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顛覆他國政權是有歷史的。特朗普上臺後曾發誓要減少海外民主資金撥款，曾令一些人鬆了一口氣，然而好景不長，美國的手又開始庠庠了，不，準確地說，美國又何曾停止過顛覆他國政權的陰謀活動？2019年1月23日，委內瑞拉政局突變，全國代表大會主席（議長）、反對黨領袖瓜伊多自封“臨時總統”，要求重新舉行總統大選，完成政府權力過渡。幾分鐘後，美國、加拿大等國表示支持。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隨即宣佈，由於美國不斷策動委國內政變，委內瑞拉正式與美斷交。24日委內瑞拉最高法院宣佈，僅承認馬杜羅爲符合憲法的總統，認爲瓜伊多自封爲“臨時總統”是“虛構權力”行爲，完全不符合憲法。

委內瑞拉事態發生到今天，背後一直有美國插手。2018年一場使用無人機暗殺馬杜羅的行動據稱就有美國的參與。政變事發前1個月，瓜伊多曾祕訪美國，事發後，美國馬上對瓜伊多政治上表態支持（承認其合法性）、經濟上提供援助，轉而凍結馬杜羅政府的國外資金，實施經濟制裁，聯手盟友共同打壓民選政府。20世紀末以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委內瑞拉的活動一直沒有中斷，通過提供資金、活動場所和邀請訪美等手段支持委內瑞拉政治反對派推翻查韋斯政權及其政黨聯盟，打着“促進民主”“解決衝突”“加強公民生活”的旗號，進行倒查活動。

“革命”背後，美國那隻看不見的手

美國對委內瑞拉查韋斯政權的“靜悄悄的干涉”計劃始於克林頓政府，布什執政以來，這項計劃得到加強。美國在委內瑞拉身上，採取了對其他國家顏色革命的慣用手法，通過不斷的操控輿論，製造經濟混亂，同時通過培植親西方勢力，扭曲政治進程，以實現對敵方政權的顛覆，從而服務於美國的戰略需要。這是又一起典型的顏色革命案例。同時，手法又有新突破。

如何認識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又稱“花朵革命”，因參與者通常採用一種特別的顏色或者花朵來作爲他們的標誌而得名，是21世紀初期發生在中亞、東歐獨聯體國家和中東北非地區的一系列以顏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它有着明確政治訴求，背後一般都有外部勢力插手，經過社會動員，往往導致持久的社會對立和動盪，給執政者形成強大壓力。

美國通過策動顏色革命搞亂他國政局、推翻他國政權。那麼應該如何看待和認識顏色革命呢？顏色革命是冷戰後西方推行新一輪“和平演變”政策的產物。冷戰後，美國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和一系列的適應性動作，已經逐步消化吸收了勝利果實。爲長久保持冷戰紅利，美國積極謀求一超獨霸的地位，加快推行單邊主義的步伐。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宣佈：委內瑞拉正式與美斷交

爲此，美國文武兩手雙管齊下：“武”的方面，以自身超強的軍事實力發動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直接建立親美政權；“文”的方面，強化意識形態色彩，在獨聯體範圍內、中東及蒙古推動顏色革命，借推行“民主”之機，利用某些國家內部的困難和矛盾，以“自由、民主”爲口號，以經濟或人道主義援助爲誘餌，以美元開道，以某些不大聽美國招呼的國家爲重點，繼續進行“和平演變”，以推動認同西方民主價值觀的反對派上臺執政的方式爲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

顏色革命伎倆手段

依託推手。從發生過顏色革命的國家來看，國內的反對派是顏色革命的中堅與骨幹力量，並且無一例外，都是經過西方洗腦或收買的，明裏或暗裏親美英等西方國家。這就決定了一旦其成了當權派，必定會不惜犧牲國家利益迎合美英西方國家的要求。基本依靠力量有國內反對派的信徒、不滿國內形勢要求改變的人羣兩類。兩者有很大區別，一種是自覺，一種是盲從或被裹挾。前者由於長期受到反對派宣揚的價值觀的洗腦，篤信西式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理念，因此，他們自願而且積極地加入到顏色革命當中。後者自身並沒有分辨能力，一般都悲劇地淪爲反對派要挾政府的炮灰。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大多政治黑暗、腐敗橫行，他們寄希望於更換執政者而“換換運氣”。其行爲大多是出於對本國政府的失望，而不是信奉西式所謂的“民主”價值觀，所以，這些人在那些顏色革命成功的國家成了最失望的人羣，因爲到最後他們發現——趕走了一隻狼，卻來了一隻虎，他們會感覺受到了徹頭徹尾的欺騙和傷害。

