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微信公众号ID:jiazuqiyezazhi）

作者： 郑宏泰 高皓

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余仁生家族起落兴衰的故事，都是充满传奇与迷幻的。一个风水师的后代，在漂洋过海后，却在人生地不熟的殖民地中迅速崛起，甚至富甲一方，生意网络和据点遍布东南亚与中华大地，发展状况可谓一时无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显赫家族，却又在带领家族企业壮大的一代领导人去世后未能持续辉煌，遑论可以更上层楼，也因此特别受到中外社会的关注，不少人更是大惑不解，所以坊间出现各种解释，唯心之说的“得益于风水”，便是其中之一。

余仁生取名“仁生”，意即“仁泽众生”，最初是为南洋吸食鸦片的中国工人提供中医治疗与药物，后来逐渐发展成一家制作和销售中医药材的公司。（2017年，余仁生新加坡公司为吸引年轻世代举办的展示活动。）

我们在前两期专栏案例（、）中梳理了余氏家族和企业的发展脉络，通过深入地了解与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其成败起落实在事出有因，并非如坊间传闻中那样受制于风水那么简单片面。至于重要因素，概括而言不外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和道德资本四大层面的强弱高低问题（郑宏泰、高皓，2017），至于导致问题出现或负有责任的一方，不只是传授交班一代，承继接班一代同样不容推卸。

成因

余氏家族能够崛起的基石，要追源到余广培漂洋海外后在马来西亚经营小规模的杂货及中药生意，并在打下一定基础、拥有一定人脉关系，他娶了“娘惹”文阮章为妻，凭借她的关系网，得以在当地开展饷码及锡矿开采生意（饷码制度[Farm System]），是英国、荷兰等国在东南亚殖民地实施的一种税收承包制度，设有码官，采用公开招标。— 编者注），并与马来西亚本地社会、商界与殖民地统治者有了联系，又令家族在马来西亚的关系提升到了另一层次上。这种与殖民地统治者的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余东旋日后的人生和事业。可以说，余氏家族崛起的关键，是第一代打下的重要基础，以及由他们建立的人脉关系和定下的培养子女方略。

与人脉关系紧密相连的，是文阮章对余东旋的积极栽培，为余东旋积累了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本。(余广培夫人文氏。)

在这些人力资本中，便包括将余东旋送到当地著名英语学校就读，学习英语，并建立了极为重要的“旧生关系网络”。 投身商界、接掌父业后的余东旋，由于掌握了中英双语，加上不少同窗日后在政经各界任职，虽然余家底子不厚，饷码业务也百孔千疮，但他却能凭借掌握中、英及马来语的优势，加上不同层面的人脉关系，从而带来突破，尤其在“挨”过一段辛苦日子后迎来 “黄金岁月”，无论是采矿、橡胶种植、汇兑、银行，乃至于获委任为马来西亚联邦议会议员等。

与人力资本一体两面的，是余东旋与生俱来敏锐的投资能力与商业头脑。最令人津津乐道的，相信是余东旋在接手父业后经历一段颇长时间逆境后，最终找到藏量极为丰厚的矿场，其中虽有运气因素，但也有眼光独到因素。开采锡矿的黄金岁月并不很长，原因是国际锡价持续偏软，英国公司引入先进采矿技术又削弱了余氏企业的竞争力。这就促使商业触角敏锐的余东旋考虑另辟蹊径，并且有了投身橡胶种植生意的举动。

接下来余东旋因旗下生意聘用大量劳工，并看准了华侨汇兑业务的潜力，将杂货、中药店转型为侨批馆，大做汇兑生意，原来的余仁生药业反成了副业。之后余东旋在国际橡胶价格大跌之前，将重要资金投放到地产业上，并将投资大本营转到新加坡和香港地区。至于余东旋在连番风暴前夕已做了撤离和应变的措施，除了经常被诠释为风水命理因素外，与其具有敏锐的商业目光，显然不无关系。家族因此能在商场上抢先尝到投资甜头，赚得盆满钵满。

