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孫中山撰寫完成《實業計劃》。《實業計劃》原稿以英文寫作,名爲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A Project To Assist the Readjustment of Post-Bellum Industries,即《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補助世界戰後整頓實業之辦法》,共11萬餘字。上海英文雜誌《遠東時報》(The Far Eastern Review)1919年3月號首發部分內容,並於1919-1920年陸續刊登,同年3月7日,上海《民國日報》最先刊發該文(“篇首”部分)中文稿,1919年8月起,由廖仲愷、朱執信、林雲陔、馬君武等合譯的《實業計劃》(圖一),連續發表在《建設》雜誌上(圖二)。《實業計劃》連同《孫學說文》、《民權初步》,一起合稱爲《建國方略》。

在《實業計劃》中,孫中山系統地闡述了實現中國經濟走向現代化的總體規劃和構想,提出“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並列舉了六大計劃,主要包括:(1)筑北方大港於直隸灣;建築鐵路系統,由北方大港以達中國西北極端;殖民蒙古、新疆;開浚運河,以聯絡中國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開發山西煤鐵礦源,設立制鐵、鍊鋼工廠。(2)築東方大港;整治揚子江水路及河岸;建設內河商埠;改良揚子江之現存水路及運河;創建大士敏土廠。(3)改良廣州爲一世界港;改良廣州水路系統;建設中國西南鐵路系統;建設沿海商埠及漁業港;創立造船廠。(4)建設中央、東南、東北、高原鐵路系統,擴張西北鐵路系統,創立機車、客貨車製造廠(圖三)。(5)發展滿足個人及家族生活所必需和生活安適所由得的糧食、衣服、居室、行動、印刷等工業。(6)發展採礦工業,包括鐵礦、煤礦、油礦、銅礦、特種礦之採取;礦業機器之製造;冶礦機廠之設立1。實業問題是孫中山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振興實業主張反映了其關於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思想。一直以來,“世人因中山先生致力於革命垂四十年,故稱爲革命領袖。實則革命不過爲先生所採用之一種手段;至於先生終身所努力者,其目的全在建設”2 ,他“對國計民生的建設,未嘗須臾或忘”3 。從1894年他在《上李鴻章書》中提出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爲榜樣,改變中國貧窮落後面貌的社會改良主張和初步設想,到標誌着其振興實業思想臻於成熟的《實業計劃》,是孫中山“以生平之抱負和積年之研究所得”4 。本文以孫中山《實業計劃》爲中心,試對其撰述的思想淵源和實踐軌跡進行述析。

圖一廖仲愷譯孫中山草擬的《第一綱領》(即《實業計劃》之第一計劃)手稿,1919年,71.5×44.5釐米

圖二孫中山在上海創辦的《建設》第一期,25×17.5釐米

一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

早年的社會生活環境、教育經歷背景對於一個人的思維結構和價值觀念的形成通常有着重大影響。出身貧苦農民之家,自幼就開始辛苦勞作的經歷,使孫中山對農民的艱難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並懷着真摯的同情,這也成爲孫中山思考改變社會貧困落後、改造社會的崇高意願的出發點之一。由於家庭背景的緣故,孫中山接受教育的經歷頗不平常。因家境貧寒,孫中山九歲方進私塾,開始半耕半讀的生活,而四年後,由於隨母親去檀香山探望在那裏墾殖致富的哥哥孫眉,十三歲的孫中山不僅第一次離開中國農村出洋,而且自此開始,先後在檀香山、廣州和香港接受正規西式教育。這段經歷爲他開拓視野,瞭解西方近代物質文明和世界潮流發展,具備近代科學思想,確定奮鬥目標,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圖三《孫中山先生鐵路計劃圖》地圖,39×50釐米

