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掠影系列之（九）——曲江池、芙蓉園

連續兩期內容講了驪山宮殿羣和華清池，還追憶了曾經輝煌一時的太極宮、大明宮。這一期我再帶大家一起去遊覽曾經的皇家離宮，今天的百姓樂園曲江池、芙蓉園。

大家可能要問了，這曲江池、芙蓉園坐落在西安的什麼地方呢？遠不遠呢？距離不算遠，之前我介紹過大雁塔、小雁塔，您要是去了大小雁塔觀瞻了實際上就已經快到曲江池、芙蓉園了。它們就坐落在今天的西安市雁塔區，曾經的長安城東南角，曲池坊之畔，就是下圖我用紅圈標出的位置。下面我就給各位讀者詳細介紹。

曲江池

唐代長安城曲江池位置圖

八水繞長安

史稱：“曲江池，興於秦漢，盛於隋唐。”跨越千年，古代是中國皇家親水園林經典之作，現在是百姓休閒放鬆之地。自古就曾有“八水繞長安”的美譽，當時的長安城附近河流環繞，土地肥沃溼地衆多。

秦代的曲江，由渭河支流滻河在這裏彙集而成，是一片巍然壯觀的天然池沼，稱爲隑(qi)洲，現在我們稱之爲——溼地，溼地可以涵養水土、保持地下水位，所以有着“地球之腎”的美譽。秦代這裏每到春季一派生機勃勃，水面波光粼粼，河邊碧草茵茵，垂柳盈岸，天空水鳥翔集，宛若江南春景。就好似《岳陽樓記》裏面的場景：“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所以當時這裏叫宜春江，秦始皇時期就建有著名的離宮——宜春宮。

漢武帝時因其水波浩渺，池岸曲折，“形似廣陵（古代揚州）之江”，改名“曲江”。正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從秦漢以來皇家一直就沒有中斷過曲江之畔離宮別院的建設，這裏一直作爲皇家一處“親水”行宮而備受重視。隋初大規模修建大興城，因爲渭河北岸地域狹窄，因此都城整體南移，在渭河以南的開闊地區興建新都城，曲江被納入城廓之中。開皇3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正式遷入新都。隋文帝感覺曲江的名字寓意不好，史載：“上惡其曲，實爲不吉，遂擬更曲江爲芙蓉，命遍植芙蓉（荷花）。”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隋煬帝楊堅感覺曲字的含義不好，帶有曲折、不正、不公之意。作爲新王朝切不可有此不祥之意，因此經過思考決定更名爲芙蓉池，同時下令有關機構整治芙蓉池，同時在池中多栽種荷花，使之成爲名副其實的芙蓉池景觀。經過隋初的一番大規模整治改造，曲江以嶄新的皇家親水園林的身份步入輝煌，而且得到了一個新的名字----芙蓉池。芙蓉池與首都大興城緊密相連，其池下游流入城內，是城東南各坊用水來源之一，同時，它還保證着長安城東部各家水井的地下水水位。

唐初仍改回了曲江池的名字。唐代經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國力強盛，國庫充盈，因此開始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大規模修繕曲江池和芙蓉園，鑿黃渠，闢御苑，築夾城，修新開門，經過大規模修繕曲江池成爲水域千畝、名冠京兆的遊賞勝地。而“曲江流飲”、“雁塔題名”、“杏園宴”、“探花郎”等典故傳說，更使曲江池聲名遠播，文脈流長。

現在的曲江池全池水面約0.7平方公里。在唐代這裏的水面要大好幾倍，大約有4-5平方公里之巨，池形曲折，南北長，東西窄，因地制宜種植植被、構建宮室，因此整體建築格局與自然環境融爲一體，極爲自然和諧。唐代曲江兩岸，宮殿連綿，樓閣起伏，垂柳如雲，花色人影，景色綺麗。皇家在曲江池畔建設了離宮別院，達官顯貴也競相在附近建設別業，來迎合皇帝。唐代官員俸祿較爲豐厚，因此建造別業壓力不大，就當是一處夏季度假別墅。史載：唐中宗、睿宗至玄宗時期，皇帝還經常賜給大臣錢鈔，鼓勵他們在曲江周圍興建別業。盛極轉衰，安史之亂後由於亂兵劫掠，曲江兩岸的建築物大半被毀，只在唐大和九年對紫雲樓和彩霞亭稍作維修。唐末及以後的戰亂，曲江池因戰亂離宮被毀，園林盛景幾無所存。而失去了疏浚整治，失去了上游水系，再加上連年擁堵瘀塞，曲江池水也逐漸乾涸，但是因爲這裏土地肥沃，後逐漸被開墾爲菜圃、農田。昔日碧波盪漾、柳綠花紅的大唐芙蓉園，如今留下來的僅僅是起伏的堤岸，逶迤的渠道。

