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企划：大学筹资】林成华：战略慈善时代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模式选择与运作策略

作者简介: 林成华，讲师，高等教育学博士，从事高教发展战略、大学筹资、科教创新管理研究。胡炜，浙江大学校长助理，发展联络办公室主任，校友总会、教育基金会秘书长，从事大学公共关系、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引用本文: 林成华, 胡炜. 战略慈善时代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模式选择与运作策略[J]. 高校教育管理, 2018, 12(3): 51-57.

摘要： 波特“战略慈善”思想的提出，开启了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新时代。文章从市场和竞争力两个维度分析了战略慈善时代强制性捐赠、回应性捐赠、利他性捐赠和战略性捐赠四种典型企业高等教育捐赠行为模式的动力机制和行为特征，从加大战略投入、设立配比基金、创新捐赠模式和强化绩效评估四个方面总结了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运作策略，并从理念革新、制度供给、管理模式创新、行业组织发展、文化培育等方面讨论了我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战略慈善；捐赠行为模式；运作策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战略慈善理念的兴起与实践，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开始进入战略慈善时代，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由传统的“被动施善”走向了“战略谋善”。战略性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与企业发展战略、战略性人力资源储备、技术革新、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公共关系和品牌传播策略等紧密联系，成为企业改善公共形象、提升企业运营绩效、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战略性企业高等教育捐赠进一步加强了企业与高校的战略互动与合作，在扩大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来源，促进知识传播、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推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公共福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充分调动企业力量增加高校投入，充分发挥产教融合的乘数效应，不断拓展高校的“自我造血”功能和办学格局，是我国“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文章旨在分析战略慈善时代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模式选择与运作策略，以期为我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战略慈善:从理念到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公民理念的盛行，企业一方面需要应对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还要回应股东追求高额回报的诉求，企业必须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于是战略慈善思想应运而生。早在1986年，美国学者亨特（Avery Hunt）在其论文中首次使用“战略性慈善行为”概念并介绍了企业战略性慈善行为的核心特征。后来，美国很多学者对企业战略性慈善行为做了进一步阐述。洛格斯登（Jeanne Logsdon）等人认为企业战略性慈善行为是既有利于企业商业利益又服务于受益组织或个人的慈善行为。黛比（McAlister Thorne Debbie）等人认为，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是综合运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核心资源以实现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企业慈善行为真正被标上“战略”内涵并形成理论是在2002年。2002年，迈克·波特（Michael E. Porter）把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内容与分析方法融入了企业战略慈善，他在《慈善行为的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一文中提出了“战略慈善”（Strategic Philanthropy）的概念及钻石模型。他指出，需求条件、要素条件、战略与同业竞争、相关支持性产业构成企业竞争环境的四大要素。企业慈善必须要与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结合起来，着眼于企业外部竞争环境四要素的改善，从而获得长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波特战略慈善理论奠定了美国企业战略性高等教育捐赠的思想基础，它使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与企业发展战略紧密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总额持续提升，2015年高达57.5亿美元，金融危机也未造成企业高等教育捐赠大幅削减（见图1）。这意味着企业对高等教育捐赠的社会效应价值评估趋于理性，高等教育捐赠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如通用公司基金（GE）的“人类健康发展研究项目”、思科公司的“思科网络技术学院项目”、IBM的“U100大数据百校合作计划”、英特尔的“伽利略电路板捐赠项目”等，这些项目把企业优势业务、发展战略与高等教育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

模式选择：从合法性驱动到竞争力驱动

战略慈善时代，企业高等教育捐赠行为的选择体现了一个企业对高等教育价值的认知、对社会需求的回应程度和对企业竞争力的价值追求。从内在逻辑看是企业对竞争力的持续追求，从外在逻辑看是企业对社会（市场）需求的不断回应。根据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把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行为模式分成四类：强制性捐赠、回应性捐赠、利他性捐赠和战略性捐赠（见图2）。

