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化一两” ——“民初”新疆争夺金融控制权的戏剧性尝试

迪化六年、七年一两,在史料中的记载甚少。为何在民国六年、七年要发行此币?为何“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只孤零零地发行了两年,之后又为何突然中断了?当时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对这段历史我虽略知一二,但也说不出子丑寅卯,只能老老实实地从史料中去寻找答案。按照泉友提问的思路,顺藤摸瓜地去查找,还真的发现了一些端倪。仔细研究后才明白,“迪化一两”的铸造发行,是当年杨增新政府想抓住时机,为夺回新疆金融控制权而做的尝试。后因“难以为继”而放弃,却又戏剧性的“不战而胜”了。对它的铸造发行及其背景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掌握新疆的近代史。很佩服泉友们敏锐的感觉,作为新疆生人对此却显得十分迟钝,真的让我有些汗颜了。

说起近代对新疆影响最深的国家,自然非俄罗斯莫属。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国势衰微,沙俄不仅借机开始在新疆沿边展开蚕食扩张,还大张旗鼓的进行经济侵略。

咸丰三年(1851年)8月,它乘火打劫地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塔通商章程》。沙俄获得了在伊犁、塔城设立领事、免税通商、实行领事裁判、建立贸易圈等一系列特权。

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为收回伊犁,光绪七年(1881年)2月,中俄签订了《伊犁条约》。沙俄又迫使中方同意将整个新疆作为俄商的免税贸易区。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收复新疆

免税贸易成了俄商单方面享有的特权。而中国商人除关税外,还要缴纳值百抽二点五的厘金。在伊犁将军长庚的奏折中称“独征华税,不征俄税,则洋货价贱而廉,华货价昂而贵。故凡官商土民均一喜争购洋货。”

新疆经济的殖民化开始一步步加深。从1881年直至1917年沙俄倒台,中方废止俄商在新疆免税贸易特权的努力,始终无果。清末民初,新疆市场已被沙俄所控制。

在沙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过程中,有一家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银行不能不提,它就是“华俄道胜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一家有着政治背景的、服务于中国殖民地经济的银行,它成立于1895年。

甲午战争之后,依据《马关条约》,清政府要向日本支付赔偿白银两亿两,及“赎辽费”三千万两。清政府一时无力支付,于是向俄、法借款一亿两。而华俄道胜银行,就是专门为处理这一借款事宜而成立的,它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到中国攫取殖民利益。

其凭借强有力的政治背景迅速发迹,新疆成了其服务于殖民经济的重要舞台。沙俄在新疆的经济侵略,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金融支持,而它自身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通过对“汇兑业务”的垄断获取超额利润,是华俄道胜银行攫取殖民利益的最直接手段。近代新疆金融市场非常落后,“汇兑业务”本是票号的主要业务,但其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一蹶不振。新疆无论是国际汇兑,还是对内地的汇兑业务,都完全落入了华俄道胜银行手中。

利用垄断定价权,它将汇费由原来票号的1%~1.5%,提高到2%~3%。仅此一项,新疆每年损失白银百万两以上。它还以升水4%~5%为诱饵免汇金银,致使我国大批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其手中。

利用其垄断地位,它还人为地使新疆与内地的汇兑业务复杂化。新疆的货币虽具有地区性,但与内地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本位,各种货币和银两存在比价关系,内汇业务只需以银两作标准即可。但它却要求汇出方将新疆货币转化成俄国卢布,再将卢布转化成银两。在此过程中操纵汇率,任意提高卢布价格牟取暴利。

它更是干脆直接“发行货币”,不仅获取巨大的殖民利益,进而控制了新疆的金融。

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仅五年,就开始在中国发行货币。发行的货币有“金本位纸币”和“普通银圆纸币”两种。特别是“金币券”,发行之初与黄金是自由兑换的,币值稳定,于是迅速获得了新疆官民的青睐,争相兑换存储使用,并迅速成为了新疆流通中的主导货币。

因当时沙俄拥有领事裁判权、贸易圈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使其进入新疆以及发行货币,基本上没有受到新疆省政府的监督和制约。

加之沙俄在与新疆的贸易中又处于主导地位,这也为其成为俄新国际贸易交易结算货币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满足流通的需要”,是对货币的基本要求。而要成为硬通货币,则要具备“统一性”和“稳定性”两个标准。就这两个标准而言,与当时新疆的货币相比,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货币具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也是其能够在新疆畅行无阻,并成为主要货币的原因所在。

当时新疆的货币的统一性根本就无从谈起。既有金属货币,又有信用货币。金属货币有红钱、制钱、天罡银币、纹银、铜元及少量金币,纸币有龙票、花票、喀票、油布帖、省币等更是五花八门。

新疆货币的稳定性也很差。“银铜并行”本身就不稳定的,而当时新疆流通的各种纸币则更差,都逃脱不了发行不久就迅速贬值的命运。特别是到了民国初年杨增新主政新疆时,这一问题变得愈加突出。“壬子币”的猜想——辛亥革命在新疆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疆的财政一直不能自立。辛亥革命后,“协饷”彻底断绝,新疆只能自行解决。“饷银”--见证清朝“协饷治理新疆”的兴衰