芙蓉園

唐代玄宗皇帝對曲江池芙蓉園皇家建築貢獻最大，他當時主持興建了紫雲樓、彩霞亭、臨水亭、水殿、山樓、蓬萊山、涼堂等建築，並建了從大明宮（東內）途經興慶宮（南內，玄宗潛邸）直達芙蓉園的夾城道（長7960米，寬50米）經過唐玄宗的擴建，芙蓉園內宮殿連綿，樓亭起伏，曲江的園林建築達到最高峯。當時在曲江池附近，以皇家的芙蓉園爲核心形成了長安城著名的遊覽度假勝地。各類圍繞曲江池的文化活動也趨於高潮。盛唐時期，貴族仕女，車馬侍從，樽壺酒漿，笙歌畫船，悠遊宴樂於曲江。新中的進土，在考場及第之後，也每每成羣結伴，到曲江大擺筵席，飲酒作樂，所謂“曲江流飲”，被稱爲“長安八景”之一。此外，在每年的“上巳”(三月初三)和“中元” (七月十五日)兩個節日，唐朝的貴族們還要在這裏舉行集會飲宴，一般居民也由四方趕來看熱鬧，形成一年兩度的盛會。在唐代圍繞着芙蓉園留下了許多典故逸事。

1、蘇頲(tǐng)有才

玄宗皇帝芙蓉園遊宴時，對景賦詩成爲時尚，大臣每有好詩不僅可以得馬上到皇上的嘉獎，同僚的羨慕，而且詩作馬上就會傳遍長安朝野，變得婦孺皆知。《開元天寶遺事·天寶下》記載這樣一件趣事：“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閒地。故學士蘇頲《應制》雲：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這是說學士蘇頲隨玄宗皇帝春遊芙蓉園，在紫雲樓觀賞萬民遊曲江盛景，但見塵埃輕飄與煙水紅花相映，結成紅霧，遊人幄帳成片，綵綢飄揚無邊無際直接青雲。於是，用詩作表現了出來，深得上皇之心，得到了玄宗親自簪花的榮寵和豐厚的嘉賞。這位蘇頲何許人呢？

蘇頲是初盛唐之交時著名文士、政治家，與燕國公、中書令張說(yue)和唐代名相姚崇、宋璟齊名。蘇頲自幼聰明過人，能一目數十行，過目不忘，後考中進士，授爲烏程縣尉，又被舉爲左司御率府胄曹參軍，累遷至監察御史。702年（長安二年），年僅32歲的蘇頲奉命複覈周興、來俊臣等酷吏所捏造的冤案，逐一詳查。蘇頲堅持原則、公正不阿，爲大批官員平反昭雪，爲負冤者洗脫冤屈。因此當時口碑極佳。713年（開元元年），蘇頲就任工部侍郎。時隔不久，唐玄宗就問中書令姚崇道：“我朝有從工部侍郎直接升任中書侍郎的先例嗎？” 姚崇答道：“陛下任用賢能，何必計較其資歷呢？”唐玄宗遂越級任命蘇頲爲中書侍郎、知制誥，又讓他襲爵許國公。足見玄宗對於蘇頲工作能力的賞識。716年（開元四年），蘇頲再升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成爲副宰相參與軍國大事，並與侍中宋璟一同執政。宋璟爲人剛正，對很多政務斷然裁決，蘇頲則順從其美，傾力協助宋璟。在皇帝面前奏事時，宋璟若有沒想到或一時答不上來的，蘇頲就會馬上上前協助代奏，並且深入分析利弊。719年（開元七年），王皇后的父親王仁皎去世，其子王守一上奏請求援用竇孝諶（唐睿宗竇皇后父親）的先例，修築五丈一尺高的墳墓。唐玄宗已經批覆同意，但蘇頲極力反對，據理力爭：“根據禮制，一品官墓高一丈九尺，陪葬皇陵者也只是高出三丈而已。竇太尉的墳墓，已經在朝野受到指責，只是當時無人敢向皇帝當面指出它的過失。現在怎能重犯這樣的錯誤！臣等對此再三勸諫，不是爲了個人沽名釣譽，只是欲成就皇后賢德美名，以免逝者死後不安。”聽了蘇頲的意見唐玄宗大悅，駁回王守一奏請，賞蘇頲絹帛四百匹。蘇頲與姚崇、宋璟、張說一起都是唐玄宗執政前期依仗的不可多得的能臣、錚臣。

