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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管理》

作者簡介: 劉進,助理研究員,北京理工大學教學促進與教師發展中心副主任,從事高等教育、學術勞動力市場、人才流動研究。閆曉敏,碩士研究生,從事人才流動、學術職業研究。

引用本文: 劉進, 閆曉敏,等. “一帶一路”學術職業流動與國際化——基於對30個沿線國家大學教師簡歷的分析[J]. 高校教育管理, 2018, 12(3): 43-50.

摘  要:運用簡歷分析法,文章選取“一帶一路”沿線30個國家的大學教師簡歷進行有效信息提取與統計分析,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術職業“從哪裏來”問題做出了初步回答。研究發現,從學術流動的時段來看,“一帶一路”沿線不同地區在7種流動類型上存在較顯著差異;從學術流動的區域來看,西歐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對“一帶一路”學術人才的吸力更大;進一步的多元迴歸分析顯示,“年齡”“地區”“是否獲得博士學位”對“一帶一路”學術人才流動都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一帶一路”; 學術職業流動; 學術職業國際化; 簡歷分析

“一帶一路”高等教育研究關鍵之一應聚焦於學術職業生態系統分析,主要應回答“一帶一路”學術職業“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這兩個基本問題。“從哪裏來”即“一帶一路”學術職業的來源問題,包括學術職業的數量規模,來源國別與地區,來源高等教育系統的層次、類型、質量等問題;“到哪裏去”則主要應回答“一帶一路”學術職業的現實質量和未來發展趨勢問題,包含學術職業的國際化程度、流動性水平和流動能力等關鍵問題。新時期,推動以“民心相通”爲核心目標的“一帶一路”高等教育建設發展必須摸清家底、發現問題、尋找規律,並通過研究方法創新和更加系統深入的實證研究,得到更爲科學和穩定的研究結論。在此方面,本研究通過近年來比較通行的簡歷分析法(CV Analysis),對沿線國家學術職業的上述兩個問題做出科學回答。

一、 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推動高等教育共同發展成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爲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在“一帶一路”高等教育建設進程中,學生和教師的跨國流動是教育國際化推行的主要方面。其中,大學教師流動及更爲寬泛的學術職業流動正成爲“一帶一路”學術勞動力市場運行狀況的關鍵表徵。學術職業流動既歷史悠久又不斷發展,早在中世紀時期“跨國流動學者的數量甚至超過20世紀現代大學制度建立後世界上的很多國家人口”。當代各國大學教師流動更爲頻繁,學術職業成爲國際化職業。一項10國學術職業的調查顯示,高校教師向外國流動的比例非常高;英國27%的大學教師是非英國的,過去20年裏這一比例上升了50%;四分之一的劍橋大學教師來自海外;大多數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大大得益於其他國家的學者流動”,成員國大多將促進流動作爲吸引高級人才的潛在途徑,逐步放鬆高層次人才移民政策。

近年來,學術職業流動引起了國內理論界與實踐界的廣泛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着力完善人才發展機制……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體制機制障礙。課題組前期實證研究發現,如果將世界不同學術系統的大學教師流動情況做成二維四象限圖,馬來西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則主要集中在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反映出沿線國家的學術職業流動性不強。費納新與李雅鑫等研究也表明,美英德等歐美國家大學教師的流動性水平高於亞洲各國。楊茂慶指出,早期美國大學普遍採用本校畢業生留校的教師聘用制,導致缺乏學術個性,不利於學術交流。已有研究顯示,中國在高等教育大衆化初期及以前也存在類似美國早期的學術職業低流動性情況,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否也存在同樣問題值得我們探討。

在大學教師的國際流動與教師隊伍國際化建設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培養教師的國際化流動意識和構建教師流動機制兩個方面。如有研究認爲,要使大學教師的流動性適度提高,必須強化大學教師的學術職業身份屬性,完善職稱制度和聘任制度。馮海志指出,教師國際化需要建設一支具備國際化意識的教師隊伍。孫德芬提出高校要順應人才國際化發展的趨勢,大力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孫輝軒認爲,要積極開拓高校構建國際化師資隊伍的新路徑,強力推進高校教師的國際化建設。

