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在全球從北到南的技術轉移鏈上,新興經濟體是承上啓下的關鍵環節,起着集成、轉化、傳遞的橋樑作用。南方國家研發投入能力有限,但支持創新的本土知識資源豐富。南方國家基於發展訴求和自下而上的知識生產與創新,是拉動南北、南南技術轉移的新動力。中非科技合作、知識共享互補性強、可對接條件好,既是增強非洲自主發展能力的動力,又是中國知識生產與創新的一方舞臺,也是深化南南合作、撬動南北關係的一個戰略支點。從引進消化與本土自主創新兩個方向打造中非知識生產與創新共同體,推動技術、知識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雙向流動,將改變近代以來人類知識由北向南單向流動的格局,具有基礎性、前瞻性和深遠的戰略意義。

關鍵詞

技術轉移;知識共享;南南合作;南北關係;中非關係

第一作者系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

第二、三作者單位: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

文章原載於《當代世界》2018年第10期,註釋略

DOI: 10.19422/j.cnki.ddsj.2018.10.003

自16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的近五百年裏,人類知識生產、知識創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全球知識流動的主流方向是單向的,即從北方流向南方。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逐漸成爲南北知識流動鏈上重要的一環,有如知識加工廠和知識泵站,給由北向南的知識流動增加推力,同時,拉動南方知識向北方流動。《中非合作論壇—北京行動計劃(2019-2021年)》專列“科技合作與知識共享”一節,指出“中方將繼續推進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和‘中非科技夥伴計劃2.0’,重點圍繞改善民生和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科技創新領域,並與非方合作推進實施‘非洲科技和創新戰略’,幫助非方加強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從南北、南南技術轉移、知識流動的鏈環結構看,中非科技合作與知識共享不僅能增強非洲的造血能力,而且也能促進中國的知識生產與創新,拉動人類知識在南北、南南間雙向流動;在步入“共築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爲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典範”的時代背景下,中非攜手打造知識生產與創新共同體具有戰略價值。

基於勢位差的南北、

南南技術轉移正向鏈環

技術轉移概念的出現,從一開始就與南北問題相聯繫。1964年,第一屆聯合國貿發會議發佈了《國際技術轉移行動守則草案》,首次提出技術轉移,初衷是爲了推動技術從北方流向南方,以促進南方國家的發展。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發達國家之間技術貿易額佔世界技術貿易總額的80%以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貿易額僅佔世界技術貿易總額的10%,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貿易量則不足10%。”原因何在?

技術轉移是技術從供方有償流向受方的過程。持有技術的供方是技術優勢方,接收技術的受方是技術落後方。供方與受方有一個技術勢位差,這個勢位差的存在,是技術轉移發生的前提。一般情況下,當某項技術在供方與受方間的勢位差很大時,供方並不會考慮把技術賣掉,而是在其本國把技術轉化爲產品,通過出口產品獲取收益。當產品出口的優勢不明顯時,供方可能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利用他國的有利條件,繼續把技術轉化爲產品,延長技術的生命力。只有在這兩種方式都獲利不充分的情況下,供方纔會考慮直接把技術賣掉。這就是狹義的技術轉移三步曲:產品出口階段-對外投資生產階段-技術轉移階段。也就是說,技術轉移主要發生在技術勢位差較小的階段。這就是爲什麼技術轉移主要發生在北—北之間的原因。北—南之間技術勢位差較大,北方的技術尚處在產品出口階段,或者可以通過到南方直接投資生產,繼續保持其優勢,轉移的必要性不足。南—南之間雖然技術勢位差小,但因知識生產與創新能力普遍較低,缺乏技術儲備,技術轉移的條件不充分。

不過,這種局面正在發生改變。推動改變的力量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新興經濟體研發能力不斷增強,二是全球性問題拉動研發在南北間流動。

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壯大,填補了南北之間巨大的技術勢位差,在南北之間搭建起橋樑,使由北向南技術轉移的條件越來越好。同時,新興經濟體創新能力的提升,在南方國家內部又形成了新的勢位差,爲南南技術轉移提供了新的動力源。於是,新興經濟體在南北技術轉移鏈的中間形成承上啓下的關鍵一環(見圖1)。

圖1(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全球性問題非一國單方面所能應對,國際科技合作日益成爲應對全球性問題、推動科技創新的重要路徑,北方國家紛紛把國際科技合作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外交戰略、創新戰略。美國、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日本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提升國際科技合作的地位。例如,美國奧巴馬政府曾任命科學特使,探求與中東、東南亞、非洲國家開展科技合作的機會和前景;英國在《國家創新白皮書》中強調國際科技合作的重要性,發佈“研究開發的國際合作戰略”,對其國際科技合作進行整體規劃,要求在制定國際政策和外交戰略上要發揮科學的新作用;德國政府設立“國際研究基金獎”,支持其研發機構、高校建設頂級國際聯盟;法國成立“全球化、開發與合作總局”;歐盟委員會出臺“歐盟國際科學技術合作戰略框架”,積極推動歐盟研發區域內部與外部的聯合;日本設立科學技術外交戰略工作組,推出“加強科學技術外交戰略”,強調要圍繞全球性問題,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夯實科技外交的基礎,等等。加強科技與外交的結合以應對全球性問題,有力促進研發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成爲國際技術轉移正向鏈環的又一推動力。

