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江阴市公园路188号的鹅鼻咀公园内，留有江阴黄山炮台遗址，现尚存12座水泥炮台，组成一组完整的要塞炮台群。

1948年国民党在江阴要塞设立黄山炮台，隶属于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为国民党江防要塞的主炮兵阵地，是长江江防第一线。黄山所处的江面最狭处只有2300米，当时炮台配备的克虏伯15公分野战重榴弹炮射程达到15公里，国民党军队自恃可以用大小火炮封锁长江阻止解放军过江。

在江阴要塞战事陈列馆展出的文物史料中可以看到，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国民党的江阴要塞及总炮台七千官兵发动起义，调转炮口射向国民党军队，为渡江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其中驻守第六中台的中台长吴钟祺率部下百余人也毅然参加了起义，但是不为人广知的是，第六中台的起义行动是与农工党所进行的策反工作分不开的。

第六中台中台长吴钟祺

第六中台中台长吴钟祺生于1924年，安徽铜城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8期炮兵科。其父吴子培是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青年时代在安徽桐城县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副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子培于1946年到南京找到章伯钧，谈到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要求参加反蒋民主活动。此后章伯钧交代儿子章师明发展吴子培参加了农工党地下组织，并由农工党华东局委派为农工党皖南地区特派员，负责在屯溪一带的农工党地下活动，接受章师明的具体领导。

1948年冬天吴子培与章师明谈到，他的儿子吴钟祺现在国民党江阴要塞黄山炮兵总台第六中台任上尉台长。吴老先生说：“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节节胜利，天快要亮了，蒋介石的反动王朝即将彻底完蛋了。我的儿子还很年轻，我不想让他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你可要为我的孩子在政治上找一个出路啊！你能不能介绍他加入农工党，参加革命活动。我的儿子是炮兵台长，将来解放大军打过长江时，他可以率部起义投靠人民。”章师明当时有点犹豫，不敢贸然表态。因为吴钟祺是国民党现役军人，才二十几岁就当上了上尉台长，政治思想到底如何，摸不着底。因此推脱说：“你的孩子不在南京地区，我们不好联系，以后有机会再讲吧。”吴子培觉察到章师明有所顾虑，便急切地说：“你放心好了，我和你父亲是中学同学，我不会坑害你的，我的儿子对我很孝顺，是听我的话的，在我未找你之前，我们父子俩已经谈过了，吴钟祺是想投靠人民，争取有个光明的前途的。”章师明听他讲得很诚恳，就答应可以考虑向农工党地下组织反映，并要他将儿子在江阴的地址写下，还对他说：“以后的事你可以不管了，如农工党组织同意，由我们派人去江阴要塞和吴钟祺联系，你可以立即写信告诉他说，不久南京的章师明可能要介绍一个朋友去江阴拜访他。”

抗战胜利第二年，吴钟祺由国民党部队江宁要塞重炮营调至江阴要塞重炮营二连任上尉连副，主要任务是防范解放军渡江，并掩护长江下游第二舰队楚同号主力舰等几艘军舰在沿江一带游弋，严密监视长江对面四圩至八圩港等江北大小河汊解放军舰船出港。1948年江阴成立黄山炮台，吴钟祺调任中台长，驻守黄山炮兵总台第六中台阵地，拥有重炮和一百多名官兵。

吴钟祺参加农工民主党

当时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长江。章师明想如能争取到吴钟祺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调转炮口轰击江南国民党军队桥头堡阵地，掩护解放军过长江，对人民解放事业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即将情况向农工党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倪伟思作了汇报。倪伟思听后认为这一情况很重要，马上向设在上海的农工党华东局进行汇报，请示如何开展策反工作，并建议派人去江阴与吴钟祺接头。

1948年9月农工党中央在香港举行扩大会议，会议决议提出“本党应加紧团结南京统治区的农工平民大众与解放军并肩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按照决议精神，农工党为配合解放战争，加速胜利的进程，开始了在中共领导下的新的军事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东南，尤其是沿海各省，借以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关系，策反蒋军起义。农工党华东局非常重视南京市委的情况汇报，认为这是一个配合解放军渡江的有利机会，必须抓紧进行对吴钟祺的争取工作，决定由农工党华东局委员、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虞键负责这一工作。虞键经过考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的农工党地下党员范之超，派他前往江阴与吴钟祺进行联系。