图2 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行为模式分类模型

（一）强制性捐赠：合法性驱动

强制性捐赠是一种强市场需求导向的被动适应式企业高等教育捐赠行为模式。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国家法律法规、经济政策、行业规范、社会道德以及突发事件和公共舆论等外部环境对企业捐赠决策具有强制效应。例如政府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或政策工具强制或变相地强制企业捐赠，与企业密切相关的行业组织打着“自愿”的幌子动员企业捐赠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即便不愿意也会象征性地做出捐赠。企业在这些外部强制性要素的影响下做出的高等教育捐赠决策，其主要目标并非指向提升企业竞争力，而是为了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寻求企业存在的合法性。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理论的普及，很多企业迫于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而纷纷涉足教育慈善，以提升企业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是一种公益寻租行为。对企业而言，他们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行业性社团组织乃至社会公共舆论的支持，特别是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他们是政策和规则制定者，掌握着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项目审批权力和稀缺资源。企业通过高等教育捐赠行为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行业性社团组织、社会公众以及市场中现有或潜在的交易对象传递一种积极信号，努力使企业与已有的国家法律政策、行业规范、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理念保持一致，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舆论支持，增强企业存在的合法性，降低或消除外部强制性约束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从而大大降低潜在风险和交易费用，进而获得更大的收益。

（二）回应性捐赠：问题驱动

回应性捐赠是外部市场力量和内部竞争力追求互动调和的一种折中捐赠行为模式。它强调的是除了要遵守国家法律政策、迎合社会舆论外，企业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应积极主动地回应社会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特别是广大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诉求，其本质是对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平衡，最终目的是建立更加雄厚的社会资本提升企业竞争力。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实体，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想要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就需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企业不仅要对股东和广大投资者负责，还要对企业员工、供应商、消费者、社区组织、政府部门、高校、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媒体等众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社会公共问题做出恰当的反应，有效地解决他们的问题，从而使企业这个子系统与其外在的大环境和谐共生，最终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机构是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它可以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它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回应性高等教育捐赠往往是企业对主要利益相关者诉求和社会公共问题的回应和调和，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性，如繁荣大学基础性研究和前沿问题研究的捐赠项目，支持为培养优秀从业人员和提升员工能力提供教育培训机会的捐赠项目，促进社区教育、社区环境改善和企业员工生活质量提升的捐赠项目，有利于提高特定消费者群体满意度与忠诚度的高等教育捐赠项目等。

（三）利他性捐赠：价值观驱动

利他性捐赠是弱竞争力导向、弱市场需求导向的自主式企业捐赠行为模式。利他性捐赠是指企业基于非强制性、非法律政策或伦理规范要求的自愿自主的捐赠。利他性捐赠主要受企业价值观驱动。著名学者杰弗瑞·普菲佛（Jeffrey Pfeffer）认为，企业道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捐赠决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慈善价值观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相似的情境下，企业捐赠行为依然有着巨大差异。利他性捐赠与其他类型的捐赠不同的是，它强调从企业内部条件出发而不是从外部环境出发做出捐赠决策。这一内部条件主要是企业冗余资源的丰富程度。企业冗余资源就是企业可自由裁量的资源，它可以缓解环境对组织的冲击，进而发现新的机会。利他性捐赠的实质就是在一定的价值观驱动下企业对自身冗余资源的有效利用。由此可见，一定的企业内部条件可以促使企业主动通过捐赠行为改善外部环境，而非一味地被动适应环境。利他性捐赠往往要牺牲部分商业利益来为主要利益相关者或社会大众提供无条件的补偿和福利，这在早期被认为是降低企业财务绩效、损害股东利益的奢侈行为。在不断发展的企业捐赠实践中，很多企业慢慢发现，利他性捐赠其实并非纯奉献，它有利于改善主要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大众对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印象，促进企业社会资本或声誉资本的形成，进而改善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并最终为企业带来回报。

（四）战略性捐赠：竞争力驱动

战略性捐赠是一种强竞争力导向、强市场需求导向的捐赠行为模式。波特认为，战略性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性应用，他强调不应把经营活动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立起来，应从更广阔的企业战略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找到经营决策与社会政策的交融点，并以此来选择与其核心业务相关的社会责任，最终将社会责任整合到企业自身的核心战略框架中。战略性捐赠是企业对回应外部市场需求和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动战略谋划，是一种“文明的自利”（Enlighten Selfinterest），是当代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主流模式。如通用汽车公司的PACE教育推进伙伴计划，其联合多家企业向全球合作高校捐赠超过120亿美元的软件设备、培训咨询服务和助学金，把企业核心业务发展和高等教育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企业的冗余资源增加了汽车行业高层次人才的战略储备，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公共形象，实现了核心业务的持续增长；诺华公司捐资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建立高级细胞疗法研究中心，与大学一起推动癌症治疗新技术的研发，以保障充足的战略性后备产品支持；沃尔玛公司捐资的零售明日之星培养计划，为全世界高职院校学生提供零售经营课程，促进本土化零售业人才的培养，增加行业人才的战略供给。战略性高等教育捐赠进一步加强了企业与高校的战略互动与合作，实现了企业、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多赢，特别是在促进战略性人才培养、前瞻性问题研究和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运作策略：从战略投入到绩效评估

