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記者阿蘭·若貝爾（Alain Jaubert）提議與在另一項調查中受傷的某人一起上醫院之後，在一輛警車中遭到嚴重衝擊的時候，福柯和監獄信息小組的成員於1972年5月再次走上了街頭。雖然監獄信息小組佔據了福柯的大量時間和精力，但他也積極參與了其他的特別運動。

2019年4月新書《福柯》

〔英〕戴維·梅西 著 徐德林 譯，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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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還原20世紀法國國寶級哲學家福柯的一生，

他的生活同思想一樣驚豔，令人着迷。

內容簡介

福柯據傳自殘、自殺未遂、患有嚴重抑鬱症、吸食毒品，他是法國著名的同性戀者，在瑞典、華沙、突尼斯等多地“流浪”……

但正是如此富有叛逆性的他，在“極限體驗”中，將西方的思想脈絡重構，成爲人類精神史繞不過去的重要環節。

他爲“瘋癲”“不正常”辯護；走上街頭參與反種族主義示威；被視爲“監獄信息小組”領袖，爭取犯人權利……直白地反對他視爲無法容忍的東西。

然而，他又能在平衡中，實踐“生存美學”。

而他的死亡，也備受爭議……

作者戴維·梅西將複雜矛盾而傳奇的福柯之生活和其思想聯繫起來，在探討福柯的複雜學術和政治生活，以及這些東西如何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的過程中，描述了一個活生生的、可信的福柯：他是一個精明的戰略家，一個時時刻刻把自己稱爲“與特殊階層的知識分子不結盟”的人。

作者簡介

作者：戴維·梅西（David Macey）

生於1949年，文化研究專家，也是福柯研究專家。他的專著除了本書 外，還有《米歇爾·福柯的生活》（The Lives of Michel Foucault，1993）、《弗朗茲·法農傳》（Frantz Fanon，2000）等。已於2011年去世。

目錄

一　很少被說起的童年與青年

二　巴黎高師

三 《古典時代瘋狂史》

四　知識的無意識

五　無法容忍

六　生存美學

七　死亡，不是失效

主要參考書目

圖片致謝

內文選讀

無法容忍（節選）

監獄信息小組極不正規。沒有會員卡，沒有章程，無論是書面的還是其他形式的。雖然福柯被多數人視爲其“領袖”，但他自認爲是在參加一個集體項目，這裏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花了很多時間寫信封和往信封裏面裝傳單，深知除非這樣的平凡工作有人去做，否則政治組織不會起作用。會議是非正式的事，往往是在福柯的寓所舉行。監獄信息小組的成員資格變化不定。一些人是來自無產階級左派的毛主義者。幾個之前的罪犯加入了進來，尤其是喜歡貧嘴的塞爾日·利夫羅澤（Serge Livrozet），他曾經是一個竊賊，熱衷於證明盜竊是一種自發的造反或者反抗形式。他和其他慣犯通過交流他們服役的時間、他們經歷過的困境的故事，活躍會議氣氛。《精神》讀者羣的鬆散網絡提供了很多活躍分子。個人的加入要麼是因爲他們欽佩福柯，要麼是因爲他們是德菲的朋友。監獄信息小組的其他副手甚至幾乎不能解釋他們的加入是爲何。達妮埃爾·朗西埃（Danielle Rancière）正在福柯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認爲和他一起上街是很自然的。埃萊娜·西蘇回憶說，事件之後她曾問過自己，爲何她與監獄信息小組有了牽連。

監獄信息小組並不是一個要求改革的壓力集團，它並不試圖代表囚犯發言。在福柯看來，“代表他人發言”是可恥的，監獄信息小組的自定義任務是讓囚犯能夠發表個人意見。監獄信息小組的活動大多一開始相對低調，規模很小。成員們加入到在拉桑特監獄（La Santé）和弗雷納監獄（Fresnes）外面等候的妻子和親屬的隊列中，以期獲准訪問犯人。傳單被分發，問卷被分送，激進分子們發現他們正逐漸被接受。犯人們的妻子的確填寫了問卷，有證據表明它們也是被偷偷帶進監獄的。問卷和蒐集自監獄大門外隊列的其他支離破碎的信息，於1971年5月被用於了生成一本題爲《二十所監獄調查記》（Enquête en vingt prisons）的小冊子。同一年，另外還有兩本小冊子出版：《對一所模範監獄的考察：弗勒裏-梅羅吉監獄》（Enquête dans une prison-modèle:Fleury-Mérogis）和《獄中的自殺》（Suicides de prison）。全都使用相同的總標題：無法容忍（Intolérable）。它概括了福柯及其同道的目的：他們並不是在以某種政治計劃的名義起作用，而是在相當直白地反對他們視爲無法容忍的東西。長遠來看，他們的工作或許影響甚微。當時，其強大的影響在於揭示監獄世界是超越法律或者不合法的，以及充斥監獄的並不是江洋大盜，而是處於危險之中的小毛賊。它也產生了實際效果。據1971年7月宣佈，囚犯可以在他們的囚室裏擁有收音機，收聽每天的新聞，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他們的運動。

