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记者阿兰·若贝尔（Alain Jaubert）提议与在另一项调查中受伤的某人一起上医院之后，在一辆警车中遭到严重冲击的时候，福柯和监狱信息小组的成员于1972年5月再次走上了街头。虽然监狱信息小组占据了福柯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他也积极参与了其他的特别运动。

2019年4月新书《福柯》

〔英〕戴维·梅西 著 徐德林 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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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还原20世纪法国国宝级哲学家福柯的一生，

他的生活同思想一样惊艳，令人着迷。

内容简介

福柯据传自残、自杀未遂、患有严重抑郁症、吸食毒品，他是法国著名的同性恋者，在瑞典、华沙、突尼斯等多地“流浪”……

但正是如此富有叛逆性的他，在“极限体验”中，将西方的思想脉络重构，成为人类精神史绕不过去的重要环节。

他为“疯癫”“不正常”辩护；走上街头参与反种族主义示威；被视为“监狱信息小组”领袖，争取犯人权利……直白地反对他视为无法容忍的东西。

然而，他又能在平衡中，实践“生存美学”。

而他的死亡，也备受争议……

作者戴维·梅西将复杂矛盾而传奇的福柯之生活和其思想联系起来，在探讨福柯的复杂学术和政治生活，以及这些东西如何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的过程中，描述了一个活生生的、可信的福柯：他是一个精明的战略家，一个时时刻刻把自己称为“与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不结盟”的人。

作者简介

作者：戴维·梅西（David Macey）

生于1949年，文化研究专家，也是福柯研究专家。他的专著除了本书 外，还有《米歇尔·福柯的生活》（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1993）、《弗朗兹·法农传》（Frantz Fanon，2000）等。已于2011年去世。

目录

一　很少被说起的童年与青年

二　巴黎高师

三 《古典时代疯狂史》

四　知识的无意识

五　无法容忍

六　生存美学

七　死亡，不是失效

主要参考书目

图片致谢

内文选读

无法容忍（节选）

监狱信息小组极不正规。没有会员卡，没有章程，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其他形式的。虽然福柯被多数人视为其“领袖”，但他自认为是在参加一个集体项目，这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写信封和往信封里面装传单，深知除非这样的平凡工作有人去做，否则政治组织不会起作用。会议是非正式的事，往往是在福柯的寓所举行。监狱信息小组的成员资格变化不定。一些人是来自无产阶级左派的毛主义者。几个之前的罪犯加入了进来，尤其是喜欢贫嘴的塞尔日·利夫罗泽（Serge Livrozet），他曾经是一个窃贼，热衷于证明盗窃是一种自发的造反或者反抗形式。他和其他惯犯通过交流他们服役的时间、他们经历过的困境的故事，活跃会议气氛。《精神》读者群的松散网络提供了很多活跃分子。个人的加入要么是因为他们钦佩福柯，要么是因为他们是德菲的朋友。监狱信息小组的其他副手甚至几乎不能解释他们的加入是为何。达妮埃尔·朗西埃（Danielle Rancière）正在福柯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认为和他一起上街是很自然的。埃莱娜·西苏回忆说，事件之后她曾问过自己，为何她与监狱信息小组有了牵连。

监狱信息小组并不是一个要求改革的压力集团，它并不试图代表囚犯发言。在福柯看来，“代表他人发言”是可耻的，监狱信息小组的自定义任务是让囚犯能够发表个人意见。监狱信息小组的活动大多一开始相对低调，规模很小。成员们加入到在拉桑特监狱（La Santé）和弗雷纳监狱（Fresnes）外面等候的妻子和亲属的队列中，以期获准访问犯人。传单被分发，问卷被分送，激进分子们发现他们正逐渐被接受。犯人们的妻子的确填写了问卷，有证据表明它们也是被偷偷带进监狱的。问卷和搜集自监狱大门外队列的其他支离破碎的信息，于1971年5月被用于了生成一本题为《二十所监狱调查记》（Enquête en vingt prisons）的小册子。同一年，另外还有两本小册子出版：《对一所模范监狱的考察：弗勒里-梅罗吉监狱》（Enquête dans une prison-modèle:Fleury-Mérogis）和《狱中的自杀》（Suicides de prison）。全都使用相同的总标题：无法容忍（Intolérable）。它概括了福柯及其同道的目的：他们并不是在以某种政治计划的名义起作用，而是在相当直白地反对他们视为无法容忍的东西。长远来看，他们的工作或许影响甚微。当时，其强大的影响在于揭示监狱世界是超越法律或者不合法的，以及充斥监狱的并不是江洋大盗，而是处于危险之中的小毛贼。它也产生了实际效果。据1971年7月宣布，囚犯可以在他们的囚室里拥有收音机，收听每天的新闻，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运动。

