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掠影系列之（九）——曲江池、芙蓉园

连续两期内容讲了骊山宫殿群和华清池，还追忆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太极宫、大明宫。这一期我再带大家一起去游览曾经的皇家离宫，今天的百姓乐园曲江池、芙蓉园。

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曲江池、芙蓉园坐落在西安的什麽地方呢？远不远呢？距离不算远，之前我介绍过大雁塔、小雁塔，您要是去了大小雁塔观瞻了实际上就已经快到曲江池、芙蓉园了。它们就坐落在今天的西安市雁塔区，曾经的长安城东南角，曲池坊之畔，就是下图我用红圈标出的位置。下面我就给各位读者详细介绍。

曲江池

唐代长安城曲江池位置图

八水绕长安

史称：“曲江池，兴于秦汉，盛于隋唐。”跨越千年，古代是中国皇家亲水园林经典之作，现在是百姓休闲放松之地。自古就曾有“八水绕长安”的美誉，当时的长安城附近河流环绕，土地肥沃湿地众多。

秦代的曲江，由渭河支流浐河在这里汇集而成，是一片巍然壮观的天然池沼，称为隑(qi)洲，现在我们称之为——湿地，湿地可以涵养水土、保持地下水位，所以有着“地球之肾”的美誉。秦代这里每到春季一派生机勃勃，水面波光粼粼，河边碧草茵茵，垂柳盈岸，天空水鸟翔集，宛若江南春景。就好似《岳阳楼记》里面的场景：“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所以当时这里叫宜春江，秦始皇时期就建有著名的离宫——宜春宫。

汉武帝时因其水波浩渺，池岸曲折，“形似广陵（古代扬州）之江”，改名“曲江”。正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从秦汉以来皇家一直就没有中断过曲江之畔离宫别院的建设，这里一直作为皇家一处“亲水”行宫而备受重视。隋初大规模修建大兴城，因为渭河北岸地域狭窄，因此都城整体南移，在渭河以南的开阔地区兴建新都城，曲江被纳入城廓之中。开皇3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正式迁入新都。隋文帝感觉曲江的名字寓意不好，史载：“上恶其曲，实为不吉，遂拟更曲江为芙蓉，命遍植芙蓉（荷花）。”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隋炀帝杨坚感觉曲字的含义不好，带有曲折、不正、不公之意。作为新王朝切不可有此不祥之意，因此经过思考决定更名为芙蓉池，同时下令有关机构整治芙蓉池，同时在池中多栽种荷花，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芙蓉池景观。经过隋初的一番大规模整治改造，曲江以崭新的皇家亲水园林的身份步入辉煌，而且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芙蓉池。芙蓉池与首都大兴城紧密相连，其池下游流入城内，是城东南各坊用水来源之一，同时，它还保证着长安城东部各家水井的地下水水位。

唐初仍改回了曲江池的名字。唐代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国力强盛，国库充盈，因此开始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大规模修缮曲江池和芙蓉园，凿黄渠，辟御苑，筑夹城，修新开门，经过大规模修缮曲江池成为水域千亩、名冠京兆的游赏胜地。而“曲江流饮”、“雁塔题名”、“杏园宴”、“探花郎”等典故传说，更使曲江池声名远播，文脉流长。

现在的曲江池全池水面约0.7平方公里。在唐代这里的水面要大好几倍，大约有4-5平方公里之巨，池形曲折，南北长，东西窄，因地制宜种植植被、构建宫室，因此整体建筑格局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极为自然和谐。唐代曲江两岸，宫殿连绵，楼阁起伏，垂柳如云，花色人影，景色绮丽。皇家在曲江池畔建设了离宫别院，达官显贵也竞相在附近建设别业，来迎合皇帝。唐代官员俸禄较为丰厚，因此建造别业压力不大，就当是一处夏季度假别墅。史载：唐中宗、睿宗至玄宗时期，皇帝还经常赐给大臣钱钞，鼓励他们在曲江周围兴建别业。盛极转衰，安史之乱后由于乱兵劫掠，曲江两岸的建筑物大半被毁，只在唐大和九年对紫云楼和彩霞亭稍作维修。唐末及以后的战乱，曲江池因战乱离宫被毁，园林盛景几无所存。而失去了疏浚整治，失去了上游水系，再加上连年拥堵瘀塞，曲江池水也逐渐干涸，但是因为这里土地肥沃，后逐渐被开垦为菜圃、农田。昔日碧波荡漾、柳绿花红的大唐芙蓉园，如今留下来的仅仅是起伏的堤岸，逶迤的渠道。