基於發展合作的南北、

南南知識流動反向鏈環

技術的傳播和遷移,在近代西方的殖民過程中即有發生。但是,殖民過程所附帶的技術遷移,並不是當代所說的國際技術轉移。當代國際技術轉移有兩個前提:一是互利互惠,二是對接條件適合。互利互惠是技術轉移的動因,對接條件適合是技術轉移的必要條件。在殖民時代,技術不過是殖民的工具,技術流動的目的是服務於殖民者的利益。殖民者把技術帶到殖民地,其實只是其本國技術的異地使用,技術轉移並沒有發生。這種伴隨殖民過程的技術遷移現象,客觀上給殖民地送去了一些技術,但其效應不過是技術自身的一種外溢,這種外溢的影響是有限的。主要原因是殖民地普遍缺乏接受技術的內化能力。例如,在非洲,歷史上無國家社會範圍廣、歷時長,在被殖民時期國家機器普遍缺失,造成技術接受主體的缺位,到國家獲得獨立時,知識生產、科技創新能力大多依然處於零起點狀態。

南南合作始於1955年的亞非會議。1990年代以前,南南合作主要以建立區域經貿合作關係爲主,謀求團結自救、合作自強。冷戰結束後,經濟全球化快速展開,面對不平等的南北經濟關係,南北矛盾凸顯出來,南南合作不斷深化。進入21世紀,在“千年發展目標”的推動下,南南合作步入綜合、全面的發展階段。發展合作不是單純的經貿合作,而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合作。中非關係亦大致與此同步,20世紀80年代以前側重政治關係,20世紀八九十年代側重經濟關係,2000年以來進入全面合作時代。與此相對應,中非關係經歷了援助-經貿合作-發展合作三個階段。目前,中國是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重要投資來源地和主要援助提供國,中非關係集援助、貿易、合作爲一體,從民生問題到人文交流、政黨交往,全面涵蓋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涉及發展的方方面面,逐步形成綜合、全面的發展合作格局。

發展合作是追求綜合性強、依存度高的合作。在發展合作階段,供方把技術移給受方的過程,不是一個單純的逐利過程,而是供方接受反饋的過程,供方更加關注受方的條件和需求,更加關注通過技術轉移促進自身的技術改造、升級和創新。受方接受技術的過程,也不是一個單純的填補空白的過程,而是一個消化、吸收、再創造的過程。因此,在技術從供方流向受方的背後,同時存在另一股知識流,其流向與傳統的由北向南的技術流向相反,形成技術轉移、知識共享的另一個鏈環(見圖2)。

圖2(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20世紀60年代以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探索,國際社會形成了許多發展理論,諸如現代化理論、依附論、世界體系論、可持續發展理論、低碳發展論等等,解讀、引導南方國家的發展。這些理論或被追捧,或被批評,有助益的一面,也有誤導的一面。但無論認同、採用何種理論,變自外向內的外力主導型發展模式爲自下而上的內源型發展模式,是南方國家經過實踐而普遍認可的一條經驗。南北、南南知識流動的反向鏈環,其基礎正是南方國家的內源發展、草根創新。例如,中國科學家成功研發出抗瘧藥,就是中國傳統知識與解決非洲問題相結合而做出的知識創新,是知識生產與創新反向流動的典型例證。

冷戰結束解除了發展和全球聯繫的主要政治障礙,北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互聯網技術的推動之下信馬由繮;南方國家逐漸步入工業化、城市化的快車道,新興經濟體快速成長。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全球化與全球性問題結伴同行,把國際科技合作推上了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事項的前臺,技術轉移的總量不斷攀升,“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技術貿易額平均每十年翻兩番,已接近世界貿易總額的二分之一,其增長速度之快爲一般商品貿易所望塵莫及。”但是,北方國家從自身利益出發,在北—南技術轉移的推動和限制兩個方面,都採取了更加強硬的政策,高築技術壁壘,不斷抬高南方國家發展的社會條件和知識門檻。北方國家向南方國家轉移技術的主要渠道是通過工業製成品和中間產品的貿易或直接投資,南北貿易協議不僅包括商品貿易,而且包括服務貿易、保護投資的原則以及知識產權保護。這樣,在《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的附加協定》(TRIPs-Plus)保駕護航之下,由專利引動的資金大量流入北方國家。北方國家憑藉技術與資本的雄厚實力,開發甚至大肆盜竊南方地區的本土知識資源,例如,涉及非洲的“生物剽竊”到了氾濫的程度,美國專利網和商標局的數據庫中源自非洲案例的專利數目驚人。這一形勢促使南方國家廣泛認識到基於本土知識的知識生產與創新、南南技術合作與知識共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在大調整中掙扎,全球性問題交織其中,新興經濟體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在由南向北的知識流動鏈上起着推拉兼具的作用,是全球知識生產與創新雙向互動的關鍵一環。

