他孤注一掷，逼迫胡氏自杀，然后请求检验“羞秘骨”，以示清白；再令胡氏之兄胡兆信以此为口实进京翻控，没了活口，或许会有转机。

张大勋横下一条心，依计安排。他许以重金，请寿州差役刘元设法转告张胡氏：“既已当堂招供与兄、侄通奸，还有何颜面敬活人世？况案件审结必担重责，与其被剐街头，不如早寻死路。倘能借此翻异，或可保全名节！”刘元不能进女监，便转托给女监送饭的钱李氏。胡氏听到丈夫的嘱令，暗自垂泪，夜间趁负责监视的“伴妇”吴李氏、鲁曹氏睡熟，解下腰带自缢身亡。

张胡氏既死，张大勋又托刘元转告胡氏之兄胡兆信，要他速找任儒同写控词，赴京投奔孙克俊。胡、任二人日夜兼程，到北京寻到孙克俊，孙克俊审阅状词，润饰修改后，命他们递到都察院。

嘉庆十二年正月三十日，刑部将安徽审办此案的结果及处理意见依法奏报，嘉庆帝亲批：“张大有即行处决……余依议。”交部执行。圣旨刚下，都察院呈上胡兆信控状，上写：安徽巡抚无端翻异苏州原判，故入人罪，滥用非刑，致妹胡氏含冤而死等等，绘声绘影，煞有介事。嘉庆一看，不觉动摇起来。于是，收回成命，挥动朱笔，批道：“胡兆信既来翻供，若不再加研究，令胡兆信与张大有面行质对，尚不足以服其心。现派钦差大臣前往安徽省复讯，此案中之张大有一犯暂缓正法。初彭龄当将该犯牢固监禁，听侯提质。若任禁卒人等稍有疏虞令自戕身死，则惟初彭龄是问！钦此！”并委派刑部侍郎玉麟随带吏部员外郎长庚等即刻起程赶赴安徽查核。

二月初三玉麟等上朝请训，嘉庆帝当面谕示：使命重大，不可玩忽。钦差一行浩浩荡荡，直奔安徽。路上又接到嘉庆对行动计划详加指示的两道谕旨。

朝廷派放钦差即将抵达的消息在安徽迅速传播，沿途府县一路迎送。玉麟等刚到安庆，尚未进城，便有一个青年跪在当途，拦桥喊冤。当即讯问，此人名叫张保国，就是张大有的儿子斗子。钦差收过他的状纸，只见上面所写与胡兆信在都察院的控词全无二致。下令带至省府，一并研审。

玉麟在初彭龄陪同下逐一审讯有关犯证，多数人供述如前，惟有正凶张大有及张大勋之子张保安全盘翻供，坚称张伦、李赓堂等系中煤毒致死，张大勋则请求检验其妻胡氏尸身，以辨其贞节与否。

玉麟不便遽行定谳，便密派随员长庚前往怀宁暗地查访，务必获取新证。长庚乔装改扮，在张家村中借故逗留，打听本案因由。左邻右舍纷纷述说张氏门内种种丑闻，并指出：张伦等住房狭小，三人睡卧已很拥挤，哪有地方烘板？长庚亲去踏勘，将该房情况画成图样，用以为凭。

长庚又去苏旺坝寻到蒲家药店，打听张家购买鼠药一事。蒲家药店原由蒲茂修经营，他已于嘉庆九年去世，有结状在案，历审各官均未再询。长庚找到蒲茂修的儿子蒲洪路，婉转探问。蒲洪路讲，其父临终时曾向他秘密交待：“嘉庆八年闰二月，张发淋曾购买红砒四十文。问他为何买这么多，他说受张大有之托，专为治疮。此后不久，张家便出了三人命案。今后，官府不究不必多言，若有人追查可说明实情。”

长庚获得两大要证，星夜赶回省城禀报玉麟。玉麟等再提张大有、张保安严刑审讯，二人无法狡赖，只好据实吐供。至于张大勋所提检验胡氏“羞秘骨”以判断是否**一节，玉麟和初彭龄一致认为，没有必要“舍可信之确证而检无凭之秽骨”，严词驳回。

嘉庆降旨：“玉麟等复讯之后，如别无疑窦，即着一面奏明，一面将张大有正法。钦此！”玉麟正拟遵旨行刑，不料寿州知州玉福又报一上案称：监生尹歧山家仆李双孜和木匠吴学高因烘板误中煤毒身死。刚刚否定煤毒之说，又生一件烘板之案，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初彭龄连夜提审复查，搞清了真象。

原来，尹歧山也是寿州一富豪，家中有个婢女，俗称小丫头。小丫头甫到成年，即被尹歧山之子尹攀桂奸污。后来尹歧山把小丫头配给长工李保为妻。小丫头又与尹歧山的妻侄孙怀遇、雇工余德海等人通奸。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尹攀桂正与小丫头行奸，被雇工李双孜撞见。李双孜当时未声张，事后与木匠吴学高商量捉奸讹诈，吴立表赞成。到了次年二月初三，李双孜探知尹攀桂又在小丫头房中奸宿，即邀同吴学高前往捉奸，论索钱财。尹攀桂答应出钱五千文。初五晚上，李双孜吴学高探知孙怀遇与小丫头行奸，复行往捉。孙怀遇夺门逃逸，李、吴二人不果而返。