由此可以看出,學術界關於學術職業流動的研究一般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入職前學歷獲得(含博士後工作)階段的流動情況;另一方面是入職後的職業流動(不包含訪問學者等短期職業流動)。本研究將主要回答前一個問題,即“一帶一路”學術職業的來源問題。

在入職前學歷獲得階段的流動方面,漢斯•德維特(Hans de Wit) 關於學生流動的研究框架獲得廣泛認可,他將流動以時間節點劃分了全學年、學期、暑期等細緻維度。借鑑其思路,課題組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大學教師的流動經歷考察也做更精細化處理。

根據學術流動時段,課題組通過對教師流動經歷細化,縱向歸類流動時段(本科、碩士、博士),研究學術職業流動性強弱及“一帶一路”相關地域對比;根據學術流動區域,對教師流動的地域劃分,橫向歸類流動區域,研究教師流動的方向和趨勢及“一帶一路”地域間流動情況,並與中國進行對比;根據學術流動與人口統計學、區位和學位變量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總結各區域情況,研究學術流動與教師是否有線性關係及各區域博士化與流動相關情況如何。

二、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運用簡歷分析法,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學教師的簡歷進行收集、整理,對上述有關問題做出回答。課題組從“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裏抽取了30個國家作爲研究對象。爲保證樣本選取的普遍性,抽樣按照“一帶一路”區域的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中亞、中東歐劃分進行國別選擇,共選取了東亞1國,東南亞6國,西亞13國,南亞5國,中亞1國和中東歐4國。爲縮小研究樣本的學科差異,課題組統一選取理工類學科專業大學教師作爲研究對象,原則上抽取各國頂尖大學的教師簡歷數據。由於部分官網未公佈其教師的詳細情況,或存在簡歷信息不完整的問題,或部分國家高校未設置英文網頁頁面,課題組儘量選取該國排名靠前的大學收集數據。數據收集和清洗過程主要爲按照地域分佈,選定代表國家。課題組使用2018QS世界大學排名,選取各國頂尖大學,通過Wikipedia檢索進入該大學官網,進入理工類專業界面,查找教師簡歷(Curriculum Vitae),將基礎信息完整的簡歷進行統計整理。其中,信息不完整的樣本捨棄,不顯示或無法獲取教師簡歷的,則更換其他大學。

本研究運用簡歷分析法採集和分析沿線國家大學教師的總體情況。所採集內容包括“國家”“性別”“職稱”“本科就讀學校信息”“碩士就讀學校信息”“博士就讀學校信息”等指標。本研究共採集512個樣本,其中教授211人,副教授108人,講師59人,助教134人;男性369人,女性143人;博士438人,非博士74人。變量描述與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描述與統計

三、 研究發現

(一) 學術流動時段:7種流動類型的比較

課題組在數據庫中選取有海外攻讀學位經歷的教師,依據學位讀取時段劃分爲“單純本科就讀於海外”“單純碩士就讀於海外”“單純博士就讀於海外”“本科碩士就讀於海外”“本科博士就讀於海外”“碩士博士就讀於海外”“本科碩士博士就讀於海外”7種類型。按照“一帶一路”的地域劃分,課題組形成各地區學術流動時段的分佈(見圖1)。

可以發現,東亞地區“單純本科就讀於海外”與“本科碩士就讀於海外”的比例較低,說明東亞地區教師在本科碩士階段幾乎很少流動。“單純博士就讀於海外”與“本科碩士博士就讀於海外”的比例分別達到25%和15%,說明東亞地區偏向於高學歷階段流動,並且整體流動性一般。東南亞地區碩士或博士就讀於海外的比例分別爲13.83%和15.96%,說明東南亞地區也更偏向於高學歷流動,本科、碩士、博士均就讀於海外的比例僅爲10.64%,整體流動性一般。南亞地區博士就讀於海外比例高達45.24%,表明了絕對的高學歷流動偏向。西亞地區博士就讀於海外的比例爲15.93%,同樣有高學歷流動趨勢。中東歐地區集中在碩士博士就讀於海外的維度,高學歷流動性較強。