正反鏈環的雙向建構

南北、南南知識流動的反向鏈環,揭示了通過技術轉移營建造血機制的另一種本質,即供方的研發始於受方的需求,受方的需求增益供方的研發。這一認識角度表明,正反鏈環的雙向構建,既是拉動受方向前發展的一種力量,又是促動供方創新的一種源泉。例如,南南技術轉移的顯著特徵是轉移適用技術,問題的關鍵在於,“適用”並不是現成的,需要供方和受方共同努力。於是,選擇適用技術的過程,既是受方向供方學習、反饋的過程,又是供方根據受方需求而創新的過程。這一反向的知識流動力量,是發展合作的必要匹配,因爲發展合作的本質特徵是一盤棋地共同發展,與其說是技術的有償遷移,不如說是知識的共同分享。因此,新興經濟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需要建立起互利共贏的技術轉移、知識共享模式,使之既符合技術接受國的能力和需要,拉動其造血機能的建設,同時也有助於促進技術提供方的研發調整和創新能力的提高。同樣,在南北關係中,南方國家的巨大需求構成北方國家的創新土壤,南方國家的創新能力爲全球知識生產與創新注入活力和動力(見圖3)。

圖3(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中國處在南北、南南技術轉移鏈的中間環上,充當着“媒介”“橋樑”“新動能”的角色。從正向看,在“發達國家—中國—非洲國家”的技術轉移鏈上,中國是連接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二傳手”。從反向看,中國正處在大國轉型的關鍵時期,從引進來轉向走出去的對外開放轉型,需要在引進、消化的基礎上,具備集成創新、整合輸出的能力;從開放勞動密集型產業到融入全球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轉型,需要樹立技術品牌,變中國製造爲中國創造;從經濟大國轉向文化強國的軟實力轉型,需要積極參與全球技術創新、產業標準制定,不斷提高技術—制度—文化一體化的知識生產與創新能力,等等。創新立國是根本。因而作爲發展合作反向鏈環中的新興“動力源”,中國肩負着獨特的使命,需要在綜合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過程中,整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知識創新要素,努力爲全球知識生產與創新提供支持,做出貢獻。

非洲國家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剛起步,信息化、網絡化、低碳化、智能化等全球性轉型接踵而至,適應與創新的準備和能力都不足。非洲自然資源豐富,但貧困人口衆多,生存與發展、開發與保護的雙重壓力巨大。但是,非洲又是地球上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最爲豐富的地區之一,非洲的發展問題和資源多樣性,是全球知識創新的重要問題庫和資源庫。因此,對非洲而言,需要把發展挑戰和豐富的本土資源結合起來,藉助國際科技合作提高知識生產與創新能力。中國在對非技術轉移時,需要明確自己有什麼,非洲需要什麼,轉移的對接條件是否支持等,更需要藉助對非技術轉移吸納、整合雙方的本土創新,既服務於雙方的發展,又造福全人類。

因此,中非知識生產與創新共同體需要雙向構建,正向上緊扣非方的需求加強中國對非技術轉移,反向上統籌中非科技合作、知識共享與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加強基於非洲問題的研發投入,拓展中國的知識生產空間,增強中國的創新實力,爲全球知識共享做出新的貢獻。

中非科技合作與知識共享不僅能增強非洲的造血能力,而且也能促進中國的知識生產與創新,拉動人類知識在南北、南南間雙向流動。圖爲2018年8月17日在肯尼亞內羅畢拍攝的一名學生維護機牀。(圖片來源:新華社)

結論

《國際技術轉移行動守則草案》將“技術轉移”定義爲:“關於製造一項產品,應用一項工藝或提供一項服務的系統知識的轉讓,但不包括只涉及貨物出售或只涉及出租的交易。”但當今的技術轉移,內涵已有很大的拓展,不僅包括轉讓,而且包括正向、反向多環節的知識嵌入與合作。從基於技術勢位差的南北、南南技術轉移正向鏈環結構和基於發展合作的南北、南南知識流動反向鏈環結構看,中非科技合作和知識共享推動技術由北向南傳遞,拉動知識由南向北流動。開拓這樣的雙向建構模式,打造中非知識生產與創新共同體,可以起到一石三鳥的作用:一是增強非洲的自主發展能力,二是拓展中國技術的市場和中國創新的土壤,三是推動技術、知識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雙向流動,改變近代以來人類知識由北向南單向流動的格局,構建起深化南南合作、撬動南北關係的戰略支點。當前,中非關係進入“攜手共命運、同心促發展”的新時代,中非合作面臨共建“一帶一路”帶來的重大機遇,從技術轉移、知識流動正反兩個方向上大力加強中非知識生產與創新共同體建設,是激發企業、社會創新活力,全方位、寬領域、深層次開拓新的合作空間、發掘新的合作潛力的基礎,同時也是中非攜手打造“責任共擔”“合作共贏”“幸福共享”“文化共興”“安全共築”“和諧共生”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運動研究”(項目編號:18BGJ040)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張凱)

(平臺編輯:魏丹丹、鄧長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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