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漱渝：內山完造是日本間諜嗎，還魯迅承認？

內山完造（左一）、魯迅（右二）

一則造謠的微信

有一條微信在朋友圈裏瘋傳，着實嚇了我一跳。那標題是：《魯迅承認內山完造是日本間諜》。魯迅在哪裏“承認”過呢？作者從魯迅《僞自由書·後記》中援引了一段奇文：“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麼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已經成了‘公開的祕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作者據此立論：“魯迅的這段話表明，他對內山的間諜身份一清二楚。”如果沒有讀過魯迅原著的人，很可能就會被這位作者牽着鼻子走，但只要認真翻閱一下原著就會知曉，這段話節引自“白羽遐”的《內山書店小坐記》，刊登在1933年7月1日出版的《文藝座談》半月刊第1期。該刊有兩位主編：一位是專事創作低俗無聊“解放詞”的曾今可，另一位是以寫作三角戀愛小說聞名的張資平。魯迅從《文藝座談》雜誌中揪出這篇化名文章公開示衆，就是要讓天真厚道的讀者看看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是如何對左翼文壇進行誣衊陷害，並藉此預言：“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魯迅寫下這句名言是在1933年7月20日，不料80多年之後，仍有人襲用這種“老譜”。魯迅的上述判斷再一次不幸而言中。

內山究竟是什麼人？

內山完造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開書店究竟有什麼背景？他跟魯迅究竟是什麼關係？

內山完造是一個商人，一個基督教式的人道主義者，晚年又跟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共鳴。因日語“內”的諧音爲“鄔其”，所以也被中國友人稱爲“鄔其山”。他1885年出生在日本岡山縣，父母生下四男三女，他是老大；因爲從小淘氣，高小四年級時輟學，在大阪一家洋綢緞批發商店當童工，這時年僅13歲；後來當過工人，店主的管家，報館的投遞員……在商店時不但要賣貨，還要燒水、做飯以及當家庭教師。內山揹着竹簍賣水果時，背上掛着一塊小黑板，上面寫着“獨立自尊”“清廉潔白”“不賺不義之財”“天才出於勤奮”等勵志的口號，每天變換一塊。27歲的內山完造在京都教會受洗禮，成爲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說：“這是我一生中革命的第一天。”信教之後內山想當一名傳教士，對此前的買賣生涯表示厭倦。一位叫牧野虎次的牧師問內山：“你爲什麼討厭做買賣呢？”內山如實回答：“做買賣就得撒謊，不撒謊就做不成買賣。”牧野說：“不撒謊也可以做買賣呀，你積累了這麼多年經驗，不發揮太可惜。”於是，牧野牧師介紹內山到大阪北濱一丁目的參天堂藥鋪當店員，藥鋪又派內山到上海去推銷一種“大學眼藥”。於是，後來成爲日本同志社大學校長的牧野虎次牧師就成爲了改變內山命運的一個人。1913年3月24日，內山一行五人乘“春日號”輪船來到上海，這時他28歲。

另一個改變內山命運的人叫井上美喜子。1914年底牧野牧師介紹他們相識，經過一年多的交往，兩人於1916年初結婚，然後一起來到上海，井上美喜子成了內山美喜子。1917年美喜子在上海魏盛裏（今四川北路1881弄）創辦了內山書店。由於經營業務擴展，內山書店於1929年遷移至施高塔路11號（今四川北路2048號），是坐北朝南的假三層樓房。底層爲店面，店堂北面的書架後設有漫談席。此後內山才辭去推銷工作，跟妻子共同經營書店。1930年在四川路鈴木洋行（今四川北路215號）還開設了一家內山書店支店。內山完造辭去推銷藥品的商務，由賣“大學眼藥”到賣各類書籍，由經營《聖經》爲主轉而以出售社會科學類的日文圖書爲主，僅《馬恩全集》就出售了350套，近代日本文學的中譯本830種。內山書店成爲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橋樑，從1917年開辦，到1947年停業，整整經營了30年。

