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绿皮书》属于历史虚构类叙事（historical fiction)，电影在片头就把其所涉及的年代投在了大屏幕上 —— 1962年，纽约。

这样做，对于观众有个好处：观众不需要再从电影里的人物对白或者衣着服饰上去猜测电影大概所处的年代——我们可以在电影一开始，就马上为自己确定好，在影院这间黑乎乎的放映厅里，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看到的故事将会发生在何时、何处。

对于观众来说，这一处理的重要性，几乎相当于在外地旅游时，我们手里有了一张地图。只不过，旅行地图为我们所展现的，是我们现在的时空，它还缺少一个纵向的历史维度。

然而，历史虚构类的叙事作品并不好写，也不好拍，因为无论是观众还是专业的评论人，都会自动把作品和它所叙述的那个时代加以对比。对比的结果则往往会降低作品的可信度，而不是提高。因为很有可能，创作这类作品的人，自己也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他的故事也许来自于家族里流传下来的故事，也许是私人的书信往来，也许是从大量报刊杂志新闻书籍的原料中获取的一点点信息。

比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或者是萨克雷的《名利场》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还有我们看过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乱世佳人》都把黑奴的境遇作为作品中的一个冲突，但是二者又有很大不同。总之，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故事，因为各种原因，也许与所谓历史真相有所出入。这是其中一种观点。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我们会如何定义 “历史真相”？是不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相爱的两个人，对于如何开始谈婚论嫁，如何最后步入婚姻生活的，都会说不清楚，这里所涉及的还只是两位当事人，时间过去的也并不久远呢。那么，历史一个词history，就被持有这种观点的很多学者拆分成了his story两个词。既然是故事，就可以具有被现实重演的可能性。《绿皮书》也不例外。

高明的现实重演，不仅能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而且也极有可能被当做历史本身来看待（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是“历史本身”的问题，我能想到的唯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去多看不同人的不同角度的演绎）。我们在叙事作品里所看到的，大多数是被现实重演的历史，那么，有哪些“现实”情况，参与了这个重演的过程呢？换句话说，我很想知道，《绿皮书》里讲述的1962年的那段历史，到底被哪些现实重演了？

第一个“现实”，就是任何一部历史虚构类作品里都会存在三个时间。在《绿皮书》里，第一个时间是1962年，我们称其为电影的一个事实（fact）。

在电影里， 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这构成了电影的主线，他们拿着的那本绿皮书，是他们在南方旅行的指南——哪些餐馆和旅店可以接待黑人。电影让我们看到，传统单一的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在对待种族问题上，与多元化的北方各州有很大的差别。

另一个矛盾是美国的阶级差别，人们会统称贫穷的白人“the white poor”。一方面是种族差异，另一方面是经济差别，二者的相交编织起来的网格，把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好像棋子一样至于这个隐形的网格之上。

我们《绿皮书》里的主人公本应该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自己的种族和经济状况下，被无形的手搬来搬去的棋子。然而，电影讲出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它突破这种安排，让两位主人公做出了违背这类设定的事情，而这种突破不是瞎编乱造，而是基于一个基本人性：白人Tony一定不会当着黑人工人的面公开扔掉喝水杯子，黑人工人修理的时候，Tony家的男人们坐在客厅里陪伴着Tony的太太，实际上是防范着那些黑人，但他们不会大张旗鼓地表现出来。这个基本人性就是：人首先是要有尊严的。这是为他人好，更是为自己好。

因此，电影原本表现的是一个丑陋的时代里发生的丑陋的事件，却因为这种突破，使得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没有指责这个国家丑陋的一面。或许，你说它回避了历史，融合了种族冲突，那是因为还有第二个时间。

第二个时间则是创作这部电影的时间，坐标则是2018年。换句话说，创作者用了2018年的视角来讲述1962年发生的那个故事。哪怕是创作者很想完全重现历史，他也是无法抹去电影中所存在的第二个时间。

《绿皮书》的第二个时间正是创作者现在的这个时代，编剧与导演巧妙地用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交际，企图概括了两个种族之间的沟通交际：黑人和白人可以做到称兄道弟，互相帮助。有时候可以超越种族，超越阶级，大概因为我们首先是人，具有人的尊严吧。有了这个基础，我认为《绿皮书》是在试图超越，而不是企图回避，刻意温情。

第三个时间是观众观看电影的时间，在《绿皮书》这部电影里，第二和第三个时间，几乎同时。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无论对美国观众，还是非美国观众，对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都不一定有亲身体会，所以不太会有“empathy”出现，就是那种“I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because I have been there.”的同理心。但为什么我们能看得进去这部电影，还会为之感动呢？那是因为我们具有的基本的人性是一样的。

对于歧视和不平等，每个个体都会或多或少有过经历吧。除此之外，看完《绿皮书》的观众，也许会感叹一句：时代进步真快啊，1962年美国的种族状况那么糟糕，而2008年美国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位黑人总统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出现了这么大的进步？——一定是有不少人的付出和努力吧。瞧瞧，这就是创作者引导观众自己得出的结论，这样的观众，也是创作者最理想的观众。

因为这三个时间的存在，也许使得故事“面目全非”，这是任何历史虚构类作品都存在的尴尬境地。

我想，也许我喜欢这部电影，因为创作者成功传递了一种理想的可能性：这种种族关系的确存在，但这是可以超越的，我们不突出种族问题的时候，不是在回避问题，而根本就是让两个种族平等起来。因为我们首先都是人。这也是一种处理矛盾的可能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