2、探花郎

唐代的探花郎並不專指科舉殿試的“第三名”。

唐代規矩每一科春季取試，進士及第后皇帝都會組織隆重的慶典。活動之一便是在曲江池的杏花園舉行探花宴。事先由大家公推、皇帝確定同榜進士中最年輕且英俊的兩人爲探花使。遍遊曲江名園，沿途採摘鮮花。然後在瓊林苑賦詩，並用鮮花迎接狀元。在杏花園舉行盛大宴會，皇帝親自到場主持，新科進士當場對景賦詩，皇帝當場點評並對新科進士挨個勉勵，並賜酒和各種賞賜，場面十分壯觀。這項活動一直延續到唐末。唐人李淖在《秦中歲時記》中寫道：“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花，二使者被罰。”宋人魏泰在《東軒筆錄》中也記載：“進士及第後，依例期集一月，共醵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由此可見“探花”一詞最早出現在唐朝。最初是指及第慶典活動中的兩位年輕進士。所以說，當時所謂“探花郎”，主要含義並不是專指殿試的第三名。例如：唐晚期仍沿襲着從進士中挑選年輕俊美、風度翩翩的新科進士爲沿街探花郎的傳統。翁承贊是即昭宗乾寧三年（896年）進士第四人，被選爲“探花使”。他在《擢探花使三首》詩中寫道：“洪崖差遣探花來，檢點芳叢飲數杯。深紫濃香三百朵，明朝爲我一時開。”“探花時節日偏長，恬淡春風稱意忙。每到黃昏醉歸去，詑衣惹得牡丹香。”流露出了自己當選探花郎的喜悅心情。

3、櫻桃宴

王維《敕賜百官櫻桃》詩曰：“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據考，此詩寫於天寶十一年（752年），曲江櫻桃宴在唐代依例於每年的四月初一日舉行，櫻桃是皇帝禁苑中每年春季最先成熟的水果，因此每年皇帝都會在曲江芙蓉園大擺櫻桃宴，酒宴過後皇帝會向所有參加宴會的嬪妃、官員賞賜御苑中新摘的櫻桃。

“芙蓉園中櫻桃宴”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於唐代詩人丘丹在回憶長安四月天時，就特別歌詠到這件事：“憶長安，四月時：南郊萬乘旌旗。嘗酙玉卮更獻，含桃絲籠交馳。芳草落花無限，金張許史相隨。”南郊即是指曲江芙蓉園。在四月初一這一天，皇帝率百官千騎，來南郊芙蓉園賜宴，盛滿美酒的玉杯連續敬獻，裝有新鮮櫻桃的絲籠不斷送來。在這芳草鋪地落英繽紛的時節，君臣嘗新飲宴，令人難忘。可見當時的皇家遊宴的盛景。

我們今天縱觀大唐王朝的興衰完全是一部“王朝週期率”的真實寫照。開國之初高祖、太宗兩代人馳騁縱橫，爲王朝的建立開疆闢土。又經歷幾代帝王的勵精圖治，爲王朝的長久發展奠定基礎。唐王朝剛剛步入興盛繁榮最高統治層馬上就快速腐化墮落，不思進取、貪圖享樂，奢靡之風盛行，國家的災禍瞬間降臨，所以唐中期以後王朝或受制於藩鎮、或受制於宦官一直處於風雨飄搖、苟延殘喘的狀態。《孟子·告子下》講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一個國家如果內部沒有高瞻遠矚的領導人，沒有公正的法度，正直的大臣；在外又沒有敵國的抗衡、外寇的侵擾。如此安適的環境，首先帶來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必然是奢靡與享樂風盛行，這是意志上的消亡。緊接着必然是物質上的消亡——“國恆亡”。因此我們今天回顧歷史，更重要的是以史爲鑑，要牢固樹立“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