李、吴二人图诈不遂，十分气恼，第二天在院中混骂，扬言：如再捉获，定将奸夫奸妇统统杀死。孙怀遇听到，即起杀人灭口之念，与尹攀桂商量，他也同意，并邀余德海合力行凶。

初七夜晚，李双孜和吴学高酩酊大罪，倒头酣睡。孙怀遇、尹攀桂、余德海怕人手不够，又拉上小丫头相帮，小丫头听从。四人来到李、吴二人门人，拨不开门，便在门槛下挖开一洞，余德海爬进，将门打开，另三人一拥而入。这时，李、吴二人仍在熟睡，孙怀遇用毡帽闷住吴学高口鼻，令小丫头骑在上面，他在下压住其身。尹攀桂、余德海也如法炮制，对付李双孜。不久，吴、李二人窒息而死。众人仍把他们放在床上，由里面将门闩住，一个个由洞爬出，回房就寝。

次日，孙怀遇、尹攀桂以不见李双孜等起床为由，佯做惊慌，唤来邻人，由门下挖洞而入。尹歧山赶到，心生疑窦，回家追问尹攀桂。尹攀桂隐瞒不住，吐出实情。尹歧山气忿不已，准备出首，其妻孙氏怕儿子被刑，苦苦哀告。尹歧山不得不予以容隐，以李、吴二人无故身死报官请验。

此事被张大有堂侄张保太闻知。他想此案如也报烘板中毒，无独有偶，定可牵制张大有一案，证实江苏原审不谬。遂找孙克俊的哥哥孙克依相商。孙克依因弟弟克俊、克伟均牵连入狱，正想开脱其罪，便去央求尹歧山，原出钱贿买仵作、刑名师爷、地保、尸亲等人家。又预为布置，把现场伪装成曾经烘烤木板的模样。就这样，一件谋杀命案被捏造成“烘板中毒”上报了。

初彭龄将这第二桩“烘板中毒”案的真相查明之后，告知钦差玉麟，并上奏朝廷，然后，逐一发落各有关案犯。三月初三玉麟派遣抚标中军参将杨正声将谋杀案首犯张大有绑赴市曹，立即处斩。至于其余各犯，据现存文件所记，处理情况如下：

孙亮、张发淋依谋杀人从而加功（直接协助）判处绞监候的律例，处绞监候；

张守素、胡泰来依参与谋杀而不加功（没有直接动手）的律条，处杖一百，流三千里；

张胡氏与夫兄通奸，律应绞决，身死不议；

张秀伦不行首告，依律容许隐匿，不议；

张纯修依奸淫同宗无服亲之妻的律例，处枷号四十日，杖一百；

李东阳依诬告人死罪未决律，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

李复春依无赖棍徒行诈的律例，处杖一百，枷号两个月；

刘儒恒依蓦越赴京告重事不实的律例，处发往边远充军；

王秃子依枉法脏五十五两律，处杖一百，徒三年；

郑泰依官司失人罪放而还获律，处杖一百，徒三年。

至于教唆翻案的任儒同，嘉庆帝另有专旨，称：“生员任儒同身列黉序，于谋毒三命重案竟敢代做捏词，帮同控告，亦应严拿惩办以儆刁风！”最后依照积惯讼棍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及生员代人扛帮作证于本罪上加一等判决的律例，被流放至黑龙江为奴。

至于上文提到的孙怀遇等谋杀李双孜等二命一案，是这样判处的：

孙怀遇依杀人造意（主谋）者处斩的律条，处斩监候；

徐德海、小丫头，处绞监候；

尹攀桂故杀李双孜，属“家长杀奴仆”，罪仅判徒；

谋杀吴学高不加功应处流刑、依“数罪并罚，从一重处”的原则，处杖一百，流三千里；

孙克依也处杖一百，流三千里；

寿州知州玉福，撤去职衔，送交吏部议处。

在清朝，办案能力是考核、评定有关官员优劣的重要条件之一。嘉庆帝本人对查处案件成为重视。他十分关注本案，专门的谕旨就有近三十道。他对贪赃舞弊的官员十分恼火，令玉麟、初彭龄“务必查出实情详悉具奏，不可稍涉瞻顾，致有不实不尽也。”周锷、孙克俊等均被锁拿刑讯，从严议处。两江总督铁保也受到追究。嘉庆帝专为他降一道谕旨说：铁保身为督臣，核办三命重案疏忽敷衍，既不详查，又纵容僚属“调停息事”，“令该督自议应得何罪！”铁保见旨，“悚惧战栗，无地从容”，递上一道奏折说：“奴才办理此案，不能究出因奸谋毒之张大有，已难辞咎；又于府县徇情受嘱毫无觉察，形同木偶”，“种种错谬糊涂，实属罪无可恕！即立予罢斥，不足示惩”，应将奴才革职，从重治罪，以为轻信属员、审办谬误者戒！”嘉庆盛怒之下，革去他的官衔，降二品顶戴。

至于安徽巡抚初彭龄，嘉庆降旨褒彰说：“初彭龄于此案悉心推鞫，秉公查办，俾冤狱平反，得成信谳，实属可嘉，不负委任，著加恩交部议叙！”初彭龄因此声名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