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化一兩” ——“民初”新疆爭奪金融控制權的戲劇性嘗試

迪化六年、七年一兩,在史料中的記載甚少。爲何在民國六年、七年要發行此幣?爲何“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只孤零零地發行了兩年,之後又爲何突然中斷了?當時新疆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

對這段歷史我雖略知一二,但也說不出子醜寅卯,只能老老實實地從史料中去尋找答案。按照泉友提問的思路,順藤摸瓜地去查找,還真的發現了一些端倪。仔細研究後才明白,“迪化一兩”的鑄造發行,是當年楊增新政府想抓住時機,爲奪回新疆金融控制權而做的嘗試。後因“難以爲繼”而放棄,卻又戲劇性的“不戰而勝”了。對它的鑄造發行及其背景進行研究,有助於全面瞭解掌握新疆的近代史。很佩服泉友們敏銳的感覺,作爲新疆生人對此卻顯得十分遲鈍,真的讓我有些汗顏了。

說起近代對新疆影響最深的國家,自然非俄羅斯莫屬。鴉片戰爭之後,清王朝國勢衰微,沙俄不僅藉機開始在新疆沿邊展開蠶食擴張,還大張旗鼓的進行經濟侵略。

咸豐三年(1851年)8月,它乘火打劫地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伊塔通商章程》。沙俄獲得了在伊犁、塔城設立領事、免稅通商、實行領事裁判、建立貿易圈等一系列特權。

左宗棠收復新疆期間,爲收回伊犁,光緒七年(1881年)2月,中俄簽訂了《伊犁條約》。沙俄又迫使中方同意將整個新疆作爲俄商的免稅貿易區。引得春風度玉關 --左宗棠收復新疆

免稅貿易成了俄商單方面享有的特權。而中國商人除關稅外,還要繳納值百抽二點五的厘金。在伊犁將軍長庚的奏摺中稱“獨徵華稅,不徵俄稅,則洋貨價賤而廉,華貨價昂而貴。故凡官商土民均一喜爭購洋貨。”

新疆經濟的殖民化開始一步步加深。從1881年直至1917年沙俄倒臺,中方廢止俄商在新疆免稅貿易特權的努力,始終無果。清末民初,新疆市場已被沙俄所控制。

在沙俄對新疆的經濟侵略過程中,有一家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銀行不能不提,它就是“華俄道勝銀行”。

華俄道勝銀行,是沙俄一家有着政治背景的、服務於中國殖民地經濟的銀行,它成立於1895年。

甲午戰爭之後,依據《馬關條約》,清政府要向日本支付賠償白銀兩億兩,及“贖遼費”三千萬兩。清政府一時無力支付,於是向俄、法借款一億兩。而華俄道勝銀行,就是專門爲處理這一借款事宜而成立的,它成立的目的就是爲了到中國攫取殖民利益。

其憑藉強有力的政治背景迅速發跡,新疆成了其服務於殖民經濟的重要舞臺。沙俄在新疆的經濟侵略,其提供了至關重要的金融支持,而它自身更是賺得盆滿鉢滿。

通過對“匯兌業務”的壟斷獲取超額利潤,是華俄道勝銀行攫取殖民利益的最直接手段。近代新疆金融市場非常落後,“匯兌業務”本是票號的主要業務,但其在辛亥革命的衝擊下一蹶不振。新疆無論是國際匯兌,還是對內地的匯兌業務,都完全落入了華俄道勝銀行手中。

利用壟斷定價權,它將匯費由原來票號的1%~1.5%,提高到2%~3%。僅此一項,新疆每年損失白銀百萬兩以上。它還以升水4%~5%爲誘餌免匯金銀,致使我國大批金銀源源不斷地流入其手中。

利用其壟斷地位,它還人爲地使新疆與內地的匯兌業務複雜化。新疆的貨幣雖具有地區性,但與內地都實行銀兩與制錢並行本位,各種貨幣和銀兩存在比價關係,內滙業務只需以銀兩作標準即可。但它卻要求匯出方將新疆貨幣轉化成俄國盧布,再將盧布轉化成銀兩。在此過程中操縱匯率,任意提高盧布價格牟取暴利。

它更是乾脆直接“發行貨幣”,不僅獲取巨大的殖民利益,進而控制了新疆的金融。

華俄道勝銀行成立僅五年,就開始在中國發行貨幣。發行的貨幣有“金本位紙幣”和“普通銀圓紙幣”兩種。特別是“金幣券”,發行之初與黃金是自由兌換的,幣值穩定,於是迅速獲得了新疆官民的青睞,爭相兌換存儲使用,並迅速成爲了新疆流通中的主導貨幣。

因當時沙俄擁有領事裁判權、貿易圈等一系列政治經濟特權,使其進入新疆以及發行貨幣,基本上沒有受到新疆省政府的監督和制約。

加之沙俄在與新疆的貿易中又處於主導地位,這也爲其成爲俄新國際貿易交易結算貨幣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滿足流通的需要”,是對貨幣的基本要求。而要成爲硬通貨幣,則要具備“統一性”和“穩定性”兩個標準。就這兩個標準而言,與當時新疆的貨幣相比,華俄道勝銀行發行的貨幣具有着明顯的優勢。這也是其能夠在新疆暢行無阻,併成爲主要貨幣的原因所在。

當時新疆的貨幣的統一性根本就無從談起。既有金屬貨幣,又有信用貨幣。金屬貨幣有紅錢、制錢、天罡銀幣、紋銀、銅元及少量金幣,紙幣有龍票、花票、喀票、油布帖、省幣等更是五花八門。