魯迅跟內山的交往

魯迅跟內山完造的交往主要有七個方面：

一、買書和售書。據魯迅日記統計，在上海居住期間，魯迅去內山書店五百餘次，購書千種以上。1928年至1935年，魯迅每年購書多則2400餘元，少則600元，所購多爲日文書，又多從內山書店購得，其中有些是當局查禁的圖書，如《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讀本》《唯物史觀要約》。因爲內山書店享有治外法權，魯迅將被當局查禁的著作委託內山書店出售，併發行到國外。由現存兩張內山書店的賬單，可知1936年7月至11月這四個月，內山書店售出魯迅委託的書籍就多達18種，1600餘冊，其中《海上述林》（平裝本）售出312冊，《毀滅》售出208冊。

二、協助魯迅避難。爲了魯迅的安全，其寓所多爲內山完造精心安排。1930年，魯迅因參與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身處險境，多處覓房而不得，經內山完造介紹，魯迅於同年5月12日由景雲裏遷入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這是內山完造友人的一處空房。爲了魯迅安全，門口掛着內山完造的名片。1931年1月左翼作家柔石被捕，魯迅受到株連，在內山完造友人與田豐蕃經營的花園莊旅店避難39天。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魯迅北川公寓寓所遭槍擊，魯迅先後在內山書店、內山書店支店和大江南飯店避居了49天。1934年8月，內山書店職員周根康、張榮甫因參加進步組織被捕，爲了魯迅安全，內山完造安排魯迅在他的千愛裏三號寓所避居了25天。爲了在白色恐怖下保護藏書，經內山完造介紹，魯迅在上海溧陽路1359號租賃一處藏書室，門口掛着內山書店職員鐮田誠一的名牌。魯迅最後的寓所大陸新村9號也是用內山書店職員“周裕齋”的名義租賃的。除此之外，內山完造還曾掩護郭沫若、陶行知等著名文化界人士，並在“一·二八”戰爭期間營救過被日本陸戰隊抓捕的周建人及其家屬。

三、以內山書店爲聯絡點。內山書店位處租界，國民黨軍警不能進店抓人，至多隻能化裝成顧客入店偵察。爲安全起見，魯迅的上海居所並不公開，信件一律由內山書店轉交，跟友人相見也多約在書店。更爲祕密的會見，有時就安排在書店後門千愛裏的內山完造寓所，或書店附近的公啡咖啡店。魯迅幫助成仿吾跟地下黨組織接關係，跟北平學聯代表鄒魯風會見，都約在內山書店。方誌敏烈士的獄中遺稿也是通過內山書店轉交魯迅，再轉給黨組織。郭沫若亡命日本十年，在中國辦事一般都委託內山書店，地下黨和共青團組織也曾利用內山書店爲聯絡點。由於內山完造的進步傾向，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曾懷疑內山是CP（共產黨），有人還散佈內山是“中國間諜”的謠言。

四、參加內山書店漫談會。“漫談會”是內山完造聯繫中日文化界人士的一種形式，大約創立於1922年，開始形式極爲簡單，即店主面南向北坐在書架一端，座位旁一隻圓桌，幾把椅子，冬天有一個取暖的炭火盤。漫談會沒有準確的時間和固定的議程，參加者陸續到來，漫談者由少而多。中日兩國戲劇工作者聊得起興時，甚至徹夜不眠。現存1930年8月6日漫談會部分成員在上海功德林餐廳雅聚的照片，18人中就有魯迅、郁達夫、歐陽予倩、田漢等。

五、舉辦畫展。魯迅是中國新興木刻之父。內山完造認爲，魯迅倡導的木刻運動很有價值，既能引進外國優秀作品，又能振興中國傳統木刻，所以予以大力支持。1930年10月，魯迅與內山完造合作舉辦了“世界版畫展覽會”，1933年10月合作舉辦了“現代木刻版畫展覽會”，1933年12月合作舉辦了“俄法書籍插畫展覽會”。魯迅有時自己裝框，編寫中、英、日三國文字的目錄，內山完造則負責印刷宣傳品，聯繫場地，組織觀衆。每次展出觀衆都有四五百人，這些活動普及了版畫藝術，爲中國木刻青年提供了藝術滋養。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班”的講師內山嘉吉就是內山完造的弟弟。魯迅編選的《引玉集》，由內山完造聯繫日本洪洋社印刷出版。