1879年5月,首次出洋的孫中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5 。和從前在家鄉所乘坐的木帆船相比,英國鐵殼輪船上的蒸汽機、鍋爐以及巨大而堅實的金屬大梁,對孫中山來說既陌生又新奇,使他對西方的先進技術產生前所未有的興趣和傾慕。若干年後,孫中山回憶起這段經歷,仍然“感觸很是厲害,但是使我比較機器和汽鍋的奇異更加重視的,不過是船上的一個鐵梁。這是貫連着船的兩邊,使他更加堅固。我看起來,這是一樁很重大的事情。吾記得那時吾想這麼重的一個梁,要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裝配好”,“發明這個大鐵梁的天才,又發明了應用他一個機械的用法。外國人所做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不能做。吾立刻覺得中國總有不對的地方了。”6 1879年的檀香山,正是經濟迅速增長的時期,那裏寬敞整潔的街道,井然的社會秩序,便利的郵政設施,都和國內落後的情景形成巨大反差,同樣使初離家園的鄉村少年孫中山深受震動。在檀香山,孫中山先後就學於當地的意奧拉尼學院(Iolani School)、瓦胡學院(Oahu College),在四年多時間中學習了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瞭解了民主思想,較之從前在家鄉就讀的私塾,孫中山認爲“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餘,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羣之願,於是乎生。”7

在1883-1892年的近十年中,孫中山除去1884年11月至1885年8月停學赴檀香山、1886年秋至1887年9月在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校讀書外,其餘時間均在香港就讀。他先於1883年11月入香港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Hong Kong)讀書,第二年4月轉入香港著名的英文官方學校中央書院(The Central School)學習,1887年,有感於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Hong Kong)“學課較優,且香港地較自由”8 的環境,孫中山從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校轉學至該校接受醫科專業教育,並於1892年7月以優異成績畢業。西醫書院的創辦人何啓與兩位英籍教師康德黎、孟生是蘇格蘭阿伯丁大學(該校始建於1495年)醫學部的同窗,所以,學校的教學制度和教學活動等都遵循嚴格的英國標準,極其重視實驗和臨牀實踐,孫中山在學習期間曾有機會進行過大量的醫學臨牀實習。系統的西學教育和科學訓練,奠定了孫中山的近代科學思想基礎,西醫書院所“傳授的醫學是能夠推進社會進步(=進化)的科學和促進社會改良的進步史觀,孫中山是接受了的。”9

值得關注的是,無論遠赴美國檀香山,還是身居華洋共處的香港,孫中山在學習西方文化時,始終未曾放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在檀香山,孫中山“西文課餘有暇……,輒讀古文,吟哦不絕”10 ,對中國古典書籍仍抱有濃厚的興趣;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時,他“日間習讀醫學,夜則研究中文,時見其中夜起牀燃燈誦讀”11 ,還曾聘請老師教授二十四史等古代經籍,對中國政治、哲學有了深入認識。既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又接受西方科學系統訓練,這種中西互照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以及對於這兩種思維、兩類知識的理性整合,體現在孫中山身上,既有中國傳統士文化中以天下爲己任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來尋求改良社會的情結,又有以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世事的價值取向,廣博深厚的近代西學素養使他對促進社會進步、發展的近代科學尤爲推崇。無論在留學地檀香山、香港,抑或是後來在革命生涯中遍歷歐美,世界近代化文明和中國內地落後現狀的反差,使孫中山常常“將這兩幅圖景時相對照,比較其短長,分析其優劣,求真向善尚美”12 ,《上李鴻章書》和《實業計劃》都是在中西對比中從近代科學出發,渴望把落後貧窮的中國改造成國強民富、昌盛之國的思想體現。

二仿西法以籌富強

19世紀70至90年代,隨着中國資本主義近代企業的產生,反映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維新思想漸次興起,自幼就“留心經濟之學”,“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13 的孫中山,不能不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奔走海外垂二十年”14 的經歷,使他能夠順乎世界潮流來思考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伴隨着思想和實踐的不斷深化,孫中山選擇了與他人所不同的民主革命道路,形成無論在認識深度還是發展規劃上,都遠遠超出中國近代先賢,乃至同輩的實業建設思想。