總體流動水平方面,西亞國家學術職業跨國來源比例最高(76.55%),隨後是南亞國家(75%)、東南亞國家(55.32%)、東亞國家(55%)和中東歐國家(46.58%)。在7種流動類型的比較方面,東亞(25%)、東南亞(15.96%)、南亞(45.24%)三地最高比例的流動類型均爲“單純博士就讀於海外”,中東歐地區最高比例的流動類型爲“碩士博士就讀於海外”(16.44%),西亞地區最高比例的流動類型則爲“本科碩士博士就讀於海外”(37.61%),反映了 “一帶一路”沿線不同地區顯著的學術職業流動性差異。

圖1  “一帶一路”各地區流動時段分佈

(二) 學術流動區域:西歐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對人才的吸力更大

1. 學術流動的區域對比。本研究進一步將學術職業流動的對象地區分爲“向發達國家的流動”和“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流動”兩種類型,並運用研究數據繪製流動圖譜(見圖2和圖3)。總體來看,“一帶一路”學術職業就讀於發達國家的比例很高,東南亞和南亞地區學術職業各個學歷階段在發達國家就讀的比例均超過70%。中東歐地區“博士就讀於發達國家”的比例高達89.47%。“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就讀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比例整體偏低,但本科就讀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數較多,尤其是在東亞地區,本科階段流動的教師中幾乎都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就讀。博士就讀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比率偏低,其中,中東歐地區最低,僅爲10.53%。本科階段整體對比不明顯,中東歐、西亞與東亞地區本科就讀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數多於就讀於發達國家。碩士與博士學位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各地區就讀於發達國家的比例遠遠高於就讀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比例,且中東歐地區在博士階段的流動性明顯達到較高水平。東亞地區的流動性較差,與上文學歷階段的流動呈現一致。欠發達國家學生各學歷階段向發達經濟體和高等教育強國流動是目前國際主流觀點,如中國學生流動目的地多是以發達國家爲主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類似觀點與本研究發現一致。

圖2  “一帶一路”學術人才區域流動

圖3  “一帶一路”國家流動區域

對比本研究發達國家樣本包括21國,分別是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愛爾蘭、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

2. 學術流動的學術機構分佈。本研究進一步對“一帶一路”學術職業跨國流動的學術機構進行了統計分析(見表2)。一般而言,影響跨國學生流動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地域因素、文化因素、經濟因素和高等教育質量因素。數據統計顯示,“一帶一路”學術職業在“一帶一路”內部流動的目的地地區中,西亞地區(66.67%)最受青睞,這表明西亞地區的出境人才更偏向於自己本地區的流動。從地緣因素來看,西亞地區更願意選擇離居住國鄰近的國家進行流動。從文化因素來看,西亞地區自身文化比較保守,與其他地區文化差異較大,不願意選擇其他文化的國家進行學習。從經濟因素分析,相關文獻表明,國內生產總值與高等教育情況密切相關。埃及國內生產總值爲301億美元,約旦爲35.82億美元,沙特阿拉伯爲754億美元,伊拉克爲229億美元,黎巴嫩爲45.7億美元,也門爲43.2億美元,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較其他所列地區經濟更爲發達,在西亞地區學校的選擇中,埃及的開羅大學、伊拉克的巴格達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500強之列,這些學校成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境人才的重要選擇。