六、公益活動。魯迅跟內山完造協作從事的公益活動主要是“施茶”，對此內山完造在《活中國的姿態》中有一段描寫。內山說，當時上海公共租界關心動物，如在道旁設水槽供拉馬車的馬飲水用，又成立動物保護會保護雞鴨，但對窮苦人卻缺乏愛心。“在百十三度的炎熱裏，柏油的馬路燙得起泡破碎了。不論飛馳的汽車，人力車，小車子，乃至於緩步的人的足印，都像惡魔之爪一樣，黏黏地貼着在黑黑的柏油路面上了。半裸體的勞動者的身體上汗油直流，用出平生二倍三倍的氣力來拉着，渴得連聲音都發不出來。”出於對人力車伕的關愛，內山完造在書店門口放了一個洋鐵的茶筒，先投入一大袋茶葉，再從上海弄堂的“老虎竈”買來開水沏上。這時，口渴的人力車伕已經拿着竹勺子等候，由一人而多人，陽光越烈飲茶人越多，一桶茶很快就喝光了。最高記錄，是一天能喝掉三石三鬥茶。魯迅1935年5月9日記有如下記載：“以茶葉一囊交內山君，爲施茶之用。”“一囊”，有時是一二十斤。“施茶”是一種善舉，但內山完造也從中發現了中國人的美德：他常常在喝完的茶桶的桶底發現一二個銅子，知道這些銅子是人力車伕被打被踢掙來的血汗錢。這些飢渴的勞動者不願不付代價地接受施茶者的恩惠，內山完造不禁爲之折服。

七、文字之交。內山完造是一位隨筆作家，50歲那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隨筆集《活中國的姿態》。魯迅在序中指出：“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於中國，到各處去旅行，接觸了各階級的人們的，所以來寫這樣的漫文，我以爲實在是適當的人物。事實勝於雄辯，這些漫文，不是的確放着一種異彩嗎？”除開此書，內山完造還出版過《中國的民情習俗》《上海漫語》《上海風語》《上海霖語》《上海汗語》《上海夜話》《上海·下海》《花甲錄》等隨筆集。據內山完造回憶，魯迅曾以老朋友的身份提出意見：“老闆，你的漫談太偏於寫中國的優點了，那是不行的，那樣，不但會滋長中國人的自負的根性，還要使革命後退，所以是不行的，老闆哪，我反對。”據說內山完造還留下了一部《親書日記》，留存在上海，但至今下落不明。

因爲《活中國的姿態》出版，魯迅還題贈了一首五言律詩給內山完造：

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

有病不求藥，無聊纔讀書；

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

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

詩的後四句是對中國軍閥殺戮民衆的深刻揭露。這些軍閥誦經拜佛，卻殺人如麻。正如魯迅這一時期題贈日本鈴木大拙詩中所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經，立地殺人。”

魯迅安葬時，內山完造發表了著名的墓前講話。他說：“魯迅先生的偉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給予日本人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一言以蔽之，先生是個預言家。先生說過：道路並不是原初就有的，一個人走過去，兩個人走過去，三個人、五個人，越來越多的人走過以後，纔有了道路。當我想到在一望無垠的荒野中孑然獨行，而且留下鮮明足跡的先生的時候，我覺得，不能再讓先生的足跡被荊棘所掩蓋。”內山完造的講話受到聽衆的讚美，因爲以前還沒有一個面對5000名中國聽衆講演的日本人。

幾個疑點

許廣平、周海嬰母子在肯定魯迅跟內山完造友誼的前提下，對內山完造的某些言行也曾有過懷疑。許廣平著《魯迅回憶錄》（手稿本）中有《內山完造先生》一章，其中談及了幾點：

一、1932年“一·二八”上海戰事發生之後內山書店的“日本店員加入了在鄉軍人團做警衛工作，店內不斷燒飯製成飯糰供應門外守衛的軍人進食”。

二、內山完造曾介紹日本右翼文人野口米次郎跟魯迅會見。野口狂妄提出“中國不是也可以請日本幫忙管理軍事政治”這一挑釁性問題，受到魯迅的嚴詞批駁。

三、上海淪陷之後，許廣平曾被日本憲兵隊拘留76天，後經內山完造作保後之後方獲釋，但此後內山完造曾通知許廣平到虹口“六三花園”喝茶，其實是參加一個招待文化界漢奸的茶話會。會議經費是從汪僞政權提供的一筆文化獎金中開銷。這使許廣平感到受騙之後的氣惱。