由此可见，余氏家族传奇，与余东旋的教育背景、个人条件和敏锐触角等密不可分。

余东旋虽说是家族的第二代，但在他接手时，家族生意其实并不是很好，规模也不是很大，至少并不是一个能够让他无忧无虑坐享其成的状况。就是说，他接手时父母留下来的经济资本，其实是所剩无几的，所能承传的人脉资本也不是很多，但是中英双语教育让他在那个时代环境下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所以他其实就像第一代创业家，须面对自我建立、自力更生的困难与挑战。可以说余东旋早年进入中英学校所学的中英双语，为他带来了重大事业突破的机会。可见有了较好的教育背景、人脉关系，加上凭借与生俱来的企业家大胆创新精神和敏锐商业头脑，他才能在父母一代创立的基础上腾飞，书写传奇。

败由

余东旋虽然具有过人的商业头脑与目光，也拥有极为深厚的人脉及社会关系，并建立了跨地域的企业，富甲一方，可是，这个庞大家族与企业在他去世以后，子孙不但没能在他的基础上，像他一样在父母创造的基础上更上层楼，而是急速滑落，尤其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局面，让不少人大感惋惜。究其原因，与余东旋生前犯下不少错误有关。

更实质性的问题在于，余东旋在有生之年只顾一己事业，并没有想到他去世以后，后代如何永续的问题。他不但没有及早绸缪计划，而且在传承接班与分家析产上未从全局考虑，导致顾此失彼，日后家业四分五裂、子孙四散，落得了“富不过三代”的局面。

到底余东旋生前犯下了哪些错误，导致子孙难以同心一德，而且离心强烈？

余氏子孙不但失去了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也没有了基于家族使命的守护祖业，最终导致家族四分五裂，进而令家业迅速滑落的局面呢？综合而言，余东旋生前所犯的错误，基本上可归纳为如下四方面：

（一）养而乏教

余东旋妻妾子女成群，并兴建了城堡大宅让他们居住，这在当时华人富豪巨贾中是普遍现象，并无特别，关键在于他在亲人感情、家族关系等层面上没有作出相应的教导和培训行动，导致了养而乏教的状况。这种状况突显在两个问题上：

其一是他将不同妻妾及其所生子女安排在家族大宅的不同角落生活，并有各自家佣照料，这虽然是物质条件丰厚的体现，但这样的安排导致了大家族的家庭成员虽在一个屋檐下却如同“天各一方”——来往不频、接触不多，导致了子女关系疏离。

其二是余东旋采取了当时较为前卫的教育方法，当儿子到了12岁左右的年龄时，他总会把他们送到英美等国接受西方教育，这本来是令人艳羡的良好教育，但由于子女年纪太小就离开父母和家人，到外地求学，又进一步激化了其与亲人的疏离感。

从根源上看，余东旋将年纪尚轻的子女送到外国接受教育的举动，可能是因为他本人曾有相关经历的缘故。余东旋五岁起就与父亲分居两地，父亲在新马打拼事业，他则留在乡下由母亲和祖父照顾，教育的任务更主要是由祖父负责，即祖代父职。可以这样说，由于父亲长年缺席，余东旋根本不能从父亲身上参照到好的模范。因此当他自己为父为夫时，也未能掌握好自己的角色。

如在长子12岁时他便将其送到英国交由仆人照顾，自己则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继续发展生意，他的方式与父亲余广培如出一辙，可能在他看来这样接受了西式教育，长大以后就可以像他一样华洋两边通吃。可是，他童年时仍有祖父、祖母及母亲在身旁照顾，所以耳濡目染到传统思想与家族价值观，但到子女这一代，则连跟祖父母及母亲的接触都少了，教育便落到了非家族与亲人的体制中了。

此外，余东旋与众位妻妾的关系显然并不密切，否则不会在定居香港时不携妻带眷，甚至有传闻他将妾侍拱手让予邵逸夫的轶闻（钟宝贤，2009）。

当余东旋过世后，更是分毫没留给妻妾，以照顾妻妾们的生活。在这样妻妾众多的家庭里，家人关系显然相对淡薄疏离，而一众儿子同父异母，在子为母张的情况下，自然会因保护母亲而起争执，甚至互相敌对。所以当余东旋去世后，家人散居各地，各房只关心各自的生意、专业或事业，不会有家族共荣共辱、同舟共济的精神。