中東歐地區在“一帶一路”內部流動的學校分佈中也佔有較大比例。一方面,中東歐地區的人才除少數向發達國家流動之外,受地緣因素影響更多會選擇向周邊國家流動。另一方面,中東歐地區大多擁有比較相似的歷史文化,並建立了相對親密的聯盟關係,一定的政治導向也會促使他們選擇在中東歐地區內部流動。在經濟方面,2014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爲2 050億美元,希臘爲236億美元,烏克蘭爲134億美元,白俄羅斯爲761億美元,格魯吉亞爲16.5億美元,阿塞拜疆爲75.19億美元。就讀學校分佈的這些國家相對其他國家有較好的經濟能力和發達的經濟水平,這也吸引了一部分人才流動。高等教育質量方面,俄羅斯的莫斯科國立大學在QS世界大學排名中達到75,烏拉爾國立大學和烏克蘭的哈爾科夫國立大學也在500強之列。具備這些綜合因素的學校使得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到發達國家進行流動的人才有了較好的選擇。

3. 中國與其他“一帶一路”學術職業流動的對比。課題組收集了2015年中國人才流動的情況,具體信息如圖4所示。由於一些數據缺失,課題組此處整理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幾個典型發達國家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圖4中發達國家很明顯吸引了絕大多數的人才,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人才流動的吸引微乎其微。這表明中國的學術流動的不平衡,而這一點與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致。在中國2015年出國留學人數的統計數據中,課題組整理了中國學生向“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和國家的流動情況,如圖5所示。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流動情況,這裏同樣使用上述四個因素進行分析。地域因素上,俄羅斯、馬來西亞、泰國較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尤其是希臘、立陶宛等中東歐國家爲中國人才流動提供了地利之便。由於地域相近,文化溝通緊密,更容易包容中國的流動人才。如上述提到的俄羅斯的高等教育質量遠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水平,這也影響了中國人才的流動偏向。經濟因素上,馬來西亞、泰國較其他國家有一定的經濟優勢。 表2  “一帶一路”就讀學校分佈

圖4  中國2015年流動情況

圖5  中國向“一帶一路”國家流動情況

在採集的樣本中,僅1人本科和碩士階段在中國就讀,5人博士階段在中國就讀,且大多就讀於香港地區的香港大學。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方數據中,中國2015年出境學生約80萬左右,入境的學生僅12.31萬。與上文調查發現所相似的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才流動目的地都集中在了發達地區,中國流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數佔比較低,表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聯繫不夠緊密。

(三) 學術流動影響因素:多元迴歸分析

課題組將收集的所有有效樣本,按照表1的描述與定義,選取7個可以參與迴歸模型的變量,即“有過海外學位留學生經歷”(簡稱“學術流動”)、“教師所在國家”(簡稱“國家”)、“教師所在地區”(簡稱“地區”)、“性別”、“年齡”、“是否博士”、“職稱”,並計算這7個變量之間的皮爾森相關係數,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將以上所有變量採用多元迴歸分析法進行分析,教師學術流動與人口學變量(“性別” “年齡”)、區位變量(“地區”“國家”)和學位變量(“是否獲得博士學位”“職稱”)形成“一帶一路”學術職業流動影響因素的迴歸模型。其中,“地區”和“是否獲得博士學位”的相關係數分別爲0.124和0.262,且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具體擬合線性迴歸的因素在下面進行線性迴歸時,文章再深入討論並給出模型。課題組先給出迴歸模型的一般公式:

y=B0+B1x1+B2x2+…+Bkxk+ε(1)

式(1)中,B0,B1,B2,…Bk是模型的參數,即上述三類影響因素;ε爲誤差項。

由表4的流動模型係數可知,模型的調整相關度R2爲0.115,這表明對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流動而言,11.5%的變化範圍可以用“性別”“年齡”“地區”“國家”“是否獲得博士學位”“職稱”等的線性綜合值來進行同步評測。模型顯示,“年齡”“地區”“是否獲得博士學位”對“一帶一路”學術人才流動都有顯著影響。因此,通過“年齡”“地區” “是否獲得博士學位”可以對教師學術流動情況進行預測。 表3  “一帶一路”教師流動情況與各因素皮爾森係數