較之革命思想,孫中山的振興發展實業思想產生得更早一些。在大學時代,孫中山結交了早期維新派著名代表人物鄭觀應、何啓等人,他們主張向西方國家學習,實行某些政治經濟方面的改革,呼籲發展民族工商業,以“商務”作爲“實業”的代名詞,提出“振興商務”,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戰”。改良維新作爲當時中國的一種進步思潮,孫中山在與他們密切往來時自會受到一定的影響,這對孫中山早期振興實業思想的形成及其早期的革命活動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何啓是孫中山就學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其關於主權在民的論說,對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啓蒙作用。鄭觀應和孫中山同爲香山人,比孫中山年長24歲,早年曾在洋務派經營的企業中擔任過總辦、幫辦等職,孫中山在西醫書院學習時,鄭觀應於澳門閒居。每當假期從香港返家途經澳門時,孫中山都要去拜訪鄭觀應,彼此之間經常就對時局的看法、學習西方的主張等進行交談,像孫中山此前的改良農業、培養人才等思想都是受到鄭觀應的影響。1894年6月,經鄭觀應函請盛宣懷向李鴻章推薦,孫中山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在《上李鴻章書》(圖四)中,孫中山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爲榜樣,提出“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15 這四大要事的主張,如此,“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16 。孫中山力陳泰西鐵路發展的重要作用,“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爲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睏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今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隻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支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爲後日推廣之圖,必也先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爲力。”17 《上李鴻章書》中體現的要求清政府改革弊政,注重培養和選拔人才,在中國實現工農業生產機械化,發展交通事業和商品經濟的設想,是孫中山早期實業思想的一次表露,同其1919年完成的《實業計劃》在經濟思想上具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像粵港、蘇滬、津通等處,即是孫中山後來關於南北中三大港口位置的雛形。上書遭到失敗後,孫中山斷然放棄了試圖依靠清政府,在不觸動封建統治前提下進行改良的幻想,堅定地走上了推翻清朝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的革命道路。“振興實業,謀國富強”18 ,成爲孫中山畢生探索和追求的強大原動力。

圖四1 8 9 4 年,《萬國公報》刊登孫中山《上李鴻章書》 下載原圖

《實業計劃》寫作始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孫中山“欲利用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19 ,希望藉此契機使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進入世界前列。《實業計劃》撰寫借鑑了中外歷史經驗,同時又立足中國發展實際。美國走向富強的成功經驗受到孫中山重視,曾經“其富源尚不及我之豐盛”,“然其所以致富強者,實業發達也。當其發展實業之初也,資本則悉借之歐洲,人才亦多聘之歐洲”20 ,因此迅速走上富強之路;中國要富強,也必須走“實業發達,民生暢遂”21 的工業化道路,同時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和人才爲我所用。爲避免重蹈近代中國洋務派創辦工業時被帝國主義染指及干預歷史的覆轍,孫中山強調實業建設“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22 。鑑於孫中山認爲振興實業是“中國存亡之關鍵”23 ,《實業計劃》“首先注重於鐵路、道路之建築,運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設。蓋此皆爲實業之利器,非先有此種交通、運輸、屯集之利器,則雖全其(具)發展實業之要素,而亦無由發展也。其次則注重於移我(民)墾荒、冶鐵鍊鋼。蓋農礦二業,實爲其他種種事業之母也。”24

孫中山制定的《實業計劃》在全面規劃發展基礎上,突出港口、鐵路、航運的特殊地位,強調鋼鐵、動力等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並舉的實業方針,是孫中山外察世界潮流,內審中國國情,爲中國在短時期內快速擺脫窮困落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同時避免壟斷資本家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克服西方國家所出現弊端的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型道路。