參與監獄信息小組需要血氣之勇。沒有人遭遇奧特馬尼在突尼斯所經歷的危險，但暴力的威脅是實實在在的。德勒茲參與了街頭示威和抗議，雖然他患有呼吸道疾病，接觸催淚瓦斯是對他已然虛弱的身體的嚴重威脅。有一次，埃萊娜·西蘇發現她自己甦醒在一家未曾記得進去過的藥店裏。對於曾將她打得不省人事地摔倒在地的警棍擊頭，她也沒有任何記憶。福柯本人若干次被捕，但必然是在沒有遭遇重大指控的情況下獲釋。逮捕是一種恐嚇形式，而不是送人上法庭的開端。

不久，刑罰系統內部的事件提供給了監獄信息小組一種新動力。1971年2月，一位護士和一位社工被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市（Aix-en-Provence）的犯人劫作了人質，殞命於警察突擊監獄的過程之中。7月，一位典獄官在里昂的聖保羅監獄被射殺。9月，一位護士和一位典獄官在克萊爾沃（Clairvaux）監獄被劫作了人質，在警察猛攻監獄的時候遭到了殺害。內務部的回應是暫停犯人接收其家人寄來的聖誕食品包裹這一傳統權利。12月5日，福柯和監獄信息小組的一羣支持者在司法部前集會，但儘管一個婦女代表團獲准進入了大樓，她們與官方的對話並無結果。三天後，部長確實做出了讓步：家人可以給婦女和輕罪犯寄送食品包裹。其他犯人可以通過紅十字會或者教會機構寄送包裹。法國監獄裏的犯人已然被給予與戰犯相同的待遇。絕食旋即開始；12月5日，離南錫不遠的圖勒森特內（Centrale Ney）監獄的犯人禮拜後拒絕回到他們的囚室。當月的晚些時候，全面暴動爆發。犯人們策劃了屋頂抗議，部分監牢遭到了洗劫，被付之一炬。三隊防暴警察以極大的暴力鎮壓了暴動。現在，暴亂和暴動傳遍了監獄系統。

隨着形勢變得越來越引人注目，監獄信息小組舉行了抗議集會，公佈了它可能蒐集到的任何信息。最具殺傷力的批評來自監獄系統內部，當時圖勒的精神病醫生伊迪絲·羅斯（Edith Rose）博士寫了一封公開信，廣被新聞界引述。[3]它談到了暴力對待最輕微地違紀的犯人的系統使用。約束衣和其他身體限制措施的使用是司空見慣的。自殺的嘗試頻繁得令人喫驚。犯人們經常被拒絕他們所要求的醫療幫助，而她未獲準恰當地行使她的職責。不可避免地，羅斯博士被迫離開了監獄服務。對福柯而言，伊迪絲·羅斯就是“特殊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的原型：她屬於權力系統，但以非常特殊的、具體的語詞公然抨擊權力內部所發生之事。傳統或者“普遍”知識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是以抽象的、普遍的原則進行言說；特殊知識分子談論之所見，基於他們對他們工作於其間的機構的具體瞭解。

監獄信息小組是高效的，能夠在短時間內動員小團體。另一方面，它要發展是非常困難的。工會和傳統的左翼黨派既無力也不願支持福柯和他的同道。重要的工會聯合會的會員包括代表監獄官的組織，工會不會抨擊它們自己的監獄官。即使在無產階級左派內部，也有人認爲“普通刑事犯”不配作爲需要替其操心的無產階級。監獄信息小組的其他問題是結構上的。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監獄人口按定義是不穩定的。與利洛茲特不同，很多先前的犯人都極不情願認同這樣的自己，這是情有可原的。

雖然監獄信息小組佔據了福柯的大量時間和精力，但他也積極參與了其他的特別運動。當記者阿蘭·若貝爾（Alain Jaubert）提議與在另一項調查中受傷的某人一起上醫院之後，在一輛警車中遭到嚴重衝擊的時候，福柯和監獄信息小組的成員於1972年5月再次走上了街頭。當年10月，當阿拉伯少年傑拉裏·本·阿里（Djellali Ben Ali）——他肯定不是善茬——在與鄰居的一次由來已久的爭論中被射殺的時候，福柯是爲調查此案而成立的特別委員會的幕後支持者之一。它的調查也讓他對生活在古德多（Goutted’or）貧民窟的移民的狀況有了很多瞭解，古德多是他迄今尚未有機會造訪的巴黎北部的一個地區。1973年12月，當穆罕默德·迪亞卜（MohammedDiab）在被警方拘押期間不可思議地死於槍傷的時候，福柯和他的同道再次發起了調查，其間福柯被捕，在警察局拘留室裏待了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