2018年8月，馬杜羅成功躲過了無人機的暗殺

主要採取以下7個典型手段：一是利用非政府組織實施長期政治滲透。西方國家把非政府組織作爲推行西方價值觀、顛覆他國政權的工具、西方政府喉舌和代理人，對目標國進行長期政治滲透。二是利用“第五縱隊”作爲利益代言人。“第五縱隊”指的是西方國家在演變目標國內培植的內奸、叛徒或顛覆分子。美國中情局設有祕密行動組，專門負責在目標國建立“第五縱隊”，企圖通過宣傳、政治和經濟操縱、軍事行動和半軍事行動推翻目標國政府。三是利用青年學生、激進勢力作爲運動骨幹。西方國家十分重視培植激進的青年學生組織作爲發動顏色革命和“街頭政治”的先鋒隊。他們通過開辦培訓班，精心挑選代理人，培養運動領袖和骨幹力量。四是利用弱勢羣體作爲運動基礎。2014年2月烏克蘭政權更迭中，廣大的低收入階層，如青年學生、市民、退伍軍人、失業者與無業遊民等成爲運動的基礎，受“僱傭”的“志願者”也多來自這部分人羣，倍受寡頭欺壓、苦不堪言的中小工商業主等意見羣體也成爲運動的重要支持力量。五是利用媒體爲運動造勢。美國實施媒體項目，製作電視和專題廣播節目，培訓大批從事反當局活動的媒體人，資助反對派媒體，使親西方的媒體儘可能覆蓋目標國所有地區，成爲反動派煽動、動員示威、甚至是募捐贊助的宣傳工具。開動各種媒體機器，對執政當局進行“不民主”“專制”等妖魔化宣傳。六是利用雙重標準混淆是非。贊成符合自己利益的價值判斷或行動，反對或限制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價值判斷或行動，並把符合自己利益的價值判斷或行動強加於人。七是利用暴恐掀起運動高潮。隨着時代和技術的發展，爲達到演變“異類”國家的目的，西方國家還將不遺餘力、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地推出新的手段，這是由其本性所決定的。這次委內瑞拉政局突變，在俄羅斯看來就有許多新手法。

在委內瑞拉運用的新手法

一是在未經任何選舉的情況下承認委內瑞拉的“過渡總統”。按反對派的說法，全國約有100萬人參加了集會，而委內瑞拉有3100萬人口，也就是說抗議人羣最多不過全國總人口的1/31（實際還遠遠達不到這麼多），但美國卻馬上宣佈這些抗議活動爲全民抗議。此外，在未經任何選舉的情況下，反對黨領袖瓜伊多在發表聲明自封“總統”僅僅半小時後就得到了美國的承認，一些拉美國家也緊隨其後給予承認。“民主”是“多數人的權力”，爲什麼沒有經過任何選舉，美國就承認瓜伊多是一個民主總統？這對作者來說是個謎。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瓜伊多隻是美國自己的選擇，而沒有徵求全體委內瑞拉人民的意見。以前，美國從來沒有這麼快和在未經選舉的情況下“取代現任總統”，這是顏色革命中的一項新技術（手法）。

反對黨領袖瓜伊多在發表聲明自封“總統”僅僅半小時後就得到了美國的承認

二是委內瑞拉駐美國武官倒向瓜伊多方面，承認瓜伊多爲本國總統並拒絕執行馬杜羅關於同美國斷交的命令。這意味着美國人對他做了相應“工作”。此外，瓜伊多還任命了自己人爲委內瑞拉駐美國臨時代辦。結果，委內瑞拉自封的總統瓜伊多保持了同美國的外交關係。而馬杜羅顯然是從華盛頓的角度被宣佈爲“非法”總統。這之前，美國還沒有利用外交官倒向自封總統一邊的做法，這也是顏色革命中的一件新鮮事。

三是瓜伊多同委內瑞拉軍隊談判。馬杜羅的力量在於，委內瑞拉軍隊與警察依然站在他的一邊。但瓜伊多已經開始同軍隊高層的談判，這給馬杜羅帶來負面影響。美國有足夠的錢來支付委內瑞拉的將軍們支持一位親美總統。這是國家轉爲美國庇護下的現實威脅。即使在烏克蘭，反對派也沒有和內務部的將軍們談判，“金雕”特種部隊是可控的。這同樣也是顏色革命的一種新現象。

四是試圖討好俄羅斯。以瓜伊多爲首的委內瑞拉反對派表示，他們打算繼續與俄羅斯合作。作者表示可以相信這一點，但在瞭解了美國立場，知道美國很可能贊助加拉加斯的國家政變後，對此就再難相信。這也是顏色革命新技術（手法）。例如，烏克蘭反對派都沒有說過，他們掌權後，將與俄羅斯發展關係，相反，他們一直在談論奉行面向西方的方針這一問題。也就是說，這又是一個真切的新現象。