而在出售家族物业或控股权等行动上，很多时候更是暴露出家人之间的互不信任，甚至有暗中较劲“互扯后腿”的问题。第四代的余义明曾提及，家族中人私心太重，不愿见到其他房有好发展。他认为这是让外人有机可乘而家族则难有发展的原因之一（Oral History Interview: Mr Richard Eu Yee Ming，23 April to July 1999；陈婧，2017）。

（二）传而乏授

余东旋无疑是极为精明的商人，不但长袖善舞，精通中英双语，并可华洋两方通吃，在政商和社会各界均深具影响力，可他并没有像很多华商巨贾那样，很早就为传承接班问题做好准备，尤其没有把子女叫到身边，跟随自己学习做生意，随时教授个人心得和秘诀，或是在日常生活中讲授个人营商与待人接物的心得和方法等，也极少介绍子女认识身边的朋友、生意伙伴或政治人物等，协助子女们建立人脉关系。他没有关心子女成长与发展，基本上是只顾自己生活和事业，而忽略了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口传面授等教育。

虽然余东旋相对较早地把年龄远较其他子女大的长子余经铸，安排到准继承人的位置上，树立其突出身份，并且很早就把他送到英国留学，但整个过程中接班人是缺乏他本人经验传授与直接指导的，余经铸只是凭他自己的观察与能力摸索接班之路，同时余东旋也没有余经铸之外的第二选择和相应安排，至于其他第三代子女，更没有引起余东旋对传承接班方面的关注，他们往往只是按各自的兴趣和际遇走上各自的事业道路。

这是 William Antrobus Luning（前近打锡业有限公司主席）从英国邮寄至新加坡，给余东旋的一封英文信函中的第一页。余东旋曾托付他为监护人，代为照顾在英国留学的长子余经铸。信中Luning 提及他已把相关报读英国剑桥大学会计课程的资料交给余经铸。余经铸1925年学成归来马来亚，成为新加坡第一位注册会计师。

就是说，余东旋生前虽然考虑到家业的传递，但并没有看到相应更重要的个人经验、经营秘诀和人脉关系等的传授，所以继承人难以得到他的真传；而继承人中又只选一不选二，没有后备方案，所以在他和余经铸去世后，家族中就没有一个有能力号召各方的人物。当准接班人余经铸突然去世后，家族继承问题更加凸显和尖锐，而在第三代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余经纬，又像余经铸一样英年早逝，这给第三代的接班增添了更多变数，加上“家族政治（争斗）好厉害”（陈婧，2017），庞大的家业自然因此由盛而衰。

（三）分而乏合

余东旋虽然深染洋风，如建造城堡安享晚年；安排子女接受西式教育，让他们学习西方文化——包括语言，反而不重视中文教育，所以余家子孙中不乏不懂中文者，这可以说是他重西轻中的两个突出表现。但是，在订立遗嘱以及进行遗产分配时，他却表现得十分传统。除了不传妻妾，而且重男轻女，对诸子基本上采取均分安排。由于他一生娶了1妻10妾，并育有13名儿子11名女儿，庞大家财与事业单是均分给13名儿子后，各人所得财富的体量也难免显得较余东旋生前一人独有之时缩减了很多。

但是，如果分家安排得当，均分也并不一定会削弱家族资本（财富）的积累，均分也可以产生正面积极的竞争力量，企业也不一定会落入外人手中，关键是能否建立机制，防止家族失去对企业的掌控与驾驭。而对于这方面的机制，自然须有周全的未雨绸缪。

余东旋则明显忽略了机制，没有作出相应安排。

一般来说，具敏锐触角的企业家，必然会想到企业控股权的问题，所以必会在分家析产的同时，为子孙后代设立防止企业控股权落入外人之手的机制，例如在信托或遗嘱中严格规定家族成员的控股权，如果想出售套现，须按市价（股价）或某些标准，出售给家族成员，或是在家族成员不愿承接买入，或是没有反对之下，才可售与外人。