表4  流動模型係數

課題組將得到的流動模型係數中的不顯著因素剔除,把“年齡”“地區”“是否獲得博士學位”三個變量係數代入公式中,得到流動模型:

y=0.327X1+0.042X2-0.004X3+0.999+ε(2)

其中,y爲“進行學術流動”;X1爲“是否獲得博士學位”;X2爲“地區”;X3爲“年齡”。由模型(2)可知,“是否獲得博士學位”“地區”“年齡”三個變量中,“是否獲得博士學位”對流動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地區”,最後是“年齡”;“是否獲得博士學位”“地區”爲正相關,“年齡”爲負相關。

課題組進一步將“是否具有流動經歷”與“是否獲得博士學位”做成二維四象限圖,並將六個地區在相關象限的頻率做一呈現(見圖6)。可以發現,有流動經歷且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數整體較高,尤其在東亞、南亞和西亞地區表現明顯。但中亞地區不論博士還是非博士流動性都較差,這一點可能與其文化政治有關,如有學者提到,中亞各國的傳統文化相對保守,不利於加速融入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東歐地區與其他地區有一些差別,整體看來,該地區沒有流動經歷的教師多於有流動經歷的教師。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爲中東歐地區普遍較其他地區發達,各國內部可以滿足本科、碩士階段的教育需求。

圖6  “一帶一路”國家學術職業流動與學歷分類 四、 研究結論與不足

本研究通過將教師流動經歷細化,縱向歸類流動時段(本科、碩士、博士),分析“一帶一路”地區學術流動性強弱;將教師流動的地域進行劃分,橫向歸類流動區域,分析教師流動的方向和趨勢及“一帶一路”地域間流動情況;將學術流動與人口統計學、區位和學位變量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建立“一帶一路”人才流動模型並總結各區域博士化與流動相關情況。從上文分析可知,首先,從學術職業流動的時段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才更偏向於在高學歷階段的流動,且流動性水平較低。其次,從學術職業流動的區域來看,更多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傾向於向發達國家流動,且表現出本科階段更願意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習,碩士與博士階段更多選擇在發達國家就讀的傾向。在發展中國家間的流動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流動要多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流動,且由於地域、文化、經濟和高等教育質量等因素使一部分人才更願意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進行流動。將中國的出境人才流動的情況加以對比,同樣驗證了發達國家吸引了更多的學術流動人才的結論。而流動目的地主要爲俄羅斯、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家,用以上四個因素也可以得到解釋。最後,人才流動與“年齡”“地區”“是否獲得博士學位”是顯著相關的,並得到了“一帶一路”人才流動模型,這也再次證明了學術職業的國際化更容易在高學歷階段發生。將流動和不流動與博士和非博士做成象限表分析,更加明顯地展示了學術和流動間的相關情況。在“一帶一路”地區,東亞、東南亞、南亞以及西亞有流動經歷的博士生教師佔有絕對性比例。而中亞地區由於文化、經濟等原因,博士與非博士學位的人才都很少流動。中東歐地區不流動的比例略高於流動的比例,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相對發達的經濟情況與較優越的教育質量來解釋。

本研究是課題組嘗試建立“一帶一路”學術職業研究大數據庫的探索過程。到目前爲止,研究本身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限於篇幅本研究只回答了“一帶一路”學術職業“從哪兒來”的問題,尚未回答其“向哪兒去”的問題。二是樣本選擇的國別存在一定的失衡,區域代表性不足,按照最初的研究設計需要平衡沿線不同地區的樣本國數量,但實際工作中部分地區的大學包括著名大學缺乏英文版本的教師簡歷,也因此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樣本設計。三是樣本量偏小,一般的簡歷分析法樣本涵蓋幾百到數萬份簡歷不等,本課題組前期完成的中國研究型大學和學術機構簡歷庫就達到14萬份左右。“一帶一路”學術職業簡歷庫建設面臨工作語言等現實困難,建設難度和工作量大幅增加,本課題組將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增加樣本量和樣本代表性,形成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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