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視商人的錯誤思想到了宋朝，得到巨大的改觀。北宋的范仲淹就發出“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爲鄰”的呼喊。南宋的黃震也說：“國之四民，士農工商，同是國家一等齊民。”宋朝人有這樣的覺悟：商人和其他行業一樣爲社會創造財富，應該享有平等的地位。

在宋朝做個商人，從事生意，絕對恰逢其時。宋朝對商人有很多寬商恤商政策，比如取消坊市制度。商人不必像宋朝以前那樣，只能在官府規定的地方做生意，而是看哪裏市口好，哪裏市場吸引力大，只要有錢租房子，就能在哪裏開張。

唐朝的時候，官府還規定，“工商雜類”不得參與科舉。也就是說，一個商人，還有他的孩子，是別妄想通過科舉考試去實現階層的躍升。到了宋朝，這一政策變了，商人如果有學問才華，允許參加科舉。商人的孩子也可以進入官辦的學校去學習，將來一樣可以通過考試走上仕途。這是真真切切的地位的提高。在宋朝做生意，沒有什麼後顧之憂。

宋朝商人的稅負很寬鬆，行稅爲2%，住稅爲3%，而宋朝的商業利潤，平均下來，至少有10%，這中間的差額，就是商人的純收入。國家的財政收入不是靠苛稅，靠的是繁榮的工商業帶來的量的積累。

觀念的改變和政策的支持，構成宋朝生意人所在的氣場——體恤加鼓勵，極大地促進了宋朝商品經濟的發展。

那些組成商行的店鋪，小商小販，自然不必說，他們是商業的專業隊伍。官員、皇親國戚、讀書人、地主、農民也紛紛加入兼職經商的隊伍，甚至僧尼也不甘落後，下海經商了。汴梁城裏的大相國寺，每個月開放五次“萬姓交易”，寺廟也成了生意場。

圖1：《清明上河圖》（局部）

北宋的汴梁，南宋的臨安，都是人口超過100萬的巨型都市。同時期的歐洲，最大的城市也不過15萬人左右。在這樣人口衆多的城市，不用擔心市場蕭條，沒有顧客。商人可以隨處開個鋪子，除了正常營業時間，另有早市、夜市，還有整個通宵都有買賣的鬼市，都會帶來源源不斷的顧客。

鄉鎮的人口密度肯定沒有城市那麼大，但是定期的集市也是熱鬧非常，人流熙攘。集市的消費者，相當於今天平時沒空、週末集中採購一樣，購買慾望和購買力也是相當可觀的。

宋朝官府在邊境地區設置“榷場”，用於和周邊各族進行貿易活動。至於市場需求，區域差別讓商人很容易選擇對口的商品。他們可以拿內地的紡織品、瓷器、茶葉等等賣給北方的遊牧民族。然後，把他們的羊皮、狼皮、奶製品帶回內地銷售。商品結構的互補，讓商人來回一趟可以獲得一舉兩得的效果，商隊絕無空返。從事這門生意，可能頗爲辛苦與寂寞，邊境路途遙遠，得押着貨物迢迢而來，迢迢而歸是需要堅忍的毅力的。當然，辛苦、寂寞的代價絕不會白白付出，區域商品的差價讓商人有豐富的利潤可圖。

圖2：榷場

官方設在北方的榷場貿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從於國內的政治、軍事需要的，因此時禁時開，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沿邊地區經濟的發展與繁榮，延緩了南北經濟構成一體的趨勢。於是，宋朝的海上絲綢之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繁榮。

宋朝發達的造船業和航運業爲海外貿易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北宋時海船已使用指南針測定航向，促進了航運業的發展，加速了宋朝與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改變了隋唐以來中外貿易以蕃商、蕃舶爲主的態勢，使中國帆船成爲中外海上貿易的主要運輸工具。

圖3：清明上河圖（局部）

爲了促進海外貿易的發展和管理，宋朝官方建立了一套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和制度——市舶司和市舶條法，鼓勵中外商人的貿易，使得宋朝海外貿易的發展程度超過此前任何時期。

宋朝的海外貿易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宋朝和海外諸國之間的貿易，稱“朝貢貿易”。這種貿易集中體現了中華帝國曆代皇帝“一統華夷”“撫宇如一”“厚往薄來”的對外交往原則。二是宋朝與私人海商之間的貿易，稱爲“市舶貿易”。由於宋朝海上貿易商品種類繁多、數額巨大，官府可以通過對舶來商品的“抽解”和“博買”獲取十分可觀的財政收入。

在宋朝的海上絲綢之路上，資本雄厚的商人，帶着自己的船隊，把陶瓷、茶葉、絲綢、工藝品等運往東亞、東南亞、印度次大陸，更遠的到非洲，又在當地收購香料、珠寶、棉布等運回本國銷售。這一來一回的雙重利潤，讓很多商人靠着進出口貿易富甲一方。

歷史學家經過測算，宋朝的對外貿易額竟然佔到GDP的15%~20%。兩宋時期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成爲中國海上貿易的主角，甚至出現了中國最早的海商羣體。成書於南宋後期的《諸蕃志》記載，南海有53個國家和地區與南宋通商貿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貿易的也有20多個國家。南宋成爲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上的鼎盛時期，也加強了中外各國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蘇子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