三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

《實業計劃》恢弘浩大,六大計劃所涉及的內容涵蓋鐵路、港口、航運、城市、水利、工業、礦業、農業、造林、居室、印刷等33個部門、141個方面25 ,幾乎囊括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建構內容如此廣泛、具體的龐大經濟計劃,足以反映出孫中山學問之“博雜”。誠然,孫中山是“中國第一位有過現代科學訓練的政治家”26 ,但他未嘗參與過經濟、工程等領域系統的專業研究。縱觀其一生,“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夠生活”27 ,“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諸籍,皆篤嗜無倦”28 ,“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餘革命之知識及能力者,餘皆用以爲研究之資料,而組成餘之‘革命學’也”29 。博覽羣書,吸納新知,研求學問,是孫中山不斷建構其革命知識體系的最主要途徑,成爲其著述的重要學術資源和知識支撐。《實業計劃》在數月內撰就完成,同孫中山長期以來研讀大量西方經濟、科技、工程、農業、地理等方面書籍,對振興實業深思熟慮有着密切關係。

一個人知識的建構,從直接經驗中獲得的僅佔極少部分,80%以上是通過閱讀而獲得的間接知識。學生時代起,孫中山在課餘就廣泛閱讀攸關經國濟民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書籍,“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30 ,所涉獵的內容十分廣泛。達爾文學說中的積極進化論對孫中山的思想啓發很大,影響深遠,在日後的演講和著作中,他曾多次論及進化論,《上李鴻章書》、《實業計劃》等也“大都按此將其修正”31 。“蓋出學堂之後,乃爲求學之始也”32 。1896年倫敦蒙難脫險後,孫中山先是在其老師康德黎家的書房閱讀,後藉助大英博物館豐富的圖書資料,每日刻苦研讀,從12月5日至1897年6月24日,他先後去大英博物館71次,平均每次讀書4小時33 。康德黎在《孫逸仙與新中國》一書中寫道:“當他同我們住在倫敦時,孫沒有耗費時間娛樂;他不歇地工作,閱讀關於政治,外交,法律,軍事,海軍的書籍”,對於有關“礦產與礦業,農業,畜牧,工程,政治經濟等類”書籍,康德黎特別提及:“佔據了他的注意,而且細心和忍耐地研究”34 。由此可知,上書失敗後,孫中山對實業建設的相關學問依然高度關注。有學者指出,孫中山“所撰寫的《實業計劃》,其基礎知識,相信是這個時候打下的”35 。有關此類書籍,孫中山一直將之納入閱讀視野,長期孜孜不倦,刻苦自勵,這可從諸多回憶文章中找到線索。

“偶有餘錢,輒用以購書”,故孫中山“生平藏書亦豐。在滬在粵直接向外國訂購書籍”36 。1918年6月後,孫中山寓居上海莫利愛路29號(今上海香山路7號,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在此撰寫完成《孫文學說》、《實業計劃》。爲了著述,孫中山曾購置、蒐集了大量中英文書籍以及各類地圖。上海孫中山故居藏書目錄顯示,故居收藏1924年以前出版的著作達1300多種37 ,所收藏的反映歐美各國工業革命和工業發展史、交通港口、城鎮規劃建設、銀行和信貸、政治經濟學理論等著作,以及有關中國經貿、外交的論著種類十分繁多,例如,有關交通、港口、鐵路方面的藏書不下60種,關於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著作亦有60種38 。其中不乏名家之作,如被譽爲美國交通學權威約翰遜(1864-1950)的著作就有6冊39 ,其理論對孫中山《實業計劃》的建構產生較大影響。需要指出的是,藏書的出版時間絕大部分爲1910年以後40 ,這反映出孫中山“讀書要多讀新出版的名著,這樣才能淵博,才能吸收新知。閱讀專著也很要緊,這樣學問纔有系統”41 的讀書治學理念。《實業計劃》發表後,孫中山還繼續對其進行重訂,據葉恭綽回憶:“記得先生重訂實業計劃時,曾幾次將草稿示我,叫我爲之斟酌,並嘆曰:初稿較此精密,但已毀於觀音山陳炯明之亂,當時根據的資料國外圖籍甚富,亦一同被毀。”42 這反映出《實業計劃》是通過大量研讀、參考世界最新經濟學理論和工程科技專業書籍的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學術支撐,其“結論顯然不是隨感式的表態,它們理論上據以存在的根柢不容忽視。”43