随着企业战略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和战略慈善理念的普及，发展战略性高等教育捐赠已成为当代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主流趋势。为了有效推进战略性高等教育捐赠，很多企业纷纷加大了战略投入，设立了匹配基金，大力推进了捐赠模式创新，并加强了对高等教育捐赠项目的绩效评估，以实现战略性高等教育捐赠的最佳绩效。

（一）加大战略投入

自波特提出战略慈善理念以来，很多企业把高等教育捐赠作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纷纷加大战略投入。一是做好战略规划。企业捐赠行为不是单纯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纯粹的“无私”奉献，而是要以“改善企业外部竞争环境、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为目标，把企业战略、核心资源、经济目标、人力资源开发、技术革新、企业文化建设和高等教育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企业把高等教育捐赠本身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捐赠作为一种对企业知名度、美誉度、市场拓展、技术研发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战略性投资，通过增加对企业内部捐赠管理体系的战略性投入和冗余资源的有效管理来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完善组织架构。为了更好地实施战略性捐赠，很多企业通过成立企业公益基金会或“企业社会责任部”“公共关系与营销部”等组织机构来负责战略性捐赠项目的运作管理，同时委任一名企业高管来专门负责战略性捐赠工作。三是推进捐赠管理队伍的专业化。企业通过聘请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从业经历的人员来负责战略性捐赠的运作管理，以不断提升捐赠运营的专业化程度。四是完善信息化支持系统。互联网时代的捐赠项目运营是大数据驱动的管理，数据平台与新媒体的融合大大提升了捐赠管理效率。

（二）设立配比基金

大多数美国企业都设有员工捐赠配比基金，支持员工参与战略性捐赠，如鼓励员工在母校设立奖学金和捐赠教席等。《捐赠数据2017》显示，90%以上的受调查企业设有员工捐赠配比基金，其中88%的受调查企业设有至少一种配比捐赠项目，87%的受调查企业的捐赠配比比例为1∶1，部分企业为了支持特定合作伙伴或特别项目把比例提高到2∶1或3∶1。很多企业配比基金总额高达百亿美元，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以150多亿美元的潜在配比总额位居2016年美国企业捐赠配比基金排行榜第一名。2015年，美国635所高校获得企业配比基金共1.5亿美元，占企业捐赠总额的4.2%，其中私立本科类高校获得企业配比捐赠基金最多，占企业年度配比捐赠总额的22.6%。企业捐赠配比项目主要包括整年政策项目（Yearround Policy）、车间捐赠运动（Workplace Giving Campaigns）、志愿服务奖励项目（Dollars for Doers）等。企业捐赠配比基金除了配比现金捐赠以外，还对员工的志愿服务时间折合成一定金额进行配比，以鼓励员工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如福特公司对员工志愿服务时间以每小时25美元的额度进行配比。《捐赠数据2017》显示，企业员工参与志愿服务项目的比例逐年提高，2013年有28%的企业员工参与志愿服务，2016年这一比例达到34%。企业越来越重视应用员工擅长的技术来参与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或推动与大学等非营利性机构之间的合作。企业员工捐赠配比基金制度把“企业公民”和“社会公民”的角色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增强员工的企业归属感、营造浓厚的捐赠文化氛围和提升企业外部形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推进模式创新

在高等教育捐赠事业中，走在前列的众多美国大型企业不仅在捐赠水平上不断提高，它们还通过跨部门合作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通过影响力投资等方式不断推进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模式的创新。近年来，美国“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蓬勃兴起，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作为一种新的慈善投资方式获得了长足发展。社会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解决某些社会问题为目标，兼顾投资回报和公益投入。社会企业不同于慈善基金会，慈善基金会投资领域较为广泛，其投资目标是为了基金增值和捐赠项目可持续，而社会企业本身就是投资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社会效益是其首要目标，它通过投资社会公益事业并以其投资收益来维持企业的可持续运转。它的捐赠不是纯慈善，而是在洞察社会需求的基础上，选择那些覆盖面较广、对社会发展有着长期重要影响的领域进行捐赠和投资。然而，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单一企业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共同参与。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是企业实现技术革新和持续发展的“思想库”、“创新源”和“人才泵”。因此，美国现代企业在捐赠高等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受益群体的参与，注重与具有共同使命、共同兴趣或优势互补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广泛合作，不断推进捐赠模式创新，提升捐赠的社会影响力。