参与监狱信息小组需要血气之勇。没有人遭遇奥特马尼在突尼斯所经历的危险，但暴力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德勒兹参与了街头示威和抗议，虽然他患有呼吸道疾病，接触催泪瓦斯是对他已然虚弱的身体的严重威胁。有一次，埃莱娜·西苏发现她自己苏醒在一家未曾记得进去过的药店里。对于曾将她打得不省人事地摔倒在地的警棍击头，她也没有任何记忆。福柯本人若干次被捕，但必然是在没有遭遇重大指控的情况下获释。逮捕是一种恐吓形式，而不是送人上法庭的开端。

不久，刑罚系统内部的事件提供给了监狱信息小组一种新动力。1971年2月，一位护士和一位社工被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市（Aix-en-Provence）的犯人劫作了人质，殒命于警察突击监狱的过程之中。7月，一位典狱官在里昂的圣保罗监狱被射杀。9月，一位护士和一位典狱官在克莱尔沃（Clairvaux）监狱被劫作了人质，在警察猛攻监狱的时候遭到了杀害。内务部的回应是暂停犯人接收其家人寄来的圣诞食品包裹这一传统权利。12月5日，福柯和监狱信息小组的一群支持者在司法部前集会，但尽管一个妇女代表团获准进入了大楼，她们与官方的对话并无结果。三天后，部长确实做出了让步：家人可以给妇女和轻罪犯寄送食品包裹。其他犯人可以通过红十字会或者教会机构寄送包裹。法国监狱里的犯人已然被给予与战犯相同的待遇。绝食旋即开始；12月5日，离南锡不远的图勒森特内（Centrale Ney）监狱的犯人礼拜后拒绝回到他们的囚室。当月的晚些时候，全面暴动爆发。犯人们策划了屋顶抗议，部分监牢遭到了洗劫，被付之一炬。三队防暴警察以极大的暴力镇压了暴动。现在，暴乱和暴动传遍了监狱系统。

随着形势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监狱信息小组举行了抗议集会，公布了它可能搜集到的任何信息。最具杀伤力的批评来自监狱系统内部，当时图勒的精神病医生伊迪丝·罗斯（Edith Rose）博士写了一封公开信，广被新闻界引述。[3]它谈到了暴力对待最轻微地违纪的犯人的系统使用。约束衣和其他身体限制措施的使用是司空见惯的。自杀的尝试频繁得令人吃惊。犯人们经常被拒绝他们所要求的医疗帮助，而她未获准恰当地行使她的职责。不可避免地，罗斯博士被迫离开了监狱服务。对福柯而言，伊迪丝·罗斯就是“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的原型：她属于权力系统，但以非常特殊的、具体的语词公然抨击权力内部所发生之事。传统或者“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是以抽象的、普遍的原则进行言说；特殊知识分子谈论之所见，基于他们对他们工作于其间的机构的具体了解。

监狱信息小组是高效的，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小团体。另一方面，它要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工会和传统的左翼党派既无力也不愿支持福柯和他的同道。重要的工会联合会的会员包括代表监狱官的组织，工会不会抨击它们自己的监狱官。即使在无产阶级左派内部，也有人认为“普通刑事犯”不配作为需要替其操心的无产阶级。监狱信息小组的其他问题是结构上的。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监狱人口按定义是不稳定的。与利洛兹特不同，很多先前的犯人都极不情愿认同这样的自己，这是情有可原的。

虽然监狱信息小组占据了福柯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他也积极参与了其他的特别运动。当记者阿兰·若贝尔（Alain Jaubert）提议与在另一项调查中受伤的某人一起上医院之后，在一辆警车中遭到严重冲击的时候，福柯和监狱信息小组的成员于1972年5月再次走上了街头。当年10月，当阿拉伯少年杰拉里·本·阿里（Djellali Ben Ali）——他肯定不是善茬——在与邻居的一次由来已久的争论中被射杀的时候，福柯是为调查此案而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的幕后支持者之一。它的调查也让他对生活在古德多（Goutted’or）贫民窟的移民的状况有了很多了解，古德多是他迄今尚未有机会造访的巴黎北部的一个地区。1973年12月，当穆罕默德·迪亚卜（MohammedDiab）在被警方拘押期间不可思议地死于枪伤的时候，福柯和他的同道再次发起了调查，其间福柯被捕，在警察局拘留室里待了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