杨增新在其《补过斋文牍》中称,这种“以入抵出,不敷甚巨”的情况,致使新疆的“财政困难,已达极点”。为摆脱困境,他一方面除了清理财政、整顿赋税外,另一方面就是大量印发钞票“就地筹款,支撑危局”。甚至因“需款浩繁”,所印的钞票竟然“一日之所制,不敷一日之所用”。到了一九一五年,新疆“全恃纸币以维持现状了”。人们把杨增新印发纸币的措施称之为“钞票财政”。

这加剧了新疆金融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也使得华俄道胜银行迅速地垄断了新疆的金融业,仅在短短几年时间,它就掌控了整个新疆的金融命脉。

在它强有力的资本支持下,使得俄商在新疆迅速扩张。据《新疆图志》的不完全统计,至1907年沙俄在新疆的商户总数已达2503户,10022人。

但靠政治资本发家的华俄道胜银行,最后也被政治风暴所埋葬。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将国内银行全部收归国有,该行遭到致命打击。华俄道胜银行的部分董事逃亡法国,将圣彼得堡的总部也迁往了巴黎,其在新疆的分支机构虽继续营业,接受巴黎总行的管理,但开始迅速衰败。

1917年,正是民国六年。在华俄道胜银行衰落的当年,杨增新铸造了“迪化一两”,这并非是简单的巧合。

控制新疆金融命脉的华俄道胜银行遭到致命的打击,正是新疆当地政府夺回金融控制权的最佳时机。在“银本位”的货币制度下,恢复政府的金融信用的最直接方式,自然是重新发行银币了。

杨增新统治新疆十七年中,几乎是“无岁不亏”。但神奇的是民国五年(1916年),竟然是唯一没有财政亏损的年度,这也给了杨增新铸造发行银币的底气。

民国六年(1917年),迪化银圆局重新开炉铸造了成色八五的“壹两”银币。

“迪化一两” ——“民初”新疆争夺金融控制权的戏剧性尝试

该币直径为39.5毫米,厚3毫米,重34.95克。正面珠圈内中央直列汉字“壹两”,左右为维吾尔文,汉译“银钱”圈外上钤“迪化银圆局造”,中间隔有梅花纹饰,下钤“中华民国六年”;背面珠圈内钤维吾尔文,汉译“壹两·乌鲁木齐”,外围绕盘枝嘉禾纹饰,上方正中有一小梅花图案(或无花),按背面图案可分为“带花”、“小叶无花”、“大叶无花”三个品种。银币正背外缘内侧边均为珠点相环。

此币书体端庄健朴,笔力遒劲,流畅,汉文楷书刚劲有气势。但由于制币所用的老式冲压机吨位小,压力不足,技术工艺落后。所制银币虽钱体银色纯正,但图文浅平,局部不甚清晰,常有漏打等粗陋之处;其边道本应为全直齿,也因制作粗疏,大部分为光边,仅有部分显露,致使边齿残缺不全。

“迪化一两” ——“民初”新疆争夺金融控制权的戏剧性尝试

民国七年(1918年)该币又制造了半年,即告停铸,铸行时间满打满算也仅有一年。作为高面值银币铸量并不多,流通区域也有限。

停铸的直接原因还是“银根久断”,难以为继。民国六年,新疆的财政又出现了亏空,甚至连白银都变得稀缺。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新疆的金银外流就从一百万两累至四百万两。

而随后出现的客观形势,更使其彻底放弃了银币的铸造。近代困扰新疆的最大威胁——沙俄的经济侵略终止了,与之相伴的金融控制权之争也随之消失。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协约国宣布对苏俄进行经济封锁,并企图以新疆为基地,对苏俄革命进行干涉。苏联为维护其中亚地区的安全,积极发展与新疆的睦邻友好关系。

1919年7月起,苏俄连续三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政府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次年,苏新签署了《伊犁中俄临时通商条款》,彻底放弃了免税特权和治外法权。俄国商人在新疆的贸易特权被废止,沙俄在新疆的经济扩张得以根除。

这也受益于杨增新“中立”的对俄政策,他始终坚持“不干涉主义”。这有助于苏俄政权在中亚站稳脚跟,也给新疆带来稳定,奠定了双方睦邻友好的历史契机。

1920年,双方签订了《伊犁临时通商条款》,并通过在多地互设领事,使“苏新”贸易迅速达到了“一战”前的水平。

而此时的华俄道胜银行,早已不可逆转地迅速衰败,更无力掌控新疆的金融命脉。虽又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于1926年彻底消亡了。

再铸造银币既无能力,也无必要。此时的杨增新,又回到了滥发纸币的“钞票财政”的老路上了。

“迪化一两” ——“民初”新疆争夺金融控制权的戏剧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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