四以行致知

1911年11月,獲悉辛亥革命勝利,尚處國外的孫中山就對發展國內實業寄予熱望,他在致民國軍政府的電文中寫道:“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爲競點,爲新中國開一新局面。至於政權,皆以服務視之爲要領。”44 1912年,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積極推動實業建設,將其振興實業思想體現在一系列法律、法令、文件中,鼓勵創辦各類公司、企業,倡導引用外資、僑資發展國內實業,支持興辦各種民間實業團體,重視發展實業教育,提倡開辦農林、機械、路礦等各種專業學校(圖五),滿足實業發展迫切需要的相應人才。4月1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他認爲推翻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意味着民族和民權主義已經完成,只有民生主義尚未實現,擬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實業建設中,受任督辦全國鐵路,創建中華鐵路總公司、中華實業銀行,並身兼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會長等數職,“專力於民生實業根本問題,勉踐素存宏願”45 。自1912年4月至1913年3月間,孫中山先後赴中國南北方各省及日本進行考察。4月9日至6月21日,抵達武漢、福州、廣州、澳門、香港,視察了漢陽鐵廠和兵工廠、馬尾船政輪機和鍋爐廠等地;8月18日至10月1日離滬北上(圖六),足跡所至煙臺、塘沽、天津、北京、張家口、太原、陽泉、石家莊、唐山、山海關、秦皇島、濟南、青島等地,先後視察了京張鐵路(圖七、圖八)、青龍橋車站、陽泉煤礦、唐山鐵路製造廠、開灤煤礦、山海關造橋廠、北寧鐵路、津浦鐵路、膠濟鐵路等鐵路和工礦企業;10月19日至12月12日,先後到江陰、鎮江、南昌、九江、安慶、蕪湖、杭州(圖九)等地視察;1913年2月11日至3月23日,赴日本長崎、東京、橫濱、京都、大阪、神戶等地考察日本實業、鐵路狀況以及尋求引進外資等(圖一〇、圖一一)。所到之處,孫中山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利用一切機會宣傳民生主義、實業建設,久居海外的孫中山實地瞭解到中國各地實業發展具體情況,爲撰述《實業計劃》提供了可資借鑑的依據。