（四）强化绩效评估

现代企业普遍追求捐赠需求的高匹配度、项目管理的高透明度和项目运作的高质量、高效益。《捐赠数据2017》显示，现代企业越来越注重对捐赠影响力的评估。2012年，有76%的企业开展捐赠项目影响力评估，2016年这一数值增加到87%，企业普遍认为加强捐赠项目的影响力评估对于企业优化捐赠决策、强化与受赠机构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报告还显示，90%的企业基金会有专人负责捐赠项目评估，34%的企业基金会设有评估部门。捐赠影响力评估遵循“投入（Inputs）捐赠项目活动（Activities）产量（Outputs）产出（Outcomes）影响（Impacts）”的基本逻辑框架，捐赠项目的产出和影响主要包括社会影响（Social Impact）、商业利润（Business Benefits）和投资者回报（Investor Returns）。美国企业慈善激励委员会（CECP）提出了三种捐赠影响力评估方法：一是正式影响力评估（Formal Impact Evaluations），强调企业捐赠行动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力；二是效果测量系统（Outcomesmeasurement Systems），专注于测量企业捐赠项目的近期效果；三是组织影响潜力评估（Assessment of the Organization′s Impact-achievement Potential），侧重于从组织视角测评企业达成既定影响力目标的潜力，是常用的企业捐赠影响力自我评估方法。报告还显示，2012年至2016年五年间，重视捐赠影响力评估的企业，其捐赠/利润比率从2012年的0.1%提升到2016年的0.145%，增长率高达45%，可见捐赠影响力评估对企业捐赠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我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启示

现代大学和企业已经互为重要利益相关者，成为相互支撑的发展共同体。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经久不衰，从强制性捐赠、回应性捐赠、利他性捐赠发展到今天的战略性捐赠，在推进企业与高等教育互动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发展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助力“双一流”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倡导“企业公民”和“战略慈善”理念

首先，我们要引导企业重视高等教育捐赠的价值。高等教育机构具有智力、科研和人才优势，具有稳定持续的社会影响力，捐赠高等教育是企业慈善的理性选择。捐赠高等教育除了能提升企业公共形象外，还可以通过支持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来促进企业技术升级、管理升级和增加人才储备，进而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我们要广泛宣传“企业公民”理念。作为“企业公民”，企业对顾客、股东、供应商、经销商、员工以及所在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外部自然环境和社会公共治理等方面具有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正所谓“小赢赢于智，大赢赢于德”，企业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实现短期繁荣，但是要实现长远发展则一定需要从社会的普遍价值准则中去吸取力量。最后，我们还要大力倡导“战略慈善”理念。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是以“企业战略目标”为导向的战略投资，它可以为企业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收益。现阶段，用纯粹无私的高道德标准去要求企业捐赠显然不现实，我们要鼓励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把其社会责任因素纳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中，允许企业捐赠在道德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

（二）加强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制度供给

首先是完善相关法律的操作细则。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相关法律先后出台，但这些法律条款比较宏观，我国亟须出台相关的操作细则，以指导企业高等教育捐赠实践。法律要对企业高等教育捐赠资产使用、投资运作、信息披露、监督和激励举措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针对捐赠资产不按规定使用，侵吞、挪用捐赠资产，诈捐等问题，我国应建立责任追究和公益诉讼制度，赋予任何人和组织为了保护公益资产不受侵害而提起诉讼的权力。其次是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积极性。我国可把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税收抵扣比例由现有的12%提高到15%以上，对于符合条件的捐赠还可以实行全额税前扣除。对实物捐赠和员工志愿服务时间制定统一的价值计算方法和程序，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同时我国还要完善捐赠税收监管制度，严禁税收政策被恶意使用，如企业和受赠机构虚构捐赠行为骗取税收优惠等行为。最后是完善政府捐赠配比政策。中央政府应把捐赠配比高校的范围扩大至地方院校，对财力薄弱的中西部省份加大倾斜力度，以兼顾公平。各地方政府也要制定相应的财政配比政策，充分发挥政府财政配比资金的杠杆作用，进一步扩大配比政策的规模和覆盖范围，鼓励企业捐赠高等教育，形成中央和地方共同发力的良性互动格局。