芙蓉园

唐代玄宗皇帝对曲江池芙蓉园皇家建筑贡献最大，他当时主持兴建了紫云楼、彩霞亭、临水亭、水殿、山楼、蓬莱山、凉堂等建筑，并建了从大明宫（东内）途经兴庆宫（南内，玄宗潜邸）直达芙蓉园的夹城道（长7960米，宽50米）经过唐玄宗的扩建，芙蓉园内宫殿连绵，楼亭起伏，曲江的园林建筑达到最高峰。当时在曲江池附近，以皇家的芙蓉园为核心形成了长安城著名的游览度假胜地。各类围绕曲江池的文化活动也趋于高潮。盛唐时期，贵族仕女，车马侍从，樽壶酒浆，笙歌画船，悠游宴乐于曲江。新中的进土，在考场及第之后，也每每成群结伴，到曲江大摆筵席，饮酒作乐，所谓“曲江流饮”，被称为“长安八景”之一。此外，在每年的“上巳”(三月初三)和“中元” (七月十五日)两个节日，唐朝的贵族们还要在这里举行集会饮宴，一般居民也由四方赶来看热闹，形成一年两度的盛会。在唐代围绕着芙蓉园留下了许多典故逸事。

1、苏颋(tǐng)有才

玄宗皇帝芙蓉园游宴时，对景赋诗成为时尚，大臣每有好诗不仅可以得马上到皇上的嘉奖，同僚的羡慕，而且诗作马上就会传遍长安朝野，变得妇孺皆知。《开元天宝遗事·天宝下》记载这样一件趣事：“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故学士苏颋《应制》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帝览之嘉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时人荣之。”这是说学士苏颋随玄宗皇帝春游芙蓉园，在紫云楼观赏万民游曲江盛景，但见尘埃轻飘与烟水红花相映，结成红雾，游人幄帐成片，彩绸飘扬无边无际直接青云。于是，用诗作表现了出来，深得上皇之心，得到了玄宗亲自簪花的荣宠和丰厚的嘉赏。这位苏颋何许人呢？

苏颋是初盛唐之交时著名文士、政治家，与燕国公、中书令张说(yue)和唐代名相姚崇、宋璟齐名。苏颋自幼聪明过人，能一目数十行，过目不忘，后考中进士，授为乌程县尉，又被举为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军，累迁至监察御史。702年（长安二年），年仅32岁的苏颋奉命复核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所捏造的冤案，逐一详查。苏颋坚持原则、公正不阿，为大批官员平反昭雪，为负冤者洗脱冤屈。因此当时口碑极佳。713年（开元元年），苏颋就任工部侍郎。时隔不久，唐玄宗就问中书令姚崇道：“我朝有从工部侍郎直接升任中书侍郎的先例吗？” 姚崇答道：“陛下任用贤能，何必计较其资历呢？”唐玄宗遂越级任命苏颋为中书侍郎、知制诰，又让他袭爵许国公。足见玄宗对于苏颋工作能力的赏识。716年（开元四年），苏颋再升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成为副宰相参与军国大事，并与侍中宋璟一同执政。宋璟为人刚正，对很多政务断然裁决，苏颋则顺从其美，倾力协助宋璟。在皇帝面前奏事时，宋璟若有没想到或一时答不上来的，苏颋就会马上上前协助代奏，并且深入分析利弊。719年（开元七年），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去世，其子王守一上奏请求援用窦孝谌（唐睿宗窦皇后父亲）的先例，修筑五丈一尺高的坟墓。唐玄宗已经批复同意，但苏颋极力反对，据理力争：“根据礼制，一品官墓高一丈九尺，陪葬皇陵者也只是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的坟墓，已经在朝野受到指责，只是当时无人敢向皇帝当面指出它的过失。现在怎能重犯这样的错误！臣等对此再三劝谏，不是为了个人沽名钓誉，只是欲成就皇后贤德美名，以免逝者死后不安。”听了苏颋的意见唐玄宗大悦，驳回王守一奏请，赏苏颋绢帛四百匹。苏颋与姚崇、宋璟、张说一起都是唐玄宗执政前期依仗的不可多得的能臣、铮臣。

