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是與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卻從來沒有成爲過北宋之後的主流印刷術,始終處於小規模適用狀態。當清末西方的鉛活字印刷技術進入中國時,遭遇的就是這樣一個雕版印刷爲主、活字印刷和手抄並存的中國。

人盡皆知的是,印刷術尤其活字印刷是古代中國最輝煌的發明之一;並非人盡皆知的是,活字印刷在中國從未真正盛行。

自從紙張發明之後,書籍也就逐漸增多;遲緩的手抄無法滿足需求,於是印刷術就應運而生。印刷一開始是雕版印刷,雖然貌似跟印章同理,但印章是捺印、雕版是刷印,雕版反而跟碑刻的拓印更接近。

上過中學的人都知道,一度被認爲存世最早的印刷品,是1900年在敦煌出土、現藏於大英博物館的《金剛經》。這部經刻於公元868年,文字古拙遒勁、刀法純熟、墨色均勻、印刷清晰,向來是中國古代印刷術的典範。

但雕版印刷卻早在初唐就已出現,出生於公元643年的僧人法藏在《華嚴經探玄記》裏說:

如印文,讀時先後,印紙同時。如世間印法,讀之則句義前後,印之則同時顯現。

學者孫機指出,印文、印紙、印法都明確指的是雕版印刷:用一塊印版印出的文字,讀起來雖有先後,卻是同時印上去的。法藏這些話含義十分明確,沒有產生誤解歧義的餘地。

法藏還譯有經書《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1966年,韓國慶州佛國寺中出土了十二章印紙粘結成的此經長卷,同時出土的銘文記載爲公元706年安置。於是韓國學者欣喜若狂,競相發文聲稱既然存世最早的印刷品在韓國,那印刷術的源頭當然也在韓國。

可惜的是除了韓國學者自己,日本、中國和歐美衆多學者都不把韓國學者的話當真,因爲種種證據都表明這本經書的印製地在中國。理由太多了:新羅向來有從唐取經的傳統;佛國寺本身就是在唐人蔘預下修成的;經書中有武則天生造的、朝鮮半島未曾用過的字……

更重要的是,朝鮮半島最早的印刷品本來是1007年刊印的《寶篋印陀羅尼經》。如果說新羅在706年已經能印出《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這樣的東西,但之後三百年間的印刷成就居然一片空白,無論如何也難自圓其說。

韓國爭不了印刷術的起源地,轉而去爭金屬活字印刷的發明權。即便考古發現已經證明:最早紙幣北宋“交子”印刷銅版上所用的銅活字,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屬活字印刷——但韓國人仍然竭力向世界宣傳他們纔是金屬活字的發明者。講真,這確實很韓國。

早在北宋時期,活字印刷就已被畢昇發明出來。在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明確記載了畢昇用膠泥刻制活字,“火燒令堅”。印刷時將活字排在鐵板上,用松脂、臘、紙灰的混合物予以固定,壓平後便可付印。泥活字之後很快出現了陶活字、木活字、銅活字、錫活字。

但是與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卻從來沒有成爲過北宋之後的主流印刷術,始終處於小規模適用狀態。即便到了清末,開始印製靈活性和時效性要求都很高的報紙了,仍然普遍應用雕版印刷。

活字印刷無法風行於世的理由,主要有兩點:

一是技術原因。無論是泥活字、木活字還是陶活字,其加工精度和耐久性卻難以滿足長久印刷的要求。金屬活字雖然耐用度沒問題了,但印刷所用的墨水用於有一定吸水性的木活字尚可,用於金屬活字則對於吸墨均勻的難度始終很大。

另外活字的製作成本也居高不下。晚清時福建的林春棋花了二十一年時間,耗資二十多萬兩白銀,到1846年才刻成大小楷體的銅活字四十萬個,人力物力的投入可想而知。

二是漢字本身的原因。跟歐美的拼音字母文字不同,漢字種類衆多、字形複雜。在教育遠不如現代普及的古代,非識文斷字的人不能勝任排字工,而這樣有識字能力的人少之又少。無論是手工雕刻還是以字模鑄字,都需要會識字,工作才能繼續下去。因此對人力的要求是很高的。

雕版印刷就不一樣了,只要雕刻手藝到位,很容易照樣學樣刻出一塊精美的雕版來,即便上面寫什麼一個字都不認識。實際上到了明清,雕版製作已經成爲了流水線工藝:一名工匠甚至連刻一個完整的字都不需要,而只需完成一個筆畫即可。

技術、成本加上更重要的操作難度,使得雖然活字印刷被髮明瞭,但主流向來都是雕版印刷。宋代刻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大藏經》,都是卷帙浩繁汗牛充棟的巨型書籍,《大藏經》的雕版達13萬塊之多。