由于余东旋只看到诸子均分的一面，强调公平原则，没有想到相关机制的另一面——需要采取不同方法力求子孙后代同心一德、团结与合作，所以没有在生前或遗嘱信托中作出相关安排。加上余家后代之间各自成长与生活，感情淡薄，关系疏离而互不信任，于是很容易让外人有机可乘，从中分化离间以及诱之以利，令不少家族成员持有的物业及企业控股权先后一点一点地转手外人。过程中其他家族成员全不知情，直至外人获得控股权以后公告天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但在那时实则为时已晚，失去家业已成定局。

（四）攻而乏守

由1898年正式接掌家族生意，到1932年成立余东旋有限公司的30多年间，余东旋采取的发展策略或投资之道，基本上说是攻而不守、以战养战，可以说是不断开疆辟土的过程。无论是采矿、橡胶种植、汇兑、银行等，生意和投资一项接一项，先后进入不同行业，并且十分幸运地躲过不少产业危机，令余氏商业王国迅速发展，在东南亚及大中华地区几乎无处不在，家族财富与名声因此节节上扬。

这是余仁生分布于1934年6月6日转发给余仁生新加坡总部的汇款凭信单。当年两地可以直接汇款。从前新加坡的“余仁生”店面划分为三个区，汇兑部、生药材批发部和药品零售部，其中汇款生意最为兴旺。

这套极为进取的经营与投资策略，自有其突出优势所在，并为家族的不断壮大作出很大贡献。但是，这又导致了未能让生意和投资深耕细作，令其稳固和扎根。尤其是余东旋未能将第三、四代家族成员安排到相关的生意中，让他们独当一面，全面掌握业务的发展与运作，结果就会很容易出现实权旁落的问题。

1932年后，余东旋虽然有了转攻为守的筹划与举措，并成立了余东旋有限公司，大举投资地产。但该公司在购入土地或物业后只着眼于 “收租”，甚少进行地产发展——兴建物业房屋以供出售。这样的投资或业务策略，无疑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在二战结束之后百废待兴，不同社会或经济体均在大兴土木之时，余氏的物业与地皮被地产开发商垂涎，成为余氏家族企业遭外人吞噬的“肥肉”。

正因余东旋生前犯下了以上四个重大错误，在他去世后，家业乃迅速滑落。诚然，以上这些错误，有些属于疏忽，有些则是思虑不周。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创业发迹的家长，因为没有解决好后代接班问题，导致其平生心血最后付诸流水，实在令人扼腕叹惜。

接班世代犯下的错误

余氏家族的迅速滑落，自然不能把所有问题推到余东旋一人身上，接班子孙们在不同层面同样犯下不少重大错误，并负有很多不能推卸的责任。我们可以将这些错误或责任扼要地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物质富裕环境下成长的后代缺乏吃苦和斗志

就像大多数巨富家族那样，余氏子孙后代的成长环境物质条件自然丰厚，极少会有贫穷困苦或失败逆境等磨练的机会，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对祖辈、父辈打下的江山心存感激，从而竭尽全力地保护或令其发扬光，而是等闲视之，觉得富裕生活是他们应得的。

值得注意的现实是，在物质条件富裕的环境下，下一代避免了为争取生活保障而奋斗、担忧等产生压力，所以很容易表现出不能吃苦、缺乏斗志的情况。（余东旋在新加坡的豪宅。）

所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家业生意也是如此。含着“金汤匙出生” 的余氏第三、四代，正是缺乏打拼奋斗的精神和斗志，只知坐享祖辈、父辈的成果，从而使家族和企业失去一股发奋向上的发展动力。

（二）私心太重激发内部斗争

由于余东旋诸子女是由不同妻妾所生，他们成长和生活的地方虽同在一个大宅中，逢年过节或会聚首一堂，但却很少深入地接触培养感情。而大家庭中容易争风吃醋和明争暗斗，乃至于出现利益计算等现象，他们往往在某些相处中触发矛盾，进而又激化了彼此间的猜忌和怨怼。当长大以后，自然容易出现为私利各打小盘算的问题，更难以共同进退、合作无间。

