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女性地位极低，大多时候都是男人的附属品，甚至被当做礼物送来送去，清朝时大兴文字狱，控制人们思想，同时也加大了对女性的约束，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强调女子贞德，严禁女子私通，一旦被发现会遭到酷刑惩罚。

男人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要求妇女必须“从一而终”，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出女子应该有的美德，即便丈夫去世以后，也不能随意改嫁，必须守住夫妻名分，将女性名节看的极其重要，朝廷颁发条令规定守活寡长达15年以上的妇女会光荣的获得一个贞节牌坊，到时候整个乡里都来瞻仰庆祝，无疑是给寡妇戴上了看不见的道德枷锁。

古代对守寡妇女约束极大，却没有给她们应有的生活保障，失去男人以后不能与其余人有过多来往，也不能从事社会生产，只能呆在家中，既要赡养老人，还要抚养子女，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凄苦，很多时候根本维持不下去。

如果是富裕人家失去丈夫还能维持生计，对于下层百姓来说，寡妇为了生存下去，只能另寻出路，清朝虽然没有从法律上强制寡妇不得改嫁，但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从道义上要求寡妇守节。

甚至增加改嫁难度，《大清律例》规定：“人夫亡……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从中就能看出，男人死后女子要想改嫁只能带走自己的婚前财产，也就是所谓的嫁妆，丈夫家中的财产一律不得带走，其次女子一旦嫁人后，就从属于夫家，想要改嫁必须得到夫家许可，并由夫家家主主婚。

整个社会都对改嫁持敌视态度，再嫁寡妇不得从正门出入，平时必须待在家中，只能“至家墙乞路，跣足蒙头”，完全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丈夫死了以后，即便如何年轻也不会轻易改嫁他人，据说湖南曾有位年轻女子，按照惯例在丈夫死后必须守寡一年，不过这名女子不甘心年华白白逝去，就想着改嫁，转头一想婆家肯定会阻拦，即便自己再嫁，将来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为此女子特地找来一名状师寻求帮助，希望自己能从婆家带走一点好处，状师在当地非常有名，得知女子来意之后，保证自己能帮她解决问题，只不过状师狮子大开口，要从中拿走大笔费用，女子为了以后的生活，决定答应开出的条件。

事情谈妥以后，状师为女子写好了一份诉状，呈交给当地知县，知县看过以后觉得合情合理，表明如果家中女子守活寡，势必会面临“翁无姑”，“叔无妻”的尴尬处境，到时候难免会造成“守节”变“失节”，因此以后改嫁远离夫家男子，才能避免“失节”。

古代读书人别的不懂，偏偏会讲歪道理，原本是女子想要改嫁，在状师手中却变成了无奈之举，再这种情况下，知县只能宣判女子改嫁，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少数。

不只平民百姓如此，一些王公贵族也不例外，清朝最后一位公主，晚清名臣恭亲王奕訢长女荣寿固伦就是如此，咸丰死后，恭亲王拥护慈禧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为了表示对恭亲王的信任，慈禧亲自为荣寿固伦公主挑选驸马，满清贵族子弟中挑来挑去只有富察志端的条件能达到慈禧的要求。

于是就把公主嫁给富察志端，结婚6年以后，富察志端一命呜呼，年纪轻轻地公主就这样沦落到守活寡的地步，实际上这6年当中，两人并没有夫妻之实，成为寡妇以后，公主也没有在动过心思，慈禧十分可怜她，再次把她接进宫里，公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处理政事得心应手，很快就成了慈禧身边的红人，慈禧生活异常奢靡，只有荣寿固伦敢于指出慈禧的过错，

当然因为身份原因，荣寿固伦公主不能改嫁，直到去世足足守寡54年。

实际上先秦时期，官方并没有禁止和限制寡妇改嫁，“从一而终”的观念并没有形成，改嫁也不少见，秦汉以后同是如此，改嫁寡妇并不会受到社会歧视，唐朝时期民风开放，改嫁也不是难事，宋朝流行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里针对的主要是男子，表明男子气节看的比生命更加重要，不过后来被误解为强制女性守节。

南宋以后，在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下，贞节观念开始备受重视，元朝时为了巩固军队战斗力，下令规定士兵妻子不能再嫁，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要求，

明清时期思想控制更加严重，朱元璋曾下令，凡是寡妇没有改嫁就能免除徭役赋税，同时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还能获得朝廷颁发的贞节牌坊，这种做法给予了寡妇一定经济支持，同时也满足了文人的精神需求，清朝时期更是有人提出“烈女不更二夫”的口号，号召全社会鼓励妇女守节行为，间接助长了社会守寡风气。

但鼓励是一回事，能够照办的还是少数，朱元璋下达命令后，也就是小城市的女人比较保守，大城市的女人往往不受此等规矩束缚，照样找人写状子，给人些银钱，自谋出路了。

不过寡妇改嫁存在客观必要性，法令也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因此改嫁行为从未间断，改嫁原因有许多，很多时候条件差的大龄男子找不到适婚对象，只有寡妇肯下嫁，再就是有人从实际出发，认为寡妇持家有道，善于处理琐事。

这就造成了一种极端现象，一方面社会抵制寡妇改嫁，另一方面寡妇改嫁的现象屡见不鲜，总归无论是哪种情况，受苦的都是可怜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