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视商人的错误思想到了宋朝，得到巨大的改观。北宋的范仲淹就发出“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的呼喊。南宋的黄震也说：“国之四民，士农工商，同是国家一等齐民。”宋朝人有这样的觉悟：商人和其他行业一样为社会创造财富，应该享有平等的地位。

在宋朝做个商人，从事生意，绝对恰逢其时。宋朝对商人有很多宽商恤商政策，比如取消坊市制度。商人不必像宋朝以前那样，只能在官府规定的地方做生意，而是看哪里市口好，哪里市场吸引力大，只要有钱租房子，就能在哪里开张。

唐朝的时候，官府还规定，“工商杂类”不得参与科举。也就是说，一个商人，还有他的孩子，是别妄想通过科举考试去实现阶层的跃升。到了宋朝，这一政策变了，商人如果有学问才华，允许参加科举。商人的孩子也可以进入官办的学校去学习，将来一样可以通过考试走上仕途。这是真真切切的地位的提高。在宋朝做生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宋朝商人的税负很宽松，行税为2%，住税为3%，而宋朝的商业利润，平均下来，至少有10%，这中间的差额，就是商人的纯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是靠苛税，靠的是繁荣的工商业带来的量的积累。

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支持，构成宋朝生意人所在的气场——体恤加鼓励，极大地促进了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那些组成商行的店铺，小商小贩，自然不必说，他们是商业的专业队伍。官员、皇亲国戚、读书人、地主、农民也纷纷加入兼职经商的队伍，甚至僧尼也不甘落后，下海经商了。汴梁城里的大相国寺，每个月开放五次“万姓交易”，寺庙也成了生意场。

图1：《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都是人口超过100万的巨型都市。同时期的欧洲，最大的城市也不过15万人左右。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城市，不用担心市场萧条，没有顾客。商人可以随处开个铺子，除了正常营业时间，另有早市、夜市，还有整个通宵都有买卖的鬼市，都会带来源源不断的顾客。

乡镇的人口密度肯定没有城市那么大，但是定期的集市也是热闹非常，人流熙攘。集市的消费者，相当于今天平时没空、周末集中采购一样，购买欲望和购买力也是相当可观的。

宋朝官府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用于和周边各族进行贸易活动。至于市场需求，区域差别让商人很容易选择对口的商品。他们可以拿内地的纺织品、瓷器、茶叶等等卖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然后，把他们的羊皮、狼皮、奶制品带回内地销售。商品结构的互补，让商人来回一趟可以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商队绝无空返。从事这门生意，可能颇为辛苦与寂寞，边境路途遥远，得押着货物迢迢而来，迢迢而归是需要坚忍的毅力的。当然，辛苦、寂寞的代价绝不会白白付出，区域商品的差价让商人有丰富的利润可图。

图2：榷场

官方设在北方的榷场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于国内的政治、军事需要的，因此时禁时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沿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延缓了南北经济构成一体的趋势。于是，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繁荣。

宋朝发达的造船业和航运业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北宋时海船已使用指南针测定航向，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加速了宋朝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改变了隋唐以来中外贸易以蕃商、蕃舶为主的态势，使中国帆船成为中外海上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

图3：清明上河图（局部）

为了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管理，宋朝官方建立了一套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和制度——市舶司和市舶条法，鼓励中外商人的贸易，使得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程度超过此前任何时期。

宋朝的海外贸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宋朝和海外诸国之间的贸易，称“朝贡贸易”。这种贸易集中体现了中华帝国历代皇帝“一统华夷”“抚宇如一”“厚往薄来”的对外交往原则。二是宋朝与私人海商之间的贸易，称为“市舶贸易”。由于宋朝海上贸易商品种类繁多、数额巨大，官府可以通过对舶来商品的“抽解”和“博买”获取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

在宋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上，资本雄厚的商人，带着自己的船队，把陶瓷、茶叶、丝绸、工艺品等运往东亚、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更远的到非洲，又在当地收购香料、珠宝、棉布等运回本国销售。这一来一回的双重利润，让很多商人靠着进出口贸易富甲一方。

历史学家经过测算，宋朝的对外贸易额竟然占到GDP的15%~20%。两宋时期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角，甚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海商群体。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南海有53个国家和地区与南宋通商贸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贸易的也有20多个国家。南宋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鼎盛时期，也加强了中外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苏子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