上面談及的第一件事，公開發表的《魯迅回憶錄》中刪掉了。這其實沒有必要。許廣平說得對：“內山既是商人，雖身在中國，其一切行動態度還是聽命於日本當局，否則以‘非國民’三字來加罪於他，這一點魯迅亦深懂得的。”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向日本商店派飯派活，作爲日本國民誰敢不執行。第二件事說明了內山完造社會關係的複雜。對於一個商人也不是不可理解。魯迅就坦陳自己的社會關係複雜，但社會關係僅只是關係，跟個人言行並不能劃等號。第三件事在正式發表的《魯迅回憶錄》中也刪掉了。許廣平當年將這件事如實寫出來，也是想對自己在淪陷時期的活動作一客觀說明。2009年，周海嬰寫了一篇《內山完造與魯迅的友誼》，紀念內山完造逝世50週年。文中重提了“六三花園”茶會這件舊事。他的解釋是：“估計內山也是遵照上面什麼意圖，通知母親去，母親也到了，證明沒有離開上海，算是給了擔保人面子。內山完造沒有提出什麼希望或者任何暗示。”。周海嬰的“估計”是合情合理的。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內山完造在日本侵華期間就絕對沒有違心地做過任何一件錯事，只是說明他跟軍國主義分子還存在本質的區別。

晚年爲中日友好獻身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日本領事館要求日本僑民撤回日本，內山完造乘民團的避難船回到故鄉；1937年8月30日被京都府的特務課拘押了四天三夜，因爲他寫過客觀介紹中國的著作而受到警誡；同年9月又在東京受到警視廳審訊，罪名是窩藏郭沫若、幫助日共黨員鹿地亙，又被關押了三天，隨身財物全被沒收。1938年內山完造重回闊別了十個月的上海，仍經常受到日本軍部的訓斥，但內山完造反戰的立場並未改變。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上海的日本商店全部查封，內山書店於當年10月13日被封閉，所存書籍作爲敵僞財產被國民黨當局接收。內山完造被視爲陰謀推翻國民政府的三十三人集團首領，於1947年12月8日被遣返回日本，時年62歲。他深感自己成爲了軍國主義的犧牲品，增進中日文化交流的理想因之破滅。

內山完造歸國之後，長期致力於中日兩國民衆的友好交流活動。從1948年開始，他用17個月的時間進行以“中國漫談旅行”爲題的講演活動，講演超過800次。1950年，他參與發起日中友好協會，被推舉爲理事長。以李德全、廖承志爲團長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以郭沫若爲團長的中國科學院訪日學術考察團，以許廣平爲團長的“世界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中國代表團，都是由內山完造親自接待或全程陪同。他還參與了一系列宣傳魯迅、研究魯迅的活動，如在日本成立“魯迅先生書簡收集委員會”，到中國參加紀念魯迅逝世20週年的活動。1956年11月19日，內山完造到上海魯迅紀念館參觀並題詞：“以偉大的魯迅先生爲友人的我是世界上最光榮的人。”

1959年6月，內山完造患肺結核。中國人民對外友協拍電報邀他到北京療養，並參加建國十週年慶祝活動。9月19日，內山完造經香港、廣州飛抵北京，不幸因腦溢血於9月20日逝世。中方成立了以廖承志爲首的治喪委員會。22日在北京東郊殯儀館隆重舉行了追悼會。陽翰笙起草的悼詞肯定內山完造在增進中日友好方面幫助我們做了一些工作，廖承志斷然將“一些”改爲了“許多”。

根據內山完造的遺願，他的骨灰跟夫人美喜子的骨灰合葬於上海萬國公墓（今宋慶齡陵園）。墓碑前的銘文由夏丏尊題寫，上書“以書肆爲津樑，期文化之交互，生爲中華友，歿作中華土，吁嗟乎，如此夫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