圖五孫中山題贈南洋路礦學校的“造路救國”橫幅,50×182釐米

圖六1 9 1 2 年8月18日,孫中山乘船離開上海北上 下載原圖

圖八1 9 1 2 年9月7日,孫中山與張家口各界歡迎人士合影 下載原圖

圖七1 9 1 2 年9月7日,孫中山在張家口車站月臺上與歡迎者合影 下載原圖

《實業計劃》第一計劃中的北方大港、西北鐵路系統建設規劃,和孫中山曾於1912年9月24日到唐山、秦皇島港等地進行考察不無關係。孫中山計劃在直隸灣“大沽口、秦皇島兩地之中途”46 建北方深水不凍大港,“由北方大港起,經灤河谷地以達多倫諾爾”47 建西北鐵路系統。這和1912年6月制訂,擬於10年內建設20萬里鐵路規劃中提出的南、中、北三大幹線之北路線路有所不同,三大幹線中的北路“起點於秦皇島,繞遼東,折入於蒙古,直穿外蒙古,以達於烏梁海”48 。將原先起點由秦皇島改爲北方大港,無論山西、河北等地煤、鐵、鹽等礦產運輸,還是西北開發,都可藉此港爲輸出之途,從而“成爲資源豐富的內陸,尤其是包括內蒙古在內的西北部的對外出口”49 。1919年,孫中山將第一計劃寄給美國駐北京公使芮恩施後,芮恩施依據該計劃,曾派遣專人到直隸灣附近進行實地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孫中山提出的北方大港地點具有一定的可行性。1916年9月15日,孫中山來到浙江海寧鹽官,此地鄰近其所擬劃的東方大港之甲計劃港—乍浦,他向海塘工局人員瞭解了潮汐規律、利用潮汐發電、攔江築壩,以及圍墾海塗等有關東方大港建設的相關問題。及至撰述《實業計劃》時,由於對乍浦、澉浦一帶的海塘是石塘還是土塘不甚清楚,孫中山派祕書邵元衝去調查,囑咐其“如無書可查,宜親詢該處土人,以期確實”。當邵元衝“查得浙江水陸道里記等書,圖說頗詳,乃舉以相告”,孫中山“遂據以爲規劃東方大港之資”50 。

圖九1 9 1 2 年12月8日,孫中山與中華民國鐵道協會浙江分會歡迎者在杭州車站合影 下載原圖

圖一〇1913年2月,孫中山抵達日本受到各界歡迎 下載原圖

圖一一1 9 1 3 年3月14日,孫中山等參觀日本川崎造船所 下載原圖

1912-1913年期間的集中實業建設活動,對孫中山振興實業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積極的實踐意義。通過實地考察調研,孫中山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爲撰述《實業計劃》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實踐基礎。

五未能施行的《實業計劃》

孫中山凝聚畢生心血,滿懷愛國主義激情撰就,恢弘浩大的《實業設計》是近代以來中國內容最豐富、系統最完整的實業發展方案,體現出其渴望中國擺脫貧困落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生活豐裕美好的理想追求和卓識遠見。他所擘畫的宏偉藍圖,借鑑國外成功經驗又力圖適應中國發展趨向,對全局和區域、整體和重點通盤籌劃,主張堅持國家主權前提下實行對外開放,謀求利用國外資本、人才、技術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快中國現代化步伐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時代價值和社會意義,是留給後人的一份寶貴而豐富的精神遺產。

當孫中山將精心打造的《實業計劃》付諸實施時,卻是到處碰壁,無情的事實很快證明這不過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夢想。原稿以英文撰寫,名爲“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就是企望得到歐美各國政府和財團讚許,寄希望於利用外國資本與技術援助來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方案。事實上,當那些西方人閱讀該計劃後,他們要麼僅限於表面上加以讚許,要麼置若罔聞,還有些以“種種之挾制,要求非分之權利”51 。帝國主義決不希望,更不會慷慨援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走向獨立、民主和富強。其次,民國建立後,孫中山將權位讓於袁世凱,表示十年不問政治,專事建設,對軍閥割據、混戰不斷的政治形勢時而採取迴避態度,放棄政治鬥爭。在外有列強侵略,內有軍閥混戰的局面下,任憑多麼宏偉、周詳的計劃都只能是紙上談兵,無從付諸實施。香港《德臣西報》的威廉·瑞納曾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評論孫中山的計劃:“他竟異想天開,認爲外國資本家能夠提供充足的資金,在5到10年內將這些鐵路建成!……我告訴他,除非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否則即使在中國幾個人口稠密的省份,修建最切合實際、最有前途的鐵路,也別夢想得到外國的一分錢。”52 而《實業計劃》本身,其過於超前的規劃和過於宏大的規模,如修建龐大的鐵路系統、整治全國各大水系、開辦各種工礦企業、開發邊疆等不顧中國現實條件,急於迅速趕上歐美強國的理想主義,在當時中國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下,是根本無法實現的。歷史充分表明,沒有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發展實業、發展經濟現代化就無從談起,也不可能實現,但是,歷史也不會忘記,孫中山畢其一生,爲追求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做出的艱辛探索和卓越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