五是美國任命了一個負責“恢復委內瑞拉民主”的官員。這不是直接干涉另一個國家的內政又是什麼？然而，美國任命外交官埃利奧特·阿布拉姆斯“負責”恢復委內瑞拉“民主”。以前負責顏色革命的人很可能也是如此，但不過是沒有這樣具體公開過罷了。這同樣也是最近顏色革命的新手法。概括起來，美國顏色革命的新技術手法是，預先準備好替換的國家權力機關——總統、美國的代理人等。這就是美國在未經任何選舉的情況下承認瓜伊多爲“新總統”，以及承認其任命的美國代表等等的原因。而且，委內瑞拉的反對派已經邁出了全新的一步——其領導人想把美國給委內瑞拉的人道主義援助運到國內。

美國發動的“顏色革命”造成大量的中東難民被迫逃亡海外

顏色革命貽害無窮

顏色革命是國家安全之敵、動亂之源、人民之禍。對於那些曾激憤上街、憧憬民主的民衆來說，革命激情退去之後，留給他們的是難以吞嚥的苦果、難以承受的痛苦：第一，政局陷入動盪衝突。幾乎所有爆發顏色革命的國家，不僅政治混亂，社會失序，國家主權更是嚴重割裂，政局呈現碎片化趨勢。這場所謂的革命非但沒有帶來穩定，反而加劇了政治鬥爭。事實證明，顏色革命不僅不是解決國內問題的良藥，反而是加重問題的毒藥，毒害的是廣大民衆，留下的是更迭—動盪—再更迭的惡性循環。第二，經濟面臨滑坡坍塌。縱覽那些爆發過顏色革命的國家，經濟持續凋敝，市場一片狼藉，整個經濟系統運行紊亂，財政赤字不堪重負，腐敗等問題也並沒有因革命而解決。第三，人道主義危機加劇。顏色革命帶來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在亂局中，大量無辜平民死亡，人道主義危機嚴重。此時，西方所宣稱的人權早已沒了蹤影。事實證明，對比人權狀況，革命後比革命前更糟糕。

中東變局原本是地區國家政治和社會轉型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發展規律和節奏。但西方卻在第一時間爲之貼上“阿拉伯之春”的顏色革命標籤，並在背後推波助瀾，將這場運動引向所謂“民主對專制”的鬥爭軌道，造成這一地區形勢持續動盪，“伊斯蘭國”恐怖組織迅速崛起，人道主義災難與危機嚴重。在西方策動下，中東北非地區陷入持續動盪，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等國先後發生政權更迭。幾年下來，西方模式導致的後果是：突尼斯政權頻繁更迭，埃及經濟持續凋敝，利比亞派別紛爭、軍閥割據，敘利亞持續內亂更催生“伊斯蘭國”異軍突起，血腥殺戮震驚世界，無數普通人死於戰亂，大批難民流離失所。僅敘利亞內戰就已造成約25萬人死亡，一半以上居民已經背井離鄉（內戰前人口約2000萬）。

西方自食苦果。據聯合國難民署最新報告，2015年前9個月，從土耳其橫渡地中海抵達希臘的難民人數已接近40萬，幾乎是上年全年的10倍。其中敘利亞難民佔70%。2011年—2015年底，已有400多萬敘利亞人被迫逃亡海外，其中近43萬人輾轉前往歐洲尋求避難。難民危機成爲歐洲“新常態”。難民危機一方面給歐洲帶來了安置問題，同時，也給歐洲帶來了社會問題。面對洶湧而至的難民潮，歐洲“掙扎”在普世價值和冷酷現實之間。一方面，歐洲站在“道義制高點”上騎虎難下；另一方面，不斷積聚的恐慌與排外情緒相互交織。在對待難民問題上，歐盟內部也是意見不一，“既不歐洲也不團結”。隨着以敘利亞人爲主的大批中東和非洲難民大舉湧向歐洲大陸，曾經支持和參與“阿拉伯之春”的歐盟，不得不忙於應對難民危機和穩定中東局勢。

總之，顏色革命是西方和平演變政策的延伸，是冷戰後西方按其價值觀、民主模式主動改造世界的手段，是一種兵不血刃的戰爭方式。它是造成當前地區形勢動盪、恐怖主義猖獗、歐洲難民危機的重要根源。面對顏色革命濁流，我國也難以置身事外、獨善其身。顏色革命是涉及國家政治安全、政權安全與制度安全的重大問題。它既是歷史的、更是現實的，也是未來需要認真面對的。對此，既需要戰略上高度重視，更需要戰術上科學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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