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氏鑫培，湖北黄陂县人，世业伶父，亦名须生，歌喉天赋，每一发亢，直欲上薄云霄。顾曲着遂奉以“叫天”雅号，鑫培称“小叫天”实基于此。

鑫培幼唱武生，精拳棒，向在京东一带搭班（如南省之江湖班），有籍籍名，其时，程长庚在京领“三庆班”。鑫培父与长庚为老友，不顾鑫培终老与江湖班也，欲籍长庚声望以成孺子之名，爰令鑫培隶“三庆班”。鑫培以长庚为父，执呼之为“师叔”。（有谓鑫培曾拜长庚门者，非也。）

顾鑫培艺虽不弱，奈嗓子甚低，长庚并不重视之。凡值演唱悉以鑫培为副车，正场戏从不排以。顾鑫培颇郁匕，然因长庚为先进，不得不服从其命令，自怨自艾不敢尤人。

清晨兴起必引吭高歌（伶人谓之吊嗓子），如是者年余嗓音渐亮。唱六字半调者竟能唱正宫调。长庚闻而乐之曰，不图鑫培进步若是之速也。戏渐排后，谭鑫培之名声随少少著于京师伶界。

鑫培唱功乃从昆腔入手，复习汉调。音律既精，咬字甚准。且耳聪极好，凡有佳腔经其一听即可模仿。所幸者鑫培生当汉调京腔脱嬗时代，伶界人才称极盛焉。如程长庚、王九龄、余三胜、张二奎等，皆一时物望所归者。

鑫培得以追随诸先进，后涵濡熏陶，艺术不期进而自进。譬之山中小草，得沐春风时雨之化，自潜滋暗长于不觉也。

故其演打侄上坟也，声调脱胎于长庚演《李陵碑》也，声调脱胎于王九龄演《捉放曹》、《空城计》也，声调脱胎于余三胜演《打金枝》及其余王帽戏也。声调脱胎于张二奎。或谓鑫培无常师，或能以诸大名家为师。师资既广，取之精者，用自宏所由，成为今日之“谭调”也。然而谭之所由成名者，实得力于当子和当名青衣也。

谭与共事久长之声调，耳之最稔，凡有可用诸须生戏者，无不极力模仿。鑫培在京有青衣须生之目，言其探喉发响，专以侧媚取研，而非须生正宗。夫鑫培尤有一特长为人所不能及者，则随在留心，凡见有一技可取者，渠必储为药笼中物。

既如天津唱大鼓书及各种小曲者，谭亦引为师资，家居无俚，辄资顾其人，令其献技，已则横卧烟榻，闭目静听，声入心通神与之会，顾其唱《李陵碑》中“一命罢休”句，其声调即根源大鼓调也。《书》云，谦收益，又云，善无常师，择善为师。鑫培洵当之无愧矣。

前清时代，与汪桂芬、孙菊仙等先后入内廷当差，鑫培甫崭然露头角。然以汪孙之黄钟大吕在前，谭以晓风残月之吟与相唱和，不免相形见绌。

谭名为汪孙之掩者，事势使然，亦实力不足也。其时汪派盛行京津辽沈，以讫上海俱为桂芬是法。鑫培亦于是时来申三数次，均因道不行而郁郁以去。迨桂芬离京后，与相对峙者仅一孙菊仙，于是谭派势力逐渐伸张。然尤未大行其道也。

庚子年菊仙南来，桂芬遁迹禅门不复与伶界事，自是而谭派势力逐弥满京师，而莫能与抗其时。菊仙在上海邀沪人极端欢迎，至有南孙北谭之目。

自南市新舞台落成，菊仙以包银问题辍演，夏氏遂往邀鑫培为抵制。大舞台计月修涨至九千元，谭调两字逐渐弥满于沪人脑海中。且沪人对于菊仙实大声宏之孙调，耳之已熟，熟则不免生厌。一旦闻柔婉新颖之谭调，不觉举其向所崇拜菊仙者移，而崇拜鑫培矣。拔赵帜而易汉帜，老孙壁垒竟为所摧。

是故，视顾曲者之心理为转意，要亦风会所趋而有不得不然之势耳。自是海上听戏者趋向为之一变，孙调几无人过问，汪调更无人齿及。厥后鑫培两隶新舞台，月修涨至万二千元为中国伶人伊古以来所未有，可谓骇人听闻。

伶界中人少习几句谭调者均莫不隐然以鑫培第二自居，为将来猎取万二千元一月之希冀。凡新角自京来者，不曰谭之入室弟子，即曰驾谭而上之鑫培两字，风靡全国，诚一世之雄也。有滑稽子曰，伶认欲学鑫培之戏，需先学鑫培之食鸦片烟，何也？鑫培研究音律发明一新腔调，皆自烟榻上得来。一面烧烟，一面揣摩戏情。与戏里谭调流行烟杆子，实居于原动地位。其言虽谑，却有至理。

顾鑫培不善理财，平生所赚包银不下数十万，而囊橐一空如洗时，向长生库中求生活。以家人分利者太多，而儿辈无一生利者，且皆善挥霍以故。鑫培虽为伶界第一流人物，亦即中国第一穷人，竟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慨。尤奇者以鑫培能力可以化及全国，不能化及其子。

若王雨田、张毓廷、贵俊卿辈，稍得鑫培余绪，居然独树一帜。而有张派、王派、贵派之名出焉，其子三数人无一能传衣钵。

民国崛兴，而鑫培之声望资格尤在总统府传差无殊。曩时供奉大内，鑫培幸福洵不浅哉。鑫培在伶界可谓及须生之大成，然启须生界浮薄之渐，实自鑫培始。夫声音之道，关乎国事，皮黄虽末艺，亦中国国乐之一种。

前清咸同间长庚、九龄、二奎、三胜之唱，真力弥满、气魄雄厚。其时虽外忧内患相逼而来，然尚足以因应，期间中国不失为强国。自谭调风靡全国，清运乃日衰，未及念年，而国竟不国矣。有清之亡，固与鑫培无于然。谭调当极盛时代，何以即值有清消灭时代适逢其会？声乐之关乎国事，该有不期然而然者耳。

鑫培唱功纯走低音气之由来，不发自丹田而发自胸臆，较汪孙两派易于为力，且可持久，鑫培之以巧胜人，亦就一己嗓音而运用之……

本文内容整理自《菊部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