范之超是黄埔军校第16期毕业生，与时任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的彭明抗战时期在福建相识。当时他是青年军209师一名连长，彭明在该师639团俱乐部担任总干事，已加入农工党的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他们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在思想上有共同语言，经常谈论国家大事，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腐败现象深感不满。日寇投降后，彭明被编余回到上海，与农工党组织接上关系，投入反蒋地下斗争，范之超则随部队调驻北平，他们时常通信联系。在彭明心中一直认为范之超是个爱国军人，可以争取到革命队伍来。他把这个想法向虞键提出后，虞键一口赞成，要彭明写信，规劝范之超脱离反动军队，来上海一起参加反蒋革命斗争。范之超收到信后，立即辞去军队官职，携带家属来到上海，经虞键与华东局委员万芸商量，将其家属安置在国民党军联勤总部被服厂医务室担任医生，范之超则从事农工党的地下活动。这次要去江阴做吴钟祺的策反工作，虞键自然想到了同是黄埔军校出身的范之超了。

范之超和吴钟祺本不相识，只是听虞键介绍说，此人是军校炮科毕业，其父同章伯钧有点私交，仅此而已，至于吴的为人、思想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他去联系的身份证明，是章师明同志从南京专程送来的一封介绍信和吴父吴子培的亲笔信，所负的使命是要争取吴钟祺在解放军渡江时不要开炮。

1948年冬末范之超前往江阴，为了便于通过封锁线，除了全副军人装束，还携有青年军202师的通行证，所以一路平安，进入要塞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范之超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少校参谋和军校16期同学周炎的身份到吴钟祺母亲住所江阴城内南街十三号，因有章师明和吴子培将军亲笔信，吴钟祺的母亲十分热情留住，并随即打电话到黄山炮台第六中台，告诉吴钟祺有同学来看他，要他即来。吴钟祺随即遵命下山在母亲处同范之超见面。

虽有介绍信，但陌生之感使双方都不免有点紧张和拘谨，好在范之超去的任务是一般联系、适当争取，话题可以由他选择。第一次联系他只和吴钟祺交了朋友，拉上前后同学关系，同时认识了他的母亲，一点没有谈到正题，但也不虚此行，为以后的联系铺平了道路。范之超在那里住了一宿，第二日凌晨吴钟祺亲送他去无锡转乘火车返沪。范之超到上海向虞键作了汇报，虞键对他平安无事地归来感到很高兴。

过了些日子，范之超第二次去江阴联系，这次去的目的是发展吴钟祺参加农工民主党。虞键要范之超带去一份党员登记表，虽然有点风险，但由于对沿途驻军情况已有所了解，倒也不感到紧张。这次和吴钟祺见面，因为是熟人了，自然谈得深一些，热络一些，内容不外是蒋政权的腐败无能、污浊、黑暗……不值得为他卖命，应该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等等。范之超见吴钟祺反应很好，就直言不讳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吴钟祺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当晚就在母亲处写了自传，填就经父亲和章师明同志为介绍人的农工党入党志愿书。当晚吴钟祺没有上山，与范之超促膝长谈，范之超谈了很多对形势的见解，吴钟祺深受感化。范之超回上海时，把吴钟祺写的材料包在油纸里，放在拎包下面，又买了几斤活虾装在上面做掩盖，一路平安无事。

第六中台全台官兵投向人民

不久，农工党告诉吴钟祺：“章师明同志已同意介绍你加入农工党，农工党组织已批准，由上海农工党组织与你单线联系，并要你很好隐蔽下来，在国民党官兵中进行工作，待解放军过江时率部起义，为人民立功。”

吴钟祺所在部队在抗战中曾和共产党部队同生死共患难，兄弟情谊深厚，大多数官兵其实根本就不愿打内战，不愿互相残杀。当时他的部下很多是江阴、常州一带的学生，更是和他一样希望投向光明。在农工党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吴钟祺在下属中进行了潜移默化的因势利导工作。

1949年4月21日黎明，百万雄师过大江，向江南挺进，在大军渡江战役中中共江阴要塞地下党组织了炮台起义，吴钟祺率第六中台全台官兵以“上海部队”番号随黄山炮兵总台起义，投向了人民，为人民立了功。

解放后吴钟祺同志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照顾。他曾任南京市政协委员、民革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黄埔军校南京同学会会长。他今年86岁，身体尚健，几个孩子都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一家人过得美满幸福。但是直至2004年始知最初与他联系的农工党同志周炎是化名，他的真实名字是范之超，于是提笔写了一封感情深厚的信，信中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对学长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做的教化工作深表感激之情。

范之超在回上海向虞键同志作了汇报后就没有再同这位“朋友”联系过，只听说他在关键时刻起义了，解放后到军政大学去学习了。范之超同志解放初曾在农工党上海市委机关宣传处工作，后因病辞职从事俄文翻译工作，现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策反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的工作主要是由中共地下党进行的，但是还是得到很多方面力量的配合，才会如此顺利地取得成功，其中农工党组织不惜牺牲作了大量的工作，在整个策反工作中是功不可没的。（作者系农工党上海市委会研究室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