反映在经营家族企业等问题上，最为严重的，显然就是因为家族内部互信不足，私心太重，不能同仇敌忾、共抗外敌，容易受到外人的摆布、挑拨。而各房之间的彼此相争，自然会给予外人更大的可乘之机。余氏家族庞大家业的分崩离析，说到底，是因为内部不团结，出现分裂在先。

这是一张余东旋长子余经铸在出任利华银行董事经理时，有关两项支付账目的指示便笺，日期是1932年1月25日，其中一项是槟城赛马会的款项。由粤商集资，余东旋带领，创立于1920年的利华银行，专门接待粤籍顾客（员工必须能够说粤语）。银行虽然度过了大萧条和二战的艰难时期，但60年代末的几次严重挫折最终使得银行于1973年被大华银行收购。

（三）缺乏全局观与光宗耀祖的使命感

一个家族之所以能够团结和凝聚在一起，荣辱与共、同甘共苦，必然要有一股向心力和使命感，为整个家族谋福祉、争光荣，而光宗耀祖，则应该是这股力量的源泉。只有在这股力量的驱使下，打拼事业时才会不以一己私利为先，而是会首先考虑到整个家族。对应到余氏家族中，第三、第四代成员却甚少能从整个家族的福祉出发，反而更多地表现出只争自己一房的利益。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应是在下一代的成长过程中家长没有教导为家族打拼的观念之故。最能反映这种价值观念的行为，自然是传统社会所高度重视的慎终追远、感恩祖宗，以及孝顺父母、兄友弟恭等行为，余氏第三、四代成员在这方面似乎表现得极为淡薄，原因与他们自少深染洋风，且长期在欧美等地接受教育有关。

最能说明这种行为的例子，莫如清明时节到祖先坟前扫墓。（香港大埔余园内的余东旋墓，后来余东旋的父母和祖母的骸骨也迁葬这里。）

据说，即便是余东旋祖父余鹤松和那个被认为是家族得以发达的风水宝地，自进入二十世纪后，余氏的后人，就没有人回去扫墓拜祭过，连余东旋本人在富甲一方后也没有像祖父那样衣锦还乡，踏足祖先墓前半步（Sharp，2009）。

获取财产资源少时，余氏后代们就会滋生怨怼，但却没有太多子孙想到他们所享受的，乃祖辈辛劳打下的基业，既要念记感恩，给予保护，更要为其作出贡献，以免消耗殆尽。

（四）不以继承祖业为己任，宁可选择自己人生道路

或许是因为后代们从小在西方社会接受教育，养成了崇尚个人主义作风的缘故，或是物质条件丰裕下衣食无忧的缘故，很多第三、四代余氏家族成员对于接掌家族企业并不热衷。一来他们认为家族企业“古老迂腐”，没有现代气息，难有发展；二来他们认为在家族企业中工作吃力不讨好；三来则是他们认为做生意并非个人喜好，宁可选择从事专业、艺术、自我创业，或者加入外国大型跨国集团，甚至只愿意享受自己的生活，乐得逍遥，家族企业也因此变成不少家族成员的“畏途”，弃之如敝履。

余东旋第十二子余经纬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在1965年他和利孝和、邵逸夫及安子介等显赫商家，联手投得香港无线电视牌照，成立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余经纬出任总经理兼董事。

正因为这些原因，家族企业既不能吸引有才能、有抱负的家族成员为其出力，发展空间与动力因此明显减弱、放慢，连锁效应则是盈利下降、发展前景低迷，最后便落到了卖盘转手的境地，而不少家族成员并不会认为这种“出售祖业”的结局是不光彩的，也不认为可惜，反而因为可以卖得“较好”的价钱而暗暗叫好，让自己可以及早套现，摆脱家族，走自己的道路。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祖辈、父辈打下的江山，得益最大的应该是子孙后代，但如果他们自身看不到这个核心问题，将自身祸福与祖辈、父辈连成一体，自然难以从长远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这样的局面，后果自然应该由他们自己承担，外人除了觉得可惜，或者会有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之感叹，其他的则爱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