2、探花郎

唐代的探花郎并不专指科举殿试的“第三名”。

唐代规矩每一科春季取试，进士及第后皇帝都会组织隆重的庆典。活动之一便是在曲江池的杏花园举行探花宴。事先由大家公推、皇帝确定同榜进士中最年轻且英俊的两人为探花使。遍游曲江名园，沿途采摘鲜花。然后在琼林苑赋诗，并用鲜花迎接状元。在杏花园举行盛大宴会，皇帝亲自到场主持，新科进士当场对景赋诗，皇帝当场点评并对新科进士挨个勉励，并赐酒和各种赏赐，场面十分壮观。这项活动一直延续到唐末。唐人李淖在《秦中岁时记》中写道：“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花，二使者被罚。”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也记载：“进士及第后，依例期集一月，共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由此可见“探花”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最初是指及第庆典活动中的两位年轻进士。所以说，当时所谓“探花郎”，主要含义并不是专指殿试的第三名。例如：唐晚期仍沿袭着从进士中挑选年轻俊美、风度翩翩的新科进士为沿街探花郎的传统。翁承赞是即昭宗乾宁三年（896年）进士第四人，被选为“探花使”。他在《擢探花使三首》诗中写道：“洪崖差遣探花来，检点芳丛饮数杯。深紫浓香三百朵，明朝为我一时开。”“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詑衣惹得牡丹香。”流露出了自己当选探花郎的喜悦心情。

3、樱桃宴

王维《敕赐百官樱桃》诗曰：“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兰。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归鞍竞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据考，此诗写于天宝十一年（752年），曲江樱桃宴在唐代依例于每年的四月初一日举行，樱桃是皇帝禁苑中每年春季最先成熟的水果，因此每年皇帝都会在曲江芙蓉园大摆樱桃宴，酒宴过后皇帝会向所有参加宴会的嫔妃、官员赏赐御苑中新摘的樱桃。

“芙蓉园中樱桃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唐代诗人丘丹在回忆长安四月天时，就特别歌咏到这件事：“忆长安，四月时：南郊万乘旌旗。尝酙玉卮更献，含桃丝笼交驰。芳草落花无限，金张许史相随。”南郊即是指曲江芙蓉园。在四月初一这一天，皇帝率百官千骑，来南郊芙蓉园赐宴，盛满美酒的玉杯连续敬献，装有新鲜樱桃的丝笼不断送来。在这芳草铺地落英缤纷的时节，君臣尝新饮宴，令人难忘。可见当时的皇家游宴的盛景。

我们今天纵观大唐王朝的兴衰完全是一部“王朝周期率”的真实写照。开国之初高祖、太宗两代人驰骋纵横，为王朝的建立开疆辟土。又经历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为王朝的长久发展奠定基础。唐王朝刚刚步入兴盛繁荣最高统治层马上就快速腐化堕落，不思进取、贪图享乐，奢靡之风盛行，国家的灾祸瞬间降临，所以唐中期以后王朝或受制于藩镇、或受制于宦官一直处于风雨飘摇、苟延残喘的状态。《孟子·告子下》讲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一个国家如果内部没有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没有公正的法度，正直的大臣；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扰。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必然是奢靡与享乐风盛行，这是意志上的消亡。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消亡——“国恒亡”。因此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更重要的是以史为鉴，要牢固树立“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