雖然從未成爲主流,但活字印刷仍然是有發展進步的。以往的雕版大多是圓潤的行楷,本質上是用硬筆模仿軟筆書法,既耗時又費力。到了明朝弘治年間,無錫的出版商把字體改成棱角分明、筆畫平直,轉折處多呈銳角直角。這種字體毛筆很難寫出,但用刀往木板上刻堪稱得心應手。喜歡託古的明朝人把這一字體稱爲“宋體字”,也就是流傳至今的宋體。

宋體字其實本來是活字印刷推動出來的,這一時期話本小說的出現也讓活字印刷有所抬頭。因爲消費者對話本的要求是求多求快,不講包裝精美版式雋永、不在乎排印敷衍錯訛連連,這樣一來活字印刷就比雕版要更划算。畢竟一塊雕版可以用好幾代,而活字更適合滿足快餐。

但話本的風頭很快被教輔蓋過。隨着科舉成爲出人頭地幾乎是唯一的途徑,優秀八股文的集子也開始極受歡迎起來。那時沒有版權的概念,不用操心稿源、稿費,更不用操心銷量和過時。一本弘治年間的《五年科舉三年模擬》,過一百多年仍然有參考價值——因爲反正科舉永遠考八股。所以經過宋體字加持的雕版印刷,適用度仍然遠在活字印刷之上。

清代最著名的活字印刷品,當屬雍正六年(1728)所刊印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達一億六千萬字,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百科全書。印製這樣規模的活字圖書,只有動用國家的力量才能做到。而在民間,活字印刷也仍然存在,只是基本用來印家譜。

爲什麼是家譜?因爲跟經典和教輔不同,家譜有根據時間流逝不斷增減姓名及其事蹟的需要。若是用雕版印刷,加減字還好辦,若是要改字則頗費工夫。而用活字印刷,每次印家譜都可以常印常新,保證彰顯家族發展的最新態勢。

雕版印刷術通過中東阿拉伯人傳到歐洲,歐洲人只用了短短几十年就轉向了活字印刷。1440年左右,居於現德國境內的約翰內斯·古騰堡發明了鉛活字,並迅速傳播至整個歐洲。活字印刷術造就的知識傳播對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和後來的科技啓蒙,都起到了至爲關鍵的作用。

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除印刷之外仍然長期存在的成書方式:手抄。在古騰堡發明鉛活字三十多年前,《永樂大典》成書。這部分爲11095冊、共計約3.7億字的大書,完全由人工抄寫而成,世間僅此一部。到了嘉靖四十一年,皇帝又下令謄抄了一部。

與印刷術相比,中國的人工成本一直都極其低廉。出於對工匠行業的歧視,衆多窮書生寧可去當抄書的“經生”,也不願意去參與活字印刷。 而且與大字不識的刻工相比,抄書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都要更高。所以一部《四庫全書》,七套全是4000名寫手一字一字抄寫出來的。

跟印刷版本相比,手抄本當然顯得更加古樸、高雅和藝術感。因此即便宋代以降,雕版圖書“流佈天下”,但根本沒有終結手抄書的時代。明代文淵閣藏書中,手抄本的比例達到了70%。

當清末西方的鉛活字印刷技術進入中國時,遭遇的就是這樣一個雕版印刷爲主、活字印刷和手抄並存的中國。只是鉛字很快擊敗了傳統的木板雕刻和木活字,隨着工業時代科技的進步、複製加工的便捷,漢字終於真正進入了活字印刷時代——但這一時代也出奇的短暫。1946年誕生的光學照排技術開始告別鉛字,1987年王選的漢字激光照排技術印出了第一張非鉛字印刷的中文報紙。漢字活字印刷的統治時代,滿打滿算最多一百年。

所以略顯尷尬的是,雖然活字印刷被世界視爲對人類貢獻最傑出的發明之一,但中國自己卻少有使用。也就難怪美國學者託比·胡弗在回答“近代科學爲什麼誕生在西方”時,會發出這樣的感慨:“印刷術的發明無疑是人類歷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而中國木版印刷品的數量也確實令人驚歎。然而,印刷術的發明並未在中國引起思想的動盪,民族語言與特性的推進,或者一場文化和科學上的革命。”

歷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在《全球通史》裏說得更直白:

中國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國的帝國組織滲透甚廣,決不允許這些發明破壞傳統的制度與習俗。於是,印刷術用於傳播古老的觀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藥加固了皇帝的統治,而不是正在出現的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針除鄭和用於著名的遠航外,並不象西方人那樣用於世界範圍的探險、貿易和帝國的建立。

所以多想一想爲什麼印刷術沒有在中國造就飛躍、爲什麼印製的多是佛經教輔、爲什麼明清時期技術進步頭腦反而八股了這些問題,纔算是對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的真愛吧。

參考:孫機《中國古代物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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