（三）推进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管理模式创新

战略慈善时代，企业在高等教育捐赠的过程中更加彰显自己的个性主张，更加注重捐赠模式创新，注重对捐赠实施过程的参与和捐赠效果的评估。因此，在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发展过程中，我国要积极推进捐赠管理模式的持续创新。一是我国要在企业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建立起一种“战略互补”和“问题驱动”的捐赠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战略框架内整合资源，共同致力于某一特定社会问题的解决。二是高等教育机构要在捐赠管理模式上持续创新。战略慈善时代，企业的捐赠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和战略性。企业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战略规划、捐赠项目设计、捐赠管理使用以及捐赠人认可答谢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在捐赠理念、机制建设、项目策划、流程管理等方面不断革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和企业不断升级的捐赠需求。三是企业要从长期战略的高度，推进高等教育捐赠管理模式的创新。企业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公共关系部门建设，推进企业基金会的专业化运作。企业要通过设立捐赠配比基金、鼓励员工参与志愿服务、推进影响力投资等方式营造良好的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文化氛围；通过持续的项目创新、管理变革和绩效评估，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四）扶持企业高等教育捐赠行业组织发展

发达的行业组织是美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重要特征和成功经验。美国企业慈善激励委员会、美国教育促进与支持委员会、美国教育资助委员会、国家慈善与法律中心等一批相关行业组织，它们使企业与政府和大学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达成有效的沟通和联系，在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制定行业标准，协调行业成员行为；二是加强行业监督和行业自律；三是统计、分析、发布本行业基本数据；四是对本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开展研究，提出建议供行业成员和政府机构参考；五是提供信息咨询、教育培训、会议、行业资格认证等服务。因此，大力扶持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相关的行业组织对于我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事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现已成立了“基金会中心网”“中国企业家协会”等相关行业组织，但与美国相比差距巨大。我国应尽早成立“中国企业慈善激励委员会”和“中国教育促进与支持委员会”，通过这些行业组织来研究制定中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行业标准、伦理标准和实践原则，开展行业基础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发布，开展对企业高等教育捐赠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等来推动中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行业自律、行业监督和行业自治。

（五）加强舆论正面引导和企业捐赠文化培育

总体上看，我国当前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文化氛围不浓，参与度和捐赠规模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因此，我们要总结典型经验，加强舆论宣传，带动企业全口径的捐赠文化建设，为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提供持续的文化驱动力。政府要加强对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使捐赠税收优惠和捐赠配比政策广泛传播，充分发挥政策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要加强国家、行业和高校层面对企业高等教育捐赠典型事迹的表彰和宣传。如政府可通过“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排行榜”“企业高等教育慈善年度人物”等评比表彰方式，树立企业高等教育捐赠典型，通过典型的标杆作用来影响一批、感召一批、带动一批，并最终形成鼓励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我们还要完善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回馈机制。政府、行业机构和高校可以从各自层面根据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水平给予企业合理回报。这个回报可以体现在税收优惠、企业荣誉、企业文化传播、潜在市场开发、技术革新、优秀人才集聚等方面。此外，新闻媒体要承担起普及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意识、弘扬企业高等教育捐赠文化的社会责任。在我国企业高等教育捐赠事业还不发达阶段，我们应有适度包容的态度，不能以捐赠去向、受益群体、捐赠数额的多寡等简单评价企业捐赠行为，不能对企业高等教育捐赠进行道德绑架，尽量营造一种宽容的舆论氛围，使更多的企业通过高等教育捐赠实现企业、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相关各方的共赢。

大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璀璨星河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经受世代更迭、经久不衰，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延续性。它架起了人类摆脱愚昧无知、探求科学知识、追求文明进步、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桥梁。现代大学的发展，使人类世世代代的知识与智慧得以传承与升华，使人类创造的灿烂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支持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支持大学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无不得到企业高等教育捐赠的重点关注。我们需要从制度、文化、理念和运作模式创新等方面为企业战略性高等教育捐赠事业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企业战略性高等教育捐赠的重要载体作用，激发校企合作动力，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推进大学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发展。