新疆貨幣的穩定性也很差。“銀銅並行”本身就不穩定的,而當時新疆流通的各種紙幣則更差,都逃脫不了發行不久就迅速貶值的命運。特別是到了民國初年楊增新主政新疆時,這一問題變得愈加突出。“壬子幣”的猜想——辛亥革命在新疆

由於歷史的原因,新疆的財政一直不能自立。辛亥革命後,“協餉”徹底斷絕,新疆只能自行解決。“餉銀”--見證清朝“協餉治理新疆”的興衰

楊增新在其《補過齋文牘》中稱,這種“以入抵出,不敷甚巨”的情況,致使新疆的“財政困難,已達極點”。爲擺脫困境,他一方面除了清理財政、整頓賦稅外,另一方面就是大量印發鈔票“就地籌款,支撐危局”。甚至因“需款浩繁”,所印的鈔票竟然“一日之所制,不敷一日之所用”。到了一九一五年,新疆“全恃紙幣以維持現狀了”。人們把楊增新印發紙幣的措施稱之爲“鈔票財政”。

這加劇了新疆金融狀況的進一步惡化。也使得華俄道勝銀行迅速地壟斷了新疆的金融業,僅在短短几年時間,它就掌控了整個新疆的金融命脈。

在它強有力的資本支持下,使得俄商在新疆迅速擴張。據《新疆圖志》的不完全統計,至1907年沙俄在新疆的商戶總數已達2503戶,10022人。

但靠政治資本發家的華俄道勝銀行,最後也被政治風暴所埋葬。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將國內銀行全部收歸國有,該行遭到致命打擊。華俄道勝銀行的部分董事逃亡法國,將聖彼得堡的總部也遷往了巴黎,其在新疆的分支機構雖繼續營業,接受巴黎總行的管理,但開始迅速衰敗。

1917年,正是民國六年。在華俄道勝銀行衰落的當年,楊增新鑄造了“迪化一兩”,這並非是簡單的巧合。

控制新疆金融命脈的華俄道勝銀行遭到致命的打擊,正是新疆當地政府奪回金融控制權的最佳時機。在“銀本位”的貨幣制度下,恢復政府的金融信用的最直接方式,自然是重新發行銀幣了。

楊增新統治新疆十七年中,幾乎是“無歲不虧”。但神奇的是民國五年(1916年),竟然是唯一沒有財政虧損的年度,這也給了楊增新鑄造發行銀幣的底氣。

民國六年(1917年),迪化銀圓局重新開爐鑄造了成色八五的“壹兩”銀幣。

“迪化一兩” ——“民初”新疆爭奪金融控制權的戲劇性嘗試

該幣直徑爲39.5毫米,厚3毫米,重34.95克。正面珠圈內中央直列漢字“壹兩”,左右爲維吾爾文,漢譯“銀錢”圈外上鈐“迪化銀圓局造”,中間隔有梅花紋飾,下鈐“中華民國六年”;背面珠圈內鈐維吾爾文,漢譯“壹兩·烏魯木齊”,外圍繞盤枝嘉禾紋飾,上方正中有一小梅花圖案(或無花),按背面圖案可分爲“帶花”、“小葉無花”、“大葉無花”三個品種。銀幣正背外緣內側邊均爲珠點相環。

此幣書體端莊健樸,筆力遒勁,流暢,漢文楷書剛勁有氣勢。但由於制幣所用的老式衝壓機噸位小,壓力不足,技術工藝落後。所制銀幣雖錢體銀色純正,但圖文淺平,局部不甚清晰,常有漏打等粗陋之處;其邊道本應爲全直齒,也因製作粗疏,大部分爲光邊,僅有部分顯露,致使邊齒殘缺不全。

“迪化一兩” ——“民初”新疆爭奪金融控制權的戲劇性嘗試

民國七年(1918年)該幣又製造了半年,即告停鑄,鑄行時間滿打滿算也僅有一年。作爲高面值銀幣鑄量並不多,流通區域也有限。

停鑄的直接原因還是“銀根久斷”,難以爲繼。民國六年,新疆的財政又出現了虧空,甚至連白銀都變得稀缺。據不完全統計,僅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新疆的金銀外流就從一百萬兩累至四百萬兩。

而隨後出現的客觀形勢,更使其徹底放棄了銀幣的鑄造。近代困擾新疆的最大威脅——沙俄的經濟侵略終止了,與之相伴的金融控制權之爭也隨之消失。

十月革命勝利不久,協約國宣佈對蘇俄進行經濟封鎖,並企圖以新疆爲基地,對蘇俄革命進行干涉。蘇聯爲維護其中亞地區的安全,積極發展與新疆的睦鄰友好關係。

1919年7月起,蘇俄連續三次對華宣言,宣佈放棄沙俄政府根據不平等條約所獲得的一切權利和特權。次年,蘇新簽署了《伊犁中俄臨時通商條款》,徹底放棄了免稅特權和治外法權。俄國商人在新疆的貿易特權被廢止,沙俄在新疆的經濟擴張得以根除。

這也受益於楊增新“中立”的對俄政策,他始終堅持“不干涉主義”。這有助於蘇俄政權在中亞站穩腳跟,也給新疆帶來穩定,奠定了雙方睦鄰友好的歷史契機。

1920年,雙方簽訂了《伊犁臨時通商條款》,並通過在多地互設領事,使“蘇新”貿易迅速達到了“一戰”前的水平。

而此時的華俄道勝銀行,早已不可逆轉地迅速衰敗,更無力掌控新疆的金融命脈。雖又苟延殘喘了幾年,終於於1926年徹底消亡了。

再鑄造銀幣既無能力,也無必要。此時的楊增新,又回到了濫發紙幣的“鈔票財政”的老路上了。

“迪化一兩” ——“民初”新疆爭